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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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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到 “家庭農場”這一概念，并主推它的發展模式前，安徽的河鎮已經“探索”多年。
在城鎮化背景中，“誰來種地”，土地如何流轉，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這些問題，日益逼近。
放大到中國農業的發展進程，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合作社，到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到工業化背景下的以工商企業為主體的大規模經營，到今天經營規模為200畝左右的家庭農場，可謂回環曲折，代價沉重。
但家庭農場仍然只是開始。問題也在開始中產生。
大戶
選擇一種什么樣的模式來經營土地？時間可以回溯到4年前。
從2008到2009年兩年間，河鎮借助國家項目完成土地平整1.2萬多畝。這些耕地如何分下去？應該由誰來耕種？成為一個頭等問題。
鎮農經站站長程小河說，“縣鎮村三級反復討論后認為，國家投資2000多萬進行土地平整，再分給農戶進行分散經營，就浪費國家資金了；再加上農村種地的人也不太多了，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所以最后決定把大面積耕地流轉給大戶經營。”
后來，程小河又補充道，“其實，我們就是為了大戶經營才實施土地平整的，不然也申請不到土地平整項目。”
程小河所指的“大戶”，基本上都是工商企業。河鎮平整好的1.2萬畝農地，最后由8家這樣的企業或老板流轉，最大的一個大戶流轉了3000多畝，最小的一戶也不低于1000畝。這些企業多為涉農企業，從事糧食加工、農機銷售、農技服務等。
最近幾年，全國各地都掀起了一場地方政府推動工商企業下鄉流轉土地的熱潮。各地政府在競相攀比中，將大量工商資本吸引到農村經營土地。新華社的報道稱，到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達2500萬畝，比2009年底增長了84.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則表示，目前我國公司經營的土地占到流轉土地面積的20%。
政府的推動是工商資本流轉土地的直接動因。河鎮鎮政府有關土地流轉的文件上赫然寫著，“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進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
為了實現政府的規模經營目標，當地政府出臺了各項針對大戶的獎補措施。大戶每畝每年可以獲得60元的獎勵、10元的柴油補貼、10元的中央財政補貼。流轉土地1000畝以上的大戶，還可以獲得1萬元的一次性獎勵。
資本是逐利的。大戶之所以敢下鄉種地，除了政府的補貼，還因為他們認為種地是可以賺到錢的。流轉了1100畝的大戶吳新民當時就認為，“農民一畝賺500元，我賺100元總可以吧，1100畝不就是11萬？”
吳新民萬萬想不到的是，3年下來，自己當初的賺錢夢被摔得粉碎，不僅沒有賺到錢，還虧了上百萬元。
由于河鎮屬于國家的基本農田保護區，大戶必須種植糧食作物。同樣是種晚稻，農民每畝一般都能產千把斤，而吳新民最高只有600多斤。有時候管理不過來，還會造成大面積減產。2010年吳新民就有三四百畝發生草荒，每畝只收到二三百斤稻谷。
說到大戶的產量，當地一位老生產隊長講了一個故事。2009年底，鎮里召集村組干部開會，幾十個本隊流轉了土地的生產隊長聚在一起算了一筆賬，結果嚇大家一跳：1.2萬畝地一年減產了近500萬斤。
大戶的經營效益之所以上不去，根本還在于無法解決勞動監督。
勞動監督解決不了，就會帶來勞動力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現象。這不僅使單產上不去，勞動成本也很大。吳新民說，他每年每畝的雇工費用至少在200元，高的時候都有250元。產量不高，成本又大，虧損就不難理解了。
連年的虧損，成為大戶的無法承受之重。
家庭農場
承包土地的安徽巢湖人的出現，解救了陷入水深火熱的大戶。
2009年底第一批巢湖人接包了一個大戶的2000多畝流轉地，到2011年下半年所有的大戶都將名下的土地轉包了出去，其中90%都由巢湖人接手。
與大戶不同的是，這些巢湖人經營的規模都不大，約在200畝左右，正是1號文件所說的“家庭農場”，而在河鎮，他們叫做職業農民。
從吳新民手上租了200畝地的巢湖人張祥和說：“我們除非不出門，出門就種200畝，種少了不劃算，種多了投入大，也不好管理。200畝正好，不煩神，穩賺！”“我們租200畝地，每年至少賺5萬，高了10多萬，平均也有七八萬。”
張祥和對自己的職業很滿意：“一般打工的比不上我們，打工怎么搞都賺不到5萬，我們一般七八萬。我們一年到頭還沒人管，打工要受人管著，不自由，還要看老板臉色。他們打工要忙12個月，我們在家閑8個月。”“現在再讓我打工，我都不干了。”
巢湖人能賺錢，關鍵在于他們規模適當、雇工較少。張祥和說，他們平時的主要勞動和管理都是由夫妻兩人承擔，只是在農忙時少量請工，一年下來平均每畝雇不到一個工，也就百把元。“我們種200畝地，賺的就是自己的辛苦錢。”糧食生產的利潤本來就很微薄，雇工太多就賺不了多少錢了。
