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到 “家庭農場”這一概念,并主推它的發展模式前,安徽的河鎮已經“探索”多年。
在城鎮化背景中,“誰來種地”,土地如何流轉,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這些問題,日益逼近。
放大到中國農業的發展進程,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合作社,到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到工業化背景下的以工商企業為主體的大規模經營,到今天經營規模為200畝左右的家庭農場,可謂回環曲折,代價沉重。
但家庭農場仍然只是開始。問題也在開始中產生。
大戶
選擇一種什么樣的模式來經營土地?時間可以回溯到4年前。
從2008到2009年兩年間,河鎮借助國家項目完成土地平整1.2萬多畝。這些耕地如何分下去?應該由誰來耕種?成為一個頭等問題。
鎮農經站站長程小河說,“縣鎮村三級反復討論后認為,國家投資2000多萬進行土地平整,再分給農戶進行分散經營,就浪費國家資金了;再加上農村種地的人也不太多了,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所以最后決定把大面積耕地流轉給大戶經營。”
后來,程小河又補充道,“其實,我們就是為了大戶經營才實施土地平整的,不然也申請不到土地平整項目。”
程小河所指的“大戶”,基本上都是工商企業。河鎮平整好的1.2萬畝農地,最后由8家這樣的企業或老板流轉,最大的一個大戶流轉了3000多畝,最小的一戶也不低于1000畝。這些企業多為涉農企業,從事糧食加工、農機銷售、農技服務等。
最近幾年,全國各地都掀起了一場地方政府推動工商企業下鄉流轉土地的熱潮。各地政府在競相攀比中,將大量工商資本吸引到農村經營土地。新華社的報道稱,到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達2500萬畝,比2009年底增長了84.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則表示,目前我國公司經營的土地占到流轉土地面積的20%。
政府的推動是工商資本流轉土地的直接動因。河鎮鎮政府有關土地流轉的文件上赫然寫著,“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進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
為了實現政府的規模經營目標,當地政府出臺了各項針對大戶的獎補措施。大戶每畝每年可以獲得60元的獎勵、10元的柴油補貼、10元的中央財政補貼。流轉土地1000畝以上的大戶,還可以獲得1萬元的一次性獎勵。
資本是逐利的。大戶之所以敢下鄉種地,除了政府的補貼,還因為他們認為種地是可以賺到錢的。流轉了1100畝的大戶吳新民當時就認為,“農民一畝賺500元,我賺100元總可以吧,1100畝不就是11萬?”
吳新民萬萬想不到的是,3年下來,自己當初的賺錢夢被摔得粉碎,不僅沒有賺到錢,還虧了上百萬元。
由于河鎮屬于國家的基本農田保護區,大戶必須種植糧食作物。同樣是種晚稻,農民每畝一般都能產千把斤,而吳新民最高只有600多斤。有時候管理不過來,還會造成大面積減產。2010年吳新民就有三四百畝發生草荒,每畝只收到二三百斤稻谷。
說到大戶的產量,當地一位老生產隊長講了一個故事。2009年底,鎮里召集村組干部開會,幾十個本隊流轉了土地的生產隊長聚在一起算了一筆賬,結果嚇大家一跳:1.2萬畝地一年減產了近500萬斤。
大戶的經營效益之所以上不去,根本還在于無法解決勞動監督。
勞動監督解決不了,就會帶來勞動力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現象。這不僅使單產上不去,勞動成本也很大。吳新民說,他每年每畝的雇工費用至少在200元,高的時候都有250元。產量不高,成本又大,虧損就不難理解了。
連年的虧損,成為大戶的無法承受之重。
家庭農場
承包土地的安徽巢湖人的出現,解救了陷入水深火熱的大戶。
2009年底第一批巢湖人接包了一個大戶的2000多畝流轉地,到2011年下半年所有的大戶都將名下的土地轉包了出去,其中90%都由巢湖人接手。
與大戶不同的是,這些巢湖人經營的規模都不大,約在200畝左右,正是1號文件所說的“家庭農場”,而在河鎮,他們叫做職業農民。
從吳新民手上租了200畝地的巢湖人張祥和說:“我們除非不出門,出門就種200畝,種少了不劃算,種多了投入大,也不好管理。200畝正好,不煩神,穩賺!”“我們租200畝地,每年至少賺5萬,高了10多萬,平均也有七八萬。”
張祥和對自己的職業很滿意:“一般打工的比不上我們,打工怎么搞都賺不到5萬,我們一般七八萬。我們一年到頭還沒人管,打工要受人管著,不自由,還要看老板臉色。他們打工要忙12個月,我們在家閑8個月。”“現在再讓我打工,我都不干了。”
巢湖人能賺錢,關鍵在于他們規模適當、雇工較少。張祥和說,他們平時的主要勞動和管理都是由夫妻兩人承擔,只是在農忙時少量請工,一年下來平均每畝雇不到一個工,也就百把元。“我們種200畝地,賺的就是自己的辛苦錢。”糧食生產的利潤本來就很微薄,雇工太多就賺不了多少錢了。
河鎮的一位老村支書對巢湖人的印象也比較好。他說,“這些巢湖人的產量比大戶高很多,有的比我們還高。他們能吃苦,一天到晚地干,不像大戶,都是開小轎車的,從不下地”,“他們經常在外面種地,有技術、有經驗”。
