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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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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貧困與不平等、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逐漸凸顯。群體性事件的快速增長，尤其是更多特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為了應對這些風險，政府往往會采取各種措施維系體制的穩定，并最終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
剛性穩定是以社會絕對安定為管治目標，把一切抗議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都要采取一切手段進行壓制或打擊。在剛性穩定的情況下，社會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還會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有時，為了“維穩”，哪怕下級政府的行為違法，上級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諒解。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借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很嚴重。
在社會轉型期，本來應是民眾大量“正常”表達意愿的群體行為，卻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為”而變成了“非法行為”。政府本來可以處于十分“超脫”的地位，但由于處理矛盾的技巧問題和體制性壓力的影響，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這些“非法事件”，沒有任何緩沖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中介組織在矛盾調解和糾紛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吁，執政黨要反思“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這個觀點是鄧小平在國家處于特殊階段時提出來的。同時，鄧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而我們現在呢，我們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忽略了其他問題。為了穩定，我們不惜犧牲民生;為了穩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時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來了;為了穩定，我們不惜濫用警力。穩定壓倒一切，它究竟壓倒了什么?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而穩定卻壓不倒腐敗，壓不倒礦難，壓不倒違法拆遷。
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話題和“敏感”時期，甚至把一些國計民生的問題，都搞成了所謂的“敏感”問題。大家均采取回避態度，不敢正視和討論。事實上，這只是政府的過度反應，也是嚴重的不自信表現。我認為，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脫敏”。
另外，應該打開司法大門，通過司法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從理論上講，信訪只是包括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等行政救濟手段之一，而國家的司法救濟才是公民權利救濟最主要的形式。必須看到，試圖用行政救濟替代司法救濟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在客觀上會消解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這一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當前我們的法院處境尷尬，“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司法地方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同時，可以設立專職人大代表，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并系統地建立民眾的利益表達組織。我發現，人大代表有一個特點，敢于“罵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罵得狗血噴頭，并且對方還不會有太大意見。這就說明了專職人大代表機構可以起到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緩沖作用。
改革可以先從縣開始。比如可以選取幾個縣，改革試驗幾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擴大到省，再試驗幾年。這樣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間”換“時間”。萬一改革失敗了，也不會對大局造成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