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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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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正月十一了，北京的交通依然暢通。
17：30，我從建外SOHO東區某35樓的寫字間看東三環，車流如織，這個時間段擱平時非堵車不可。有出租司機說：那些外地人還沒回來呢！聽一些留在北京過年的朋友說，盡管除夕夜的北京城狀如海灣戰爭期間的巴格達，但一個僅靠聲光陸離渲染而鮮見人氣充填的城市是可怕的，北京似乎空了3/4。
夸張。但北京還沒有從春節的氛圍中完全蘇醒，這是真的。
最明顯的跡象是建外SOHO這樣的中央商務區依然清凈，午餐時間，你走進任何一家餐廳都不需要等座，表明還有很多公司并沒有把自己的員工從節日的家中如期喚回——往年也是這樣嗎？回答：也是這樣，但今年尤其。
為什么今年尤其？
最新出版的《新世紀周刊》告訴你：這種感覺是對的。這本雜志的封面文章是：誰看空中國？資本大鱷索羅斯一方面承認“中國當局比市場反應還機警”，另一方面也毫不諱言他個人對中國的投資保持“非常謹慎”。索羅斯甚至說，如果中國經濟能冷卻一些，他才可能變得再次樂觀。
中國新年剛開篇，便有潑涼水的過來，不是中國經濟真熱，就是潑涼水的人眼熱。
按照普遍的國人輿情，估計說后者的不在少數。
最近幾年，應該是中國自信心爆棚的年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9年某一期英國《經濟學人》的封面：8張椅子簇擁著一把印有五星紅旗的椅子——也就在那一年，多位中國高官在公開場合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發出嗆聲。那年春節期間，奧巴馬給中國人點眼藥水，執意會晤達賴；幾天以后，六大國在紐約就伊朗核問題舉行會晤，中國就僅派一位駐聯合國的參贊與會，且在會上大唱美國的反調，明確表示不支持制裁伊朗，被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是一種故意的怠慢……
全球金融危機讓西方國家陷入深度衰退，但中國卻成功保八。
在這種背景下，國際機構投資者宣布與中國資產概念的蜜月期告一段落，類似索羅斯這樣的重量級看空者粉墨登場，我擔心不僅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反而會在中國民眾中間引發逆反，不僅不看空，甚至還做多。
（二）西方資本看空中國，索羅斯是大佬，但并不是始作俑者。
進入2010年以后，美國著名對沖基金經理吉姆·查諾斯在各種場合唱空中國經濟，這位曾經在2001年以前準確預言了安然公司假象、做空安然并從中獲得巨額收益與聲望的資本家，認定中國經濟泡沫橫生、甚至橫飛的依據只有兩點：一是房地產，一是信貸。關于這兩點，查諾斯的原話是“中國飚漲的房地產市場，是靠投機性資金撐起來的泡沫，相當于1000個以上的迪拜。”、“辨識泡沫最好的方法莫過于信貸擴張，現在沒有比中國信貸泛濫更嚴重的國家了。”
你不能說，查諾斯說的不是事實。去年開春，我曾經密集性地談過我對中國經濟的個人看法，從《刺激》到《錢不值錢了趕緊買房》，再到《小河有水，大河才滿》，再到《通漲的臉在今天逐漸猙獰》……必須說明的是，我并非成功的財經評論員，僅僅是一位在經濟領域游走多年的記者，較之理性分析，我可能更擅長的是用事實說話。
趴在地面觀察與在空中俯瞰，應該說看到的會是完全不同的景觀。
2009年全國“兩會“之后，中央4萬個億的救市政策甫一出臺，就有觀察家憂心忡忡，擔心此舉會矯枉過正，將導致中國經濟過熱，尤其是那年3月份中國廣義貨幣M2高達25.5%的增長記錄，我當時就據此斷言，“政府準備頂著巨大的通脹風險，來個軟飯硬吃”——由此可見，查諾斯所說的事實，是一個不僅中國政府預計到了、甚至普通如我這樣的記者也能預計到的事實。
一個已經被預計到的沖擊波，破壞力是有限的。
