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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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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以來，北京及全國多地均遭到霧霾困擾。霧霾的加重讓城市空氣質量嚴重污染，多地PM2.5及PM10監測指數達到頂峰數值。北京霧霾！SOS！有網友驚嘆：“空氣有毒！”也有網友在微博中寫到：現在北京的空氣污染是“厚得載霧”，望各位“自強不吸”。在霧霾籠罩的日子，就連一些北京人也都帶著一家老小奔赴海南、云南等地以度假的方式逃離北京。而新華網記者朱旭東的評論——“多少年以后，在外行走的旅人，累了、餓了，找個地方歇歇，最期盼的，估計是吩咐店里的伙計：來兩斤上好凈水，三壺新鮮空氣。”讓人們在莞爾一笑之余，憂慮的是：誰來拯救我們的空氣？
霧霾，城市病的集中爆發
記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冬季三個月的霧霾天數主要集中在1、2月份。在39天的霧霾天中，30天集中在了1、2月份。這相當于北京市民每隔一天就要經歷一次霾天氣。極端惡劣的天氣不由使人想到困擾現代社會的“城市病”。
所謂“城市病”是指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表現在城市規劃和建設盲目向周邊攤大餅式地擴延,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
近年來，我國城市化的顯著特點就是城市規模的擴張。像北京等一線城市，盡管“攤大餅”的城市發展模式一再被詬病，然而“大餅”依然越攤越大。
一位曾于1992年至1996年在京工作生活了近五年的網友這樣寫到：1992年的北京北四環還在籌建，三環還才剛剛全面通車，東西三環以外還比較冷清，北面中關村、亞運村人煙稀少，方莊還在籌建，西面五棵松一帶還是村莊，沿長安街往西過了翠微路一線西面的高樓就屈指可數了。當時西客站也還在建設中，真正算得上熱鬧的也還是東西二單，南面前門，北面新街口一帶，那時感嘆的是建國初期的首都規劃者們很有遠見，長安街修得那么寬，天安門廣場規劃得如此之大，顯得如此壯觀，在那全國都沒有幾輛車的時代，有如此遠見著實不簡單。每隔幾年到北京一次，根本不能想象它那建設速度，它的變化之快近乎變戲法。四環、五環、六環，城區一下子擴大了數倍！人口似乎也翻了幾翻！其十五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啊！
對于該網友認為“北京的高速發展，也是全國各地區各城市迅猛發展的一個縮影。”，可以從《望東方周刊》的一篇報道得到佐證：從1990年到2010年20年間，通過衛星遙感技術發現，中國城市擴張令人吃驚。排名第一的是河南永城，一個縣級市，1990年的建成區面積是0.23平方公里，短短20年發展到18.21平方公里，擴張了20倍以上。排名第二的是浙江慈溪，建成區面積由不到3平方公里變為213平方公里左右。文章提到，中國另有19個城市擴張了10—20倍，66個城市擴張了5—10倍。
有專家指出，幾乎到了“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的地步。決策者們總是在絞盡腦計為瘋狂的城市化尋找動力。由于在新城建設的過程中，存在過多地依賴于土地、勞動力等廉價資源的投入、發展模式粗放等問題，新城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犧牲自然環境的基礎上，以至于把“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說得比唱得還好聽。雖然發展是硬道理，也雖然保護環境也是決策者們喊得最為響亮的口號，但在一樁樁“城市病”引發的嚴酷的事實面前，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為近乎瘋狂的行為反省和悔過？
在城市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北京城市人口數量屢創新高。根據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統計，2001年，北京共有常住人口1383.3萬人。10年之后，也就是2011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000萬大關，達到2018.6萬人。
就近年來北京市常住人口快速膨脹，北京市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于秀琴曾警告說，北京人口一年增加一個中等城市的規模，其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不容忽視。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近日指出：“今天人們討論的城市化，其實主要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情。中國曾經在90年代出現過加快城市化，更多的資本集中在大城市，同時因資本龍頭要素的作用，帶動其它要素也流向大城市，于是乎出現大城市超前發展，但同期也帶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病，比如現在的嚴重污染，特別是大家最近遭受到長時間霧霾的影響，誰都知道這是人口在大城市過量集中所帶來的一個代價。”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也直言，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其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隨著全國城鎮化率超過52%，我國進入了“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對居民生活和城市發展的不利影響日益顯現。
