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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選派省直官員駐村扶貧 不脫貧干部不撤回
時間:2012-06-18 09:44:26  來源:大眾網-齊魯晚報   作者:郭靜 

  2012年4月份起,我省從省直單位選派了582名“第一書記”到貧困村抓黨建促脫貧,目前,“第一書記”已到幫包村開展調研、聽取意見、制定規劃,幫助村民解決實際問題。這582名“第一書記”肩負著促脫貧的重擔,更被寄予增強農村基層組織凝聚力和影響力的希望。三年之后是否能達到預期?從上到下,皆拭目以待。

  孔軍從未想到,有一天他會回到農村當村里的“第一書記”。

  作為山東省交通廳財務處副處長,在機關工作20多年的孔軍,三個多月前到濱州市無棣縣佘家鎮觀音堂村掛職駐村,成為該村的“孔書記”。

  孔軍只是萬名“第一書記”的一員,自今年初中央部署開展“基層組織建設年”以來,山東省已選派2.6萬名“第一書記”,幫包1.8萬個村、社區等基層單位,已有7800多名“第一書記”駐村開展工作。其中,208個省直單位選派了582名“第一書記”打頭陣、做示范,到貧困村抓黨建促脫貧,一包三年,一年一輪換。

  582名省直單位選派的“第一書記”肩負著促脫貧的重擔,更被寄予增強農村基層組織凝聚力和影響力的希望。三年之后是否能達到預期?從上到下,皆拭目以待。

  進了村就是一家人

  6月14日早上6點,孔軍就起床了,簡單洗漱一下出了門。每天先去觀音堂村轉轉,這已經成了他駐村之后的必修課。

  觀音堂村離鎮中心不遠,步行不到20分鐘。路上遇到幾個騎著電動車下地干活的村民跟他打招呼,他笑著回應。有時遇到不太熟悉的村民會停下問他,“你是從省里來的書記?”他就跟對方寒暄幾句,拉拉家里的情況和需求。

  這是他調研的方式之一。“入戶摸底調研有時候不太現實。”孔軍說,正值夏天,農村又多是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農忙的時候,白天家里沒人,“只能抽一早一晚的時機,遇到誰就跟誰拉拉。這樣時間長了,村里的情況也就摸得差不多了。觀音堂村位于無棣縣東南部,距縣城約30公里,村里421戶,1266人,主要是農業,村集體收入每年2萬多元……”他扳著手指一一道來,村里各種情況了然在心。

  觀音堂村黨支部書記尹玉彪開玩笑說:“孔書記已經進入角色,成了觀音堂村人。”

  “彪哥過獎!我來到這村,跟你一樣,當然就是這村的人了。”孔軍笑著回應。

  看得出,私下里這倆“書記”關系很好,一個稱其“彪哥”,一個回他“孔哥”。

  3月5日,作為省直單位12個試點之一,孔軍領隊,和省交通運輸廳公路局辦公室主任科員周衍平、省交通運輸廳道路運輸局規劃財務處副主任科員潘東齊到觀音堂村報到。作為試點,他們比4月中旬的省直單位“第一書記”的大規模下村,早了一個多月。在第二批“第一書記”下派中,他們又多了兩個“戰友”:山東省交通規劃設計院市政所副主任孫海波和山東省交通職業學院督導考核組副主任曲平波。同時,幫扶的村增加至5個,每村一名“第一書記”。

  剛得知自己被選為“第一書記”時,孔軍心里直犯嘀咕,“自己年齡近50歲了,也不求什么提拔重用,另外也沒有包村的經驗,怎么選我呢?”省交通運輸廳廳長賈學英跟他談了話,“廳長說,農村情況比較復雜,需要有個年齡大的、辦事妥當的帶隊。”

  后來他知道,省直大規模派出的582名“第一書記”中,他不是年齡最大的,57歲的山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離退休干部處副處長馮來友年齡最大,而最年輕的則只有25歲,處級干部占30%以上。來自機關的240名,占41.2%;企事業單位的208名,占35.7%;高等院校的134名,占23%。582個貧困村集中在棗莊、濟寧、泰安、臨沂、德州、聊城、濱州、菏澤8市的老區、山區、黃河灘區、鹽堿澇洼區、庫區,是全省貧困地區中的“硬骨頭”。

  “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就在孔軍他們在試點村開展工作一個月后,4月7日,他們隨同所有的省直單位派出的“第一書記”在臨沂進行了培訓,為期一周。

  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高曉兵上了第一課,她說:“一次舉辦近600人的培訓班,這在我省這些年的培訓歷史上前所未有。”

  培訓首日,他們到馬牧池、孟良崮進行紅色黨性教育,觀看電影《沂蒙六姐妹》和《第一書記》,很多人淚流滿面。“這真的是一種真實的感受,沒有夸張的成分,身臨其境,你就感覺到熱血沸騰,老百姓為我們付出了太多,我們付出什么都不為過。”大眾報業集團選派的“第一書記”王洪亮說。

  “心里涌動著一種激情,想真正為老百姓辦點事。”當時已經在村里一個多月的周衍平更有切身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我覺得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很多情感大家都是一致的。”

  培訓結束后,省人大辦公廳研究室宣傳處副主任科員、東平縣戴廟鎮東金山村“第一書記”張博韜才明白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這個80后的“第一書記”有了一種“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使命感,“之前對農村的印象只是浮在表層,不知道農村孩子上學連像樣的操場都沒有,也不知道現在還有很多土坯房,怕下雨淋倒了,得用大木頭頂著。”

  跟其他四個同事一起,張博韜他們住在村里,他們所幫扶的南莊村為他們在村委會內提供了宿舍,共三間,一間用來集中辦公,另外兩間住宿使用,分別住兩人和三人。房間比較狹小,只能容得下幾張單人床,他們的日常用品都堆在墻角或床底。

