主持人(黃益平):三位專家的發言,我聽了之后感覺很有啟發。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有非常明確的宏觀政策視野和角度,第二,有非常具體的調查數據。我覺得做的非常好。 我們三位專家講完了以后,大家一起討論,提問題也好,或者有評論也好,下面請在場的專家發言。 李羅力:我想總結的時候講,我理解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為什么出現一種悖論,一方面就是剛才樊綱講的出現民工荒,農民工退出城市。我提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民工荒是全國民工荒,還是沿海地區的民工荒?這一點要搞清楚,是我們全國從東部、中部、西部都有民工荒?還只是東南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二,東南沿海地區產業升級的趨勢很明顯,這對我們現在農民工退出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是什么影響?
我們現在城市化不是僅僅表現在東南沿海大城市發展,中西部地區城市也在發展,它對于農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民的吸引力在加大。所以很多原本去沿海地區打工的人不再去沿海了。所以,在研究沿海城市民工荒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下這個因素,而不能僅僅將其歸結為城市收入太低。這是我的個人觀點。
李曙光:我是搞法律的,對農民工進城和產業升級沒有什么研究,但是我們因為這個題目涉及到農民工進城和制度安排,制度從法律上講,它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政治制度。今天討論了幾個很關鍵的概念,比如什么叫農民工?從法律上來說農民工需要有一個準確的定義,才能進一步弄清楚他們的流動性有多大。
第二、從法律角度來看,農民進城涉及到城鄉二元結構。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就要改革戶口制度。而要改革戶口制度,可能就會涉及憲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我們的憲法里面也沒有對工人、農民有一個準確的定義。所以,改革戶籍制度,定義農民、工人的身份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三、從法律上來講,自由遷徙是最大的自由,但我們戶口制度嚴重阻隔了人民的遷徙自由。此外,二元戶籍制度還限制了的一些政治權利和商業活動,比如選舉權,經商的權利等。所以,要推進城市化進程,我們必須打破二元戶籍制度,這樣才可能確保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權益。此外,從法律上確保農民的身份,還可以保障他們的土地權益和收益。
仲大軍:城市需要農民,更需要勞動力。我在想,什么樣的產業、什么樣的地方需要這種勞動力,一般的服務業需要這樣的勞動力。但是,現在很多大工業往往都不在城市里了,已經轉移出城市了,所以大量的農民工不一定都要進入大城市,進入工業地帶就可以了。從杭州到寧波就是一個工業走廊。我們今天說把農民引入城市就進行了工業結構升級了,假如沒有需要農民的工作他來了沒有用。這是有限度的,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不需要了。
我還在考慮這個問題,農民工與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問題,也就是技術產業升級的問題,假如農民工永遠是低技能的勞動力,如果我們只用大量簡單的農民工的話,那我們始終是粗放型的最簡單的加工業。假如以后都是高科技、高技術的產業,那農民工確實無用武之地。我們的視角是不是從這方面考慮一下?如果農民工仍然是低教育層次的,那隨著整個中國產業結構的發展,如果向高技術層面發展的話,這種簡單勞動力會越來越少。
李津逵:剛才兩位的發言,其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結點,就是說中國的財政越到低級越沒有自主權,而大軍老師剛才講的,現在工人都集結在工作地帶而不是城市,確實是這樣,他們所處的地方都是鄉鎮一級,每年的工商稅收60多個億,但是可支配才6億。
深圳研究調研的大浪,屬于農化新區,一個街道辦中間的一個社區,13萬人只有5個籃球場,因為現在這些都是新生代的農民工,都是育齡青年,每年新生的人口是1300,也就是說新增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這些錢都在哪呢?都在深圳市,深圳市拿這些錢開大運會,能夠花在公共服務上的錢是非常少的?,F在勞動力市場已經在發生逆轉,過去進場要3、5百塊錢的介紹費,現在不需要,過去要有押金,現在不需要,過去15歲到25歲的女工才能進場,現在45歲也能進場,確確實實發生逆轉,但是公共服務這塊不是市場調節的,我們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忽然良心發現把這個東西改進了呢?我就想提這個問題。
張幼云:我只想補充一點,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農民工進城的問題,除了經濟的發展,過去30多年來農民工功不可沒,他們的貢獻和他們現在所受的待遇是很不相稱的,我們就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發展模式。
我想在這里提一下,就是從人的基本權利,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農民工進城的問題。因為我覺得首先農民工這個稱謂,大家也是有共識的,這是很不科學的,它帶著等級,農民是他的社會地位,工是他的職務,這是很不公正的?,F在我們有一個新詞就是新生的農民工,我想等到新生的農民工的下一代,又是孫子輩的農民工。如果我們這個制度不改變的話,就會沿襲這種不平等的狀況。
我們國家在本世紀初已經批了111號勞動公約,這就是講機會平等,待遇平等,這里有一個反歧視的問題,有一個社會背景的問題。戶籍制度不一樣,你的待遇就不一樣,你的權利就不一樣,你是在同一個國家的人民,但不享受同等公民的待遇,所以我想要進行制度的改革,從根本上消除這個東西。因為現在農民工進城的問題,不能講因為現在產業升級了,那低端的工作就是農民工進城,他們做不了,他們必然就會跑,但是他們農民工進城,現在我們暫且用農民工,他們進城、進入勞動力市場、進入城市化的時候,他們是在一個平等起高線上嗎?我們捫心自問,農民工的小學教育、公共資源、教育水準和城市的是一樣的嗎?所以,我覺得要超出農民工進城的角度來看待農民工進城的問題,也即要從社會發展、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工進城的問題。
李德水:農民工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含義,他是農民,他不完全是一個工人,但從人權和公正方面加以改進,假如說他還享有完全跟城市同等的待遇,那么他在農村的土地就變成了他的財富,這就不公平了。所以農民工不完全是歧視的概念。制度安排不能講人權,因為他是農民工他就受歧視了,農民的土地如果取消了,你可以講歧視農民,我就講這么一句話。
主持人(黃益平):相信大家有很多話還要說,有些問題我相信我們下面還要繼續討論,但時間關系,我們現在只好先告一段落,下面進行茶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