辜勝阻分析，從范圍上看，中國城市病發生的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少數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部分省會城市甚至二三線城市空氣質量和水質量問題也令人堪憂。“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越來越突出，喝干凈水、吸清潔空氣已經成為重大的民生問題。”
據聯合國有關報告，包括我國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在內的13個世界大城市均受到大氣褐云的嚴重影響，不利于氣候、公眾健康和經濟發展。而溫室氣體效應和快速城市化正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今年1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分析》報告也指出，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之中，仍有7個位于中國。
城市化、工業化要與自然環境尋求平衡
霧霾天氣是怎么形成的？專家在不同場合都給出了解釋。綜合來看，首先是主因，即污染物排放，這包括工業粉塵、冬季采暖燃煤以及機動車尾氣等。以2010年為例，我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都超過2200萬噸，位居世界第一，工業煙粉塵排放量為1446.1萬噸，均遠超出環境承載能力。2012年，我國汽車保有量超過1億輛，汽車尾氣排放成為大中城市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其次是誘因，在不利的氣候條件下，如大氣擴散條件差，污染物排放在低空不斷積累。主因加上誘因，極易造成嚴重污染，出現霧霾天氣。專家指出，無論如何，霧霾天氣的形成，更重要的還在于內因，即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環境污染。
中科院一份關于“北京霧霾檢出危險有機化合物”的報告特別指出，今年1月京津冀地區的強霧霾事件，是一次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共同作用的事件，但是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人類污染物排放顯然是造成長時間霧霾天氣的“主謀”。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牛鳳瑞在談到這一問題時也分析認為，霧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顆粒物組成。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顆粒物主要由發展工業特別是發展重化工業造成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較長時間以發展重化工業為先，再加上大規模城市化和城鎮化，需要大量鋼材和水泥，這些需求無法通過進口來解決。
霧是自然，霾是人工。因而持續霧霾其實是工業文明對自然損害程度的直觀展示，是對人類將承擔的污染后果的現身說法。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蔡義鴻直言：“中國的許多區域城市正在為此前的混亂無序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粗放的經濟增長和唯GDP的政績觀付出沉重的環境代價。”
美國《僑報》文章認為，肆虐的大霧不僅打亂了城市的節奏，更給中國城鎮化敲響了“發展警鐘”。
的確，在生存環境讓人膽顫心驚的同時，經濟賬的代價同樣令人觸目驚心。中國環保部此前發布的一份綠色GDP核算結果表明，從2004年到2009年，環境污染的代價已從5118億元提高到9701億元，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污染代價持續上升。這樣局面的形成，的確不是人們期望的生活，“‘北京咳’其實僅是北京空氣質量下降的一個表象而已，空氣污染對健康還會造成其他傷害，如引起皮膚過敏或皮炎、眼結膜炎或造成角膜損傷等等。來到城市本來是為了生活更舒適、更美好。但美好的生活絕不是出門就要戴口罩，住在高樓里擔憂‘北京咳’。穩妥、有序地走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之路才是正道。”蔡義鴻說。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出席今年全國兩會時說，“相當一部分的GDP發展是以犧牲了生態環境為代價的，以后都是要還的，代價很大。”鐘南山說，要改變把GDP作為政績的考核標準，“GDP第一？還是健康第一？現在已經到了要認真考慮的時候了。以前還覺得環境問題比較遠，只需要兼顧一下，現在不是要兼顧，而是發展到了瓶頸”。
