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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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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二十年里的多次社會調查中，中國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一直十分穩定。2000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2002年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均顯示，超過85%的中國受訪者對中央政府有較高的信心；2006年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顯示，85%的受訪者相信中央政府的決定最有利于社會；2008年的中國調查（China Survey）則發現，86%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官員“十分信任”或“基本信任”。
在現有的政治信任理論中，這些數據無法得到充分的解釋：盡管經濟的高速發展可能有助于形成對政府能力的認同，但中國同樣面臨著層出不窮的問題：嚴重的腐敗、不斷 擴大的貧富差距和仍需健全的司法制度……在理論上，這些因素會極大傷害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那么，究竟為何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信心依然高居不下？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政府行政學系的李連江教授即將在《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學刊發表的論文探討了這一謎題。他提出了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方面，通過訪問進京上訪者，他發現信任具有彈性，原本最可能對中央政府失去希望的人卻能夠牢牢把持住最后的期待；另一方面，通過2011年進行的一項地方性調查，他指出普通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可能在調查數據中被高估。
在自然科學中，測試物體彈性的方法之一是不斷增加壓力，直至其無法承受；與此類似，心理學家與政治學家借用“彈性”的意涵，探索個人心理或社會管治的壓力臨界點 ，而進京上訪人群是一個極為合適的研究群體。過去的研究表明，進京上訪者（特別是首次上訪者）通常對中央政府抱有較高的信任；然而漫漫上訪路上荊棘遍布，以合法途徑尋求信訪辦的幫助很難奏效，采用更為激烈的方式又可能招致拘留乃至入獄，隨之而來的失望與痛苦往往使得上訪者對政府的信任產生動搖。盡管如此，仍有相當一部 分上訪者保持住了這份信任，為探明這種“信任彈性”背后的機制，李連江訪問了超過一百名上訪者，總結出了某些共同的特性。
一開始，上訪者對中央政府的認識具有兩個特點。首先，他們將所有的中央政府機關視為一個不可分割整體，統一稱之為“中央”，即使最低級別的官員和部門也被視為中央的全權代表。其次，上訪者對中央的各個方面均抱有同等程度的信任，包括其承諾、能力、公平、效率等；因此，首次上訪者往往期待自己的問題能夠得到迅速和徹底的 解決。
然而在現實面前，這種充分和全然的信任不久就會消退，這往往會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發生在信訪局，此時上訪者通常會耐心等待，直到得到“回執”，認為自己已經得到了應有的重視。然而，由于缺乏權力和資源進行調查，信訪辦開具的回執通常 只是建議當地機關重視上訪者的問題，并不具備法律和行政效力。上訪者最初將其視為尚方寶劍，最終卻發現地方政府將其視同廢紙。直到此時，仍有相當一部分上訪者會 認為，信訪局具有幫助他們的良好意愿，只是缺乏能力執行。然而近年來，信訪局官員收受地方政府賄賂的情況時有發生，了解這一信息的上訪者對信訪局的信任才會降至冰點。
進入第二個階段，部分上訪者會將信訪局從“中央”的范疇中剔除出去，轉而向組織部、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人大、政協等被稱為“大部”的機構求助。由于“大部” 通常比信訪局難以接觸，這個過程往往漫長而艱難，反而令不少上訪者在徹底失望之前保持了信心。而在上訪“大部”失敗之后，上訪者會將“大部”也剔除出“中央”， 轉而認為政治局才是真正的中央，人大、政協等不過是“花瓶”，理所應當地無法解決問題。
最終，上訪者會將“中央”鎖定為政治局常委。到這一步，上訪者的途徑已經十分受限，只能通過信件、網絡和媒體來嘗試將自己的案件轉達到常委耳中。進入第三階段后 ，仍有一部分上訪者認為，常委中有值得徹底信任的成員，特別是主席和總理永遠是關心人民的，只要他們肯插手，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種逐步將不信任的機構剔除出“中央”的心態，使相當一部分上訪者最終仍能保持對“中央”的信念，好比較低等級的中央部門充當了“緩沖帶”。此外，由于每一個階 段都比前一步更加艱難，也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許多上訪者一直在其中的某個位置掙扎，避免了最后的徹底失望。最終，將“中央”等同于兩位最高領導人，這一念頭幾乎 使得上訪者對中央的信任堅不可摧。
李連江指出，由于上訪者對于中央的理解不同，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也很難衡量。對每一個特定受訪者而言，“信任”的對象和含義都可能有所不同：究竟是信任在職官員、特定政府機構還是整個體制？究竟是相信他們的意愿、能力還是道德水平？若無法準確衡量其中的區別，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會被夸大，他們對于不同政府部門逐 步喪失信任感的過程也將被掩蓋。而如果普通中國民眾對“中央”的認識也類似于上訪者，那么相關調查結論必然會存在偏差。2011年，李連江就此疑慮對400名普 通受訪者進行初步調查，得到了類似的結果：受訪者對“中央”的定義并不一致，他們更傾向于將較高等級的官員視為“中央領導”。
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是中國政府認受性的重要來源，即使只是部分喪失民眾信任，也將對政府的管治能力產生嚴重影響。由此，李連江指出，相關社會調查應當充分考慮到 受訪者對于“中央政府”含義的理解，以及信任的多種維度，否則，調查得出的數字將會在一定程度掩蓋中國社會存在的深層不安。
【參考文獻】
Lianjiang, Li (2012). 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Evidence from Interviews with Petitioners in Beijing and a Local Survey in
Rural China. Forthcoming in Moder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