對于查諾斯的看空，《新世紀周刊》的報道其實也提到，有觀察家沿襲了“陰謀論”的調調，認為是西方資本在“借題發揮”，揭露說完全有可能是在銀行再融資的巨大壓力和信貸政策調整下，對沖基金利用價格錯位的一次造勢行為——考慮到索羅斯之流在上一輪金融風暴中對亞洲資本市場的所作所為，類似揭露未必不是一種真相。
我個人認為，起碼查諾斯所說“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房地產泡沫，城鎮化帶來的增長潛力遠沒有外界想象得那樣充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三）今年春節我在三峽庫區一個叫云陽的小縣城里，我可以告訴你我在那兒看見了什么：一是農民進城的速度與力度，超乎想象，起碼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一是作為中國城鎮化運動最主要載體的中國縣城，在被膨化之后凸顯的嚴重的公共供應短缺——我個人認為，中國城鎮化的增長潛力不是遠沒有外界想象得那樣充分，而是外界對中國城鎮化的增長潛力遠沒有充分想象。
2001年，我第一次到云陽時，那還是一個典型的川東碼頭。
從長江邊逶迤而上的臺階據說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依山面江的城市建設和這些臺階一樣，只能用古老或者滄桑這類詞語來形容。轉眼到了2003年，三峽工程一期蓄水發電，云陽老縣城被漸次上漲的長江水淹沒，而原址上游45公里處一個叫雙江的地方，被建設成現在這個簇新的新云陽。
2002年，我曾經報道過云陽一位叫陳紹云的農民，舉家在蘇州從事面粉加工生意，掙錢后仿照蘇南農村的民居在老家蓋了一棟小樓；11年后的今天，還是這個陳紹云，開著一輛雪佛蘭·科帕奇回了云陽；而在去年早些時候，陳紹云更是斥資58萬在云陽最好的“濱江豪庭”購置了一套躍層住宅。
盡管陳紹云的成功不具普遍性，但類似他這樣買車買房的農民，卻委實不是偶爾。
陳紹云的老家是云陽縣的魚泉鎮，今年春節我從魚泉鎮了解到，這個鎮的居民中絕大多數和陳紹云一樣，在云陽縣城購置了房產，他們由鎮及縣之后空出的位置，被另一些從山里遷出的居民所占據。正月初一，陳紹云的父親坐著兒子的車回魚泉祭祖，這位78歲的老人承認，這是他第一次沒有在自己的老屋過年。
陳紹云們的蜂擁進城，使云陽縣城的城市病現象加劇凸顯。
這個新興的城市熱鬧、人聲鼎沸、富有朝氣同時也被陡增的垃圾、生活污水所糾結，子夜時分，疲憊不堪的清潔工人還在處理街邊四溢的垃圾，他們大聲抱怨人手的嚴重不足和工作負荷的巨大。公共供應的短缺還表現在居民出行的不便，公交大巴、小公共、出租車甚至包括摩托等組成的交通供應，也緩解不了市民巨大的公交需求。
（四）查諾斯所說的“城鎮化所帶來的增長潛力”被高估，是基于一份《走向未知領域的大躍進》的調查報告，該報告聲稱，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城鎮化，其拉動經濟的潛力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大。中國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很多村莊本身已經被高度城鎮化。報告稱中國的城鎮化比率被低估了20%，這意味著人們普遍期望的未來即將進入城鎮化的3.5億人口，事實上只有1億人口。
我對這組數據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去年春節，我在浙江臺州一個叫桐嶼的小鎮，那個地方盡管距臺州的路橋不到5公里，但仍然保留著相當濃厚的鄉鎮氣息和生活習慣，其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和家庭工廠，拉動該地的繁榮指數直線上升，我采訪過的一位當地農民，在桐嶼蓋了新樓的同時，還在路橋和椒江各買了一套住房，按照其分配設計，桐嶼的房子是給父母的，路橋的房子是給自己的，而椒江因為是臺州的中心區域，所以在那兒購置的物業是留給兒子的……
中國家庭的裂變速度，我認為被低估，同時中國經濟的人口紅利，很可能已經被嚴重透支。
我認為這才是中國經濟最柔軟的下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