“當前，應該考慮的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目前我國雖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但生產的產品較為低端，污染也較為嚴重。大多國外電子產品和服裝產品等的代工廠都在中國，而且許多設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上世紀80年代淘汰掉的。生產鞋子和只穿鞋子對環境的消耗肯定不一樣，所以必須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牛鳳瑞說。
央視財經頻道評論員劉戈則認為，相對而言，霧霾的產生和人類生產生活相關度更高一些。但那些完全忽略地形、氣候條件，用霧霾否定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看法也不科學。北京今年的霧霾天氣一下子增加這么多，而現實情況卻是汽車總量增加很少、擁堵并未加劇、城區使用天然氣比例顯著提高。所以霧霾天氣突然增加到底有多少氣候原因、到底有多少人為原因也需要用科學的態度和手段深入研究。
霧霾對城市規劃提出挑戰
有觀點認為，北京霧霾檢出危險有機化合物是城市規劃建設“攤大餅”的必然結果，對此，《城市化》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北京海渤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城市化委員會企業家委員邵念強認為：“雖然不同的城市空氣中所含PM2.5的成分不同，比如山西可能含的煤的成分多，但像北京，汽車尾氣排放一定是主要原因。”在他看來，合理的城市規劃應該減少人們的出行，可是過去這些年，我們看到，睡城的出現、商業中心、工作地點與居住區的分離等等都大大增加了人們的出行量。
“另外，像倫敦、香港都非常注重公共交通的發展，可是10年前我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些，繼而在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很多人都依賴私家車出行，一個人開車上班的現象很普遍，這些斗無形間加劇了PM2.5的排放。”遺憾的同時，邵念強也表示：“現在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也是進步。”
北京希埃希建筑設計院院長、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孫奇昌卻表示，“霧霾的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不能簡單歸咎于城市‘攤大餅’造成的。但這一現象的形成是我們在規劃建設城市的過程中，不論大中小城市，都一直堅持要做綜合性城市的結果。”
“瀏覽北美及歐洲的一些城市，往往沒有集中的大型工業區，而是充分地滿足居民生活和休閑的需要，城市首先就是用來居住的，辦公及商務是人們生活組成的一部分，簡單地追求GDP,而將生活和生產簡單地混合，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生活的環境和品質。而且我們有些城市在規劃布局中，工業區經常處于城市的上風向，由于風向沒有處理好，也常常造成城市空氣污染加劇。”鑒于以上分析，孫奇昌直言：“這也在拷問我們：是要GDP ，還是要優良的生活環境？”
此外，孫奇昌認為，“霧霾的發生還與特大型、中大型城市的發展有關。”他說，一個城市的占地面積能夠容納多少人口、多少機動車，都是能夠計算出來的。像北京，短時間內人口和機動車的激增，勢必造成城市承載功能不堪重負。這也是為什么要加快建設衛星城，加快人口從中心分流的原因。在他看來，像多倫多，法蘭克福都應該是北京認真學習，加以改進的案例。“畢竟，一個城市的容量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無限制增容的結果就是對人們生活品質無限制降低的根本原因。”
北京富達爾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城市及產業規劃專家、城市化委員會企業家委員劉世能表示，“攤大餅”只是簡單的城市空間規劃，它造成了大量的交通堵塞，如果從交通的角度講，汽車尾氣排放確實造成了霧霾。不過，霧霾的成因除了與尾氣排放有關外，還與周邊工業污染、建筑工地揚塵等有關，也就是說，與城市粗放型的工業發展有關。
他建議，從規劃的角度，首先，在城市空間上，要分散過于集中的城市中心功能，減少交通流量；其次，要大力發展軌道交通，減少機動車出行。從城市定位、經濟角度、產業發展角度以及人力資源等角度看，北京不應搞大量的工業，像大興，之所以污染比較嚴重，就是因為發展大量的工業所致。實際上，北京搞工業并沒有優勢。因此，今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將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應該說，我們的城市在發展方面往往只注重硬規劃，不注重軟規劃，多數政府官員對此并不十分清楚。”