河鎮的一位老村支書對巢湖人的印象也比較好。他說，“這些巢湖人的產量比大戶高很多，有的比我們還高。他們能吃苦，一天到晚地干，不像大戶，都是開小轎車的，從不下地”，“他們經常在外面種地，有技術、有經驗”。
“一般農民種得少，沒有壓力，技術跟不上沒關系，我們完全靠種地吃飯，必須得靠技術提高產量，”張祥和說，“小面積的地農民不重視，他們大部分時間干別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時間放在種地上，差不多就行了；我們就得一門心思撲在地里。”
張祥和今年50歲，在外面專門種地已經有15年了。他早年主要在浙江嘉善，近年來回到老家安徽種地。論種地經驗，他絕對是個老師傅，據他自己介紹，至今從他手上帶起來的“徒弟”已經接近20人了。
其實，在巢湖人的帶動下，河鎮很多農民也開始走上了職業農民的道路。去年流轉土地的15戶職業農民都是當地農民。程小河介紹說，“在同等條件下，我們肯定會優先考慮本地農民。”
家庭農場的出現，可以說是城鄉雙向運動的結果。
這從張祥和的包地經歷上看得比較清楚。1997年在浙江嘉善打工的張祥和發現，當地很多農民進廠后自己的地就不種了，好好的地就這樣拋荒了。惜土如金的張祥和夫婦撿種了四五十畝拋荒地，沒想到種地收入比打工還高些，從此他們干上了包地這個行當。但由于土地比較分散，他們的規模都維持在幾十畝的范圍，收入也比較有限。
2009年前后，張祥和耕種的土地被開發區占去。正在不知所措之時，他聽說安徽老家有不少地方都有資本下鄉搞大戶經營，土地不僅平整而且集中連片。更讓張祥和喜出望外的是，很多大戶都對外轉包土地。這下他可以繼續種地了。
從此，張祥和回到安徽發展。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他的經營規模擴大到了200畝左右。在其他地方種了兩年后，他來到了河鎮。
大戶的破產和家庭農場的出現，也使當地政府認識到了家庭農場的優越性。當地分管農業的副縣長高祥告訴筆者：“夫妻兩人種150畝上下的土地，可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兩個人賺七八萬，完全超過了社會平均收益，這是經濟效益；他們的產量不低于老百姓，甚至還要高，這是社會效益。大戶即使不虧，國家的糧食安全也會成為問題。”
從大戶接包土地的張祥和們，現在最不解的是，他們不僅拿不到政府的獎補資金，每畝每年還要向大戶交100元左右的轉包費。張祥和去年交給吳新民的轉包費是每畝每年80元，而他的老鄉小王交給另一位大戶的費用是100斤稻谷，折合成現金就有130多元。
就此，程小河解釋道：“我們與大戶簽的合同是7年，還有4年才到期，我們總不能現在中止合同吧，只有在新簽訂的合同中給職業農民相應的獎補。”筆者了解到，去年流轉土地的15戶職業農民確實拿到了獎補資金。
據程小河介紹，河鎮目前還有2萬多畝土地沒有流轉，但是鎮里已經定出方案，計劃未來3年將剩余的所有土地納入土地整治范圍，平整后流轉給職業農民。
小農
在農村人口加速流動的背景下，土地流轉勢在必行。所以，中央在穩定承包關系的同時歷來都允許土地流轉。
但土地流轉要與農村實際相適應，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不得損害農民承包經營權益。筆者在河鎮的土地流轉文件上也看到，“農村土地流轉要尊重農民意愿”。但在實踐中，何謂農民的意愿，卻是個“模糊”的問題，并且可以操作成對農民意愿的違背，對他們權益的損害。
徐世林，今年65歲，家有7畝地，2009年全被政府拿去流轉給大戶了，現在是巢湖人在種。他說，他們村90%以上的土地都被流轉走了。當時很多人也不想流轉，但是沒辦法，村干部三天兩頭往家里跑，最后看在干部的“面子”上，只有把地“讓”出去了。
徐世林說：“你說我們愿意吧，那肯定不對；你說我們不愿意吧，我們又簽了合同。現在很多人后悔了，但是合同都簽了，咋辦呢，只有等到合同到期再說了！”
徐世林所在村的村會計袁化武說，“當時好多人不愿意流轉，主要是55到65歲的老人，他們在農村還算壯勞力。沒工作，沒固定收入，又沒企業，他們想‘我就種地唄’。有的親戚朋友出去打工，土地都流轉給他們，還不要錢，他們肯定樂意種。所以，很多出去打工的人愿意流轉，在家的人不干。”
“種地我有兩頭收入，既能種地又不誤打工。現在消費水平那么高，我種地，什么都不用買，一年不掏錢，照吃飯；地收走了，又不安排工作，我們吃啥？光靠打工？今天打點零工，有吃的；明天不打，就沒吃的了！”徐世林這樣說。他現在的固定收入就是每畝的流轉費400斤稻谷，有活就在附近打些零工，沒活就在家閑著，生活大不如前。
袁化武講，當時至少有一半農戶都得做工作，工作難度很大。“我們村干部包片做工作，晚上跑到人家家里做工作，做不通就找他的親戚一道去，跟征地拆遷一樣的。有的死活不同意的，跑一次、兩次、三次，實在做不通，就讓他種，但只能種自己的那幾畝地。”
目前，依然種地的農戶就是這些干部眼中的“硬釘子”。
河鎮進行土地平整和流轉的原則基本是“整村推進”。去年流轉給家庭農場的3000多畝地都是一個行政村的土地，這個村只有不到10%的地還留在農戶手中。
“應該是誰想種地，就給他種，出去打工不想種的，流轉出去。但是現在，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拿出來，就像1958年的共產風、大躍進。”徐世林有些憤慨地說。
村干部也感到委屈。袁化武說，“我們有時候做工作也沒辦法，鎮里給我們下了死任務，就得硬著頭皮去做。”
也許，更上一級的政府也會感到委屈。不委屈的，似乎是進行“錦標賽”的行政體制。而農民的意愿、權益得不到尊重，始終是一個陰影。一個那么多年來，一直存在的陰影。
（文中人名、地名采用了技術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