“一般農民種得少,沒有壓力,技術跟不上沒關系,我們完全靠種地吃飯,必須得靠技術提高產量,”張祥和說,“小面積的地農民不重視,他們大部分時間干別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時間放在種地上,差不多就行了;我們就得一門心思撲在地里。”
張祥和今年50歲,在外面專門種地已經有15年了。他早年主要在浙江嘉善,近年來回到老家安徽種地。論種地經驗,他絕對是個老師傅,據他自己介紹,至今從他手上帶起來的“徒弟”已經接近20人了。
其實,在巢湖人的帶動下,河鎮很多農民也開始走上了職業農民的道路。去年流轉土地的15戶職業農民都是當地農民。程小河介紹說,“在同等條件下,我們肯定會優先考慮本地農民。”
家庭農場的出現,可以說是城鄉雙向運動的結果。
這從張祥和的包地經歷上看得比較清楚。1997年在浙江嘉善打工的張祥和發現,當地很多農民進廠后自己的地就不種了,好好的地就這樣拋荒了。惜土如金的張祥和夫婦撿種了四五十畝拋荒地,沒想到種地收入比打工還高些,從此他們干上了包地這個行當。但由于土地比較分散,他們的規模都維持在幾十畝的范圍,收入也比較有限。
2009年前后,張祥和耕種的土地被開發區占去。正在不知所措之時,他聽說安徽老家有不少地方都有資本下鄉搞大戶經營,土地不僅平整而且集中連片。更讓張祥和喜出望外的是,很多大戶都對外轉包土地。這下他可以繼續種地了。
從此,張祥和回到安徽發展。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他的經營規模擴大到了200畝左右。在其他地方種了兩年后,他來到了河鎮。
大戶的破產和家庭農場的出現,也使當地政府認識到了家庭農場的優越性。當地分管農業的副縣長高祥告訴筆者:“夫妻兩人種150畝上下的土地,可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兩個人賺七八萬,完全超過了社會平均收益,這是經濟效益;他們的產量不低于老百姓,甚至還要高,這是社會效益。大戶即使不虧,國家的糧食安全也會成為問題。”
從大戶接包土地的張祥和們,現在最不解的是,他們不僅拿不到政府的獎補資金,每畝每年還要向大戶交100元左右的轉包費。張祥和去年交給吳新民的轉包費是每畝每年80元,而他的老鄉小王交給另一位大戶的費用是100斤稻谷,折合成現金就有130多元。
就此,程小河解釋道:“我們與大戶簽的合同是7年,還有4年才到期,我們總不能現在中止合同吧,只有在新簽訂的合同中給職業農民相應的獎補。”筆者了解到,去年流轉土地的15戶職業農民確實拿到了獎補資金。
據程小河介紹,河鎮目前還有2萬多畝土地沒有流轉,但是鎮里已經定出方案,計劃未來3年將剩余的所有土地納入土地整治范圍,平整后流轉給職業農民。
小農
在農村人口加速流動的背景下,土地流轉勢在必行。所以,中央在穩定承包關系的同時歷來都允許土地流轉。
但土地流轉要與農村實際相適應,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不得損害農民承包經營權益。筆者在河鎮的土地流轉文件上也看到,“農村土地流轉要尊重農民意愿”。但在實踐中,何謂農民的意愿,卻是個“模糊”的問題,并且可以操作成對農民意愿的違背,對他們權益的損害。
徐世林,今年65歲,家有7畝地,2009年全被政府拿去流轉給大戶了,現在是巢湖人在種。他說,他們村90%以上的土地都被流轉走了。當時很多人也不想流轉,但是沒辦法,村干部三天兩頭往家里跑,最后看在干部的“面子”上,只有把地“讓”出去了。
徐世林說:“你說我們愿意吧,那肯定不對;你說我們不愿意吧,我們又簽了合同。現在很多人后悔了,但是合同都簽了,咋辦呢,只有等到合同到期再說了!”
徐世林所在村的村會計袁化武說,“當時好多人不愿意流轉,主要是55到65歲的老人,他們在農村還算壯勞力。沒工作,沒固定收入,又沒企業,他們想‘我就種地唄’。有的親戚朋友出去打工,土地都流轉給他們,還不要錢,他們肯定樂意種。所以,很多出去打工的人愿意流轉,在家的人不干。”
“種地我有兩頭收入,既能種地又不誤打工。現在消費水平那么高,我種地,什么都不用買,一年不掏錢,照吃飯;地收走了,又不安排工作,我們吃啥?光靠打工?今天打點零工,有吃的;明天不打,就沒吃的了!”徐世林這樣說。他現在的固定收入就是每畝的流轉費400斤稻谷,有活就在附近打些零工,沒活就在家閑著,生活大不如前。
袁化武講,當時至少有一半農戶都得做工作,工作難度很大。“我們村干部包片做工作,晚上跑到人家家里做工作,做不通就找他的親戚一道去,跟征地拆遷一樣的。有的死活不同意的,跑一次、兩次、三次,實在做不通,就讓他種,但只能種自己的那幾畝地。”
目前,依然種地的農戶就是這些干部眼中的“硬釘子”。
河鎮進行土地平整和流轉的原則基本是“整村推進”。去年流轉給家庭農場的3000多畝地都是一個行政村的土地,這個村只有不到10%的地還留在農戶手中。
“應該是誰想種地,就給他種,出去打工不想種的,流轉出去。但是現在,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拿出來,就像1958年的共產風、大躍進。”徐世林有些憤慨地說。
村干部也感到委屈。袁化武說,“我們有時候做工作也沒辦法,鎮里給我們下了死任務,就得硬著頭皮去做。”
也許,更上一級的政府也會感到委屈。不委屈的,似乎是進行“錦標賽”的行政體制。而農民的意愿、權益得不到尊重,始終是一個陰影。一個那么多年來,一直存在的陰影。
(文中人名、地名采用了技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