也有專家指出，缺乏科學規劃的城市建筑布局讓污染物擴散的問題更加突出。預留風道，讓風裹挾著污染物順利出城，這是規劃常識。眼下，“造城熱”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升溫，灰霾會成為規劃考量的宜居要素嗎？
光明網評論認為，各地霧霾天氣的出現，本質上是環境自凈能力達到臨界點的提醒。對于城市的治理者和居民而言，它既是對現代生產觸碰自然底線的警告、對GDP至上思路的反駁，也是對城市規劃的合理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的檢驗。
兩會期間，高層領導紛紛就這一熱點問題發表看法。第十二屆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指出，城鎮化要建立在產業支撐、以人為本、人與自然相協調的基礎上，堅持規劃指導，不能貪大圖快，不能盲目追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在3月6日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記者會上說，“城鎮化健康發展，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而不僅看速度和規模。”他表示，一要搞好城市布局。二是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三是在城市群的布局上，要和資源、環境相適應。四是要讓現在已經轉移的農村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要逐步地提高他們能夠享受到的服務水平。
治理霧霾，我們該從何做起？
霧霾不僅在北京，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乃至全球的天色，都是一根鏈條上唇亡齒寒的環節。也因此，阿里巴巴董事長兼CEO馬云2月22日在亞布力論壇上直言：“這次北京的霧霾，我特別高興，我從來沒有那么高興過，因為北京以往我們呼吁水，呼吁空氣，呼吁食品安全的時候，沒有人多少相信，因為特權階層有特供的水，這次沒有特供的空氣了。”
對于大氣污染給人們帶來的潛在危害，鐘南山1月份做客《新聞1+1》時指出，北京十年來肺癌增加了60%，空氣污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他直言：“大氣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人們可以考慮，可以隔離，可以有各種辦法，但是大氣的污染、室內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
香港媒體稱，驅之不散的霧霾天氣已成為毋庸置疑的公共災難，打響“抗霧救災”戰已經刻不容緩。
“作為一個氣象工作者，我認為我們國家解決這個問題比歐美國家難得多，面對的形勢也嚴峻得多。”3月4日全國政協無黨派聯組討論會上，中國氣象局副局長宇如聰的發言讓人們感到解決問題的難度。他解釋說，首先因為我國的自然條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其次是我們人口眾多，在建設美麗中國過程中還是要解決吃飯問題、發展問題，所以解決霧霾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然而，鐘南山認為：“關鍵是要有決心。霧霾天氣的預防和治理是一個全民運動。它需要政府、企業、公眾各方面共同的努力。”今年兩會，針對灰霾天氣和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鐘南山建議將環境保護與政績考核掛鉤。盡管英國治霾用了30年，但在鐘南山看來，“改變灰霾難度技術上不是很大問題，我絕對相信中國，中國只要下決心干，我看不超過十年就會有明顯效果。”
辜勝阻也持相似的觀點。他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治理空氣和水污染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客觀要求，需要建立政府引導、企業為主體、市場有效激勵、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綜合污染防治體系。
辜勝阻建議，要建立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將污染物排放總量（如PM2.5）納入國家約束性指標，完善污染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機制，加強環境監督體系建設，嚴格規范企業排污，健全空氣和水污染的應對體系。同時，實施空氣和水污染治理重點工程，加強交通、能源、建筑施工、市政保潔、水源保護與治理、生活污水處理等重點領域的整治工作，從源頭控制污染物；完善空氣污染、水污染治理相關法規體系，提高違法成本，用重典治理空氣和水污染違法行為。
深圳市長許勤此間表態說：“我們的發展不是跑百米，而是一個全能運動。在任何一個時刻，發展不是在某項指標上爭第一。以往大家談發展，往往局限于談GDP，但在科學發展的坐標下，僅談GDP是不全面的。不管投入不管排放，就造成了現在的灰霾。”他表示，“最近三年來，我們已經從追求‘深圳速度’轉變為追求‘深圳質量’。”許勤舉例道，從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財政稅收總量，到能源消耗，資源消耗以及環保系數，該高的都提高了，該低的也降低了。
民盟中央提交的一份關于大氣污染治理的提案顯示，機動車已經成為PM2.5的重要來源因素。公眾對于汽油標準落后于排放標準，質量不達標增加細顆粒物排放也有頗多微詞。
面對眾多質疑，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1月31日坦承，煉油企業是霧霾天氣直接責任者之一。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說，歐V推行的具體辦法正在研究當中，解決問題包括幾個方向：“一是看定價機制怎么樣來適應市場需求，二是石油企業提供出更潔凈的油品，三是公眾也應有環保意識，如減少開車，多乘坐公交工具等。”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的看法是：車企應該控制車內空氣質量和尾氣排放，并且把尾氣排放標準提高到歐美之上。對于霧霾的產生，無論是誰的問題大家都要去解決，首先汽車的問題要解決好，如何讓汽車的能量消耗降低、排放降低，實現零排放、低排放、超低排放，這是汽車排放的標準要提高。另外油品應該要跟上汽車降低排放的要求，所以油品標準也需要提高。
大氣治理不能以鄰為壑，也無法單打獨斗。中科院“大氣灰霾溯源”項目負責人、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躍思強調，對于霧霾天氣的治理，相較于某一個地區啟動的應急預案，更重要的是區域性的聯防聯控，“污染物擴散是區域性的，它們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由于受到氣象條件和地形的影響，北京的應急預案管得了北京的污染物排放，但是管不住周邊區域污染物向北京地區的輸送。”
就這一問題，近日，河北省長張慶偉透露，京津冀正在加緊完善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新機制，三地將攜手應對重霧霾天氣。他說，河北省正在采取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以及加強綠化等措施防治大氣污染。
據了解，京津冀大氣區域聯防聯控新機制，包括重大環保項目的統一規劃建設機制、區域大氣環境聯合執法監管和污染事件應急處置機制、跨區域污染防治協調處理和會商機制、環境信息共享機制、區域大氣污染預警應急機制等。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朱彤認為，實施環首都生態區域聯防聯控需要建立兩個平臺：一是科研和數據平臺，二是超越行政界線的管理平臺，需要足夠的行政資源調度能力，才能要求不同省區市按照科研平臺提供的建議采取措施，這是單靠某個國家部委難以做到的，需要明確的制度設計和法律法規的支持。
此外，在剛剛過去的第35個植樹節，河北稱今年將完成義務植樹1億株，全年完成造林綠化420萬畝。這被認為是這個在地理位置上環繞首都北京和直轄市天津的省份，在凈化環境、應對霧霾天氣方面的最新舉措。
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概況
曾經發生在西方國家的八大環境災害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帶來的教訓依然歷歷在目。在西方的前車之鑒下，在不缺技術、不缺人才的當下，霧霾的頻發應該引起各界對當前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和高度的警覺！
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
1932年12月 咳嗽、呼吸短促、流淚、
喉痛、惡心、嘔吐、胸悶， SO2轉化為SO3進入肺部為所致
數千人發病，死亡60人。
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
1948年10月 咳嗽、喉痛、胸悶、嘔吐、
腹瀉。四天內5911人中毒， SO2同煙塵作用生成硫酸鹽吸入肺部所致
死亡400多人。
倫敦煙霧事件
1952年12月 胸悶、咳嗽、喉痛、嘔吐，
5天內4000人中毒死亡， 粉塵中的Fe2O3使SO2轉變成硫酸，
歷年共發生12起，死亡近萬人。 隨著煙塵吸入肺部
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1944年5月持續4天 刺激眼睛、喉、鼻，引起眼病、
喉炎。大多數居民患病，共4000 石油工業與汽車尾氣產生的氮氧化物
余人死亡，其中65歲以上者 在紫外線照射下產生光化學煙霧
死亡400多人。
日本水俁病事件
1953年 口齒不清、面部癡呆、全身麻木，
最后精神失常至死亡，患者180多人， 食用含甲基汞的魚所致
死亡50多人。
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
1931年至1973年 關節痛開始，最后骨骼軟化萎縮，
自然骨折，患者280人，死亡34人。 食用含鎘廢水灌溉的鎘米和含鎘的水所致
日本四日哮喘事件
1955年 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肺氣腫，
患者500多人，死亡36人。 有毒重金屬微粒及SO2吸入肺部所致
日本米糠油事件
1968年 眼皮腫、出汗、全身疙瘩，嘔心、
(九州等23個縣) 嘔吐，肺功能下降，患者5000多人， 食用含有多氯聯苯的米糠油所致
死亡1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