  “晚上一人打呼嚕,就吵得大家睡不著。”省人大辦公廳行政處主任科員、東平縣戴廟鎮陸莊村“第一書記”于軍波說,大家吃住在一起,有了同甘共苦的感情。“只要適合的,有項目一起上,有資源一起用,大家是一個集體。”他指著張博韜開玩笑,“我們村里養雞,這小子也從省農科院弄了蘆花雞苗養,養好了還得我幫他銷。”

  張博韜之所以養雞,是因為村里有6個空閑的雞鴨舍,大概2000多平米。“以前村里養殖戶養過雞鴨,但是衛生防疫做得不夠,沒有成功的經驗,這次我請專業人員對養殖人員進行了崗前培訓,加強管理,希望能通過集體帶頭,帶動村民致富的積極性。”他說,“促脫貧的壓力特別大,我們村2011年沒有村集體經營性收入,農民人均收入6301元,建小學時欠下的債,至今還有20萬元左右沒還。”

  他自嘲是“負債而行”,“村里太窮了,至今都沒有安裝一盞路燈,一到晚上到處黑乎乎的,村民也極少串門。”他專門為此進行了調研,確定需要太陽能路燈40盞,預計投資20萬元。

  “村里是沒錢的,也不能攤派給老百姓,只能靠政策扶持和社會捐助。”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張博韜的QQ簽名改成了:誰能資助我幾個路燈?他的言談之中皆是“三農”政策,動輒“俺們村”,同事們笑他已經“本土化”了。

  “幫扶,遠遠不是修幾條路、改造自來水管就行了”

  調研之初,幾乎所有的“第一書記”都在為所在村的水和路而頭疼。“富裕的村子各有各的致富路,貧困的村子差不多都一樣。”省地稅局監察室主任科員、莒南縣澇坡鎮大柳溝村“第一書記”田守濤感慨,自來水不通、路面沒有硬化,村民叫苦不已。

  比較起來,觀音堂村試點的示范效應已見成效。“現在村自來水管網改造工程已結束,道路拓寬、土方、拆遷等工作也已完工,6月底雨季來臨之前,村內的七條主干線的柏油路面鋪設就能完成。”孔軍說,村里僅有一條柏油馬路——老信河路穿村而過。這條路竣工于上世紀90年代初,距今已有20余年。剛到村里時,這條路早已坑洼不平,蝸牛般爬行的過路汽車無不走著S路線,盡力找尋平整些的路面通過。村里“四縱三橫”七條主干線均為土路,且是紅黏土,遇到下雨天,村民出門得在鞋上綁上帶子,否則鞋子都穿不住。

  觀音堂村的自來水管道情況也不甚理想。自來水管網鋪設于1998年,14年過去了,受當時施工工藝、材料的限制,管線嚴重老化,平均3-4天就會發生一次破裂,停水成了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

  目前,幫扶工作開展得出乎意料地順利,讓他們壓力更大了。作為試點,好處是可以先行探索,所受關注也隨之加倍。試點開始20多天后,3月27日,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高曉兵帶隊,到該試點去視察工作。截至目前,省交通運輸廳副廳級以上領導先后四次到試點村進行督導檢查,而市縣級領導更是頻頻前去視察鼓勁兒,甚至濱州市交通運輸局局長李勇去現場辦公,當場拍板,敲定了觀音堂村道路規劃和自來水管道維修規劃,并要求縣交通局、公路局全力配合,力爭項目盡快實施。

  “開端好,不僅僅是提前了一個月的緣故,更關鍵的一點是靠了各級領導的支持,以后的路還很長。幫扶,遠遠不是修幾條路、改造自來水管就行了。”孔軍說,更讓他擔心的是,幫扶政策還沒有具體敲定,比如什么樣的路該修、修一條路到底補助多少錢,“其他村的道路規劃一旦實施,那將是很大一筆錢,單純靠政策扶持能否實現?”

  可喜的是,16日,山東省財政廳和省扶貧辦下發文件,今年山東省將重點扶持省直單位幫包的575個省級重點貧困村,按照每個幫包村30萬元的標準,一次性安排省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專門用來大力發展種植、養殖、農副產品加工、鄉村旅游等項目。這讓“第一書記”們歡欣鼓舞。

  “第一書記給我們帶來了‘三氣’:人氣、財氣、福氣”

  “不實現脫貧目標,幫包單位不脫鉤、干部不撤回。”省委選派“第一書記”政策中明文規定的這一條,成了不少“第一書記”頭上的“金箍”。

  “第一書記”們沒有坐等政策出臺,而是利用在機關積累的社會資源,各顯神通,紛紛給自己村里搞項目整資源。

  “六一”兒童節前夕,于軍波聯系一家商貿公司為東平縣戴廟鎮3所小學近千名小學生捐助了10萬元書包、15萬元圖書。

  省人大辦公廳離退休干部處主任科員、東平縣戴廟鎮戴廟村“第一書記”韓印亮,5月9日以村集體的名義與一生意人簽訂了三年的村原羊場的承包合同,為村集體的村民增加收入45000元,年收入增加15000元。

  省交通運輸廳駐無棣幫扶工作組則拉來一農業開發集團公司的副總經理考察,就下一步在觀音堂村實施50畝試驗田、調整農產品結構和為村民舉辦科技興農培訓講座達成了意向。

  村民對這些省里來的“第一書記”充滿了期待,“他們都是省里來的,啥事都好辦吧?”

  村民們淳樸的期待有時讓他們的調研有點尷尬。有一次,一位“第一書記”跑到一個困難戶家里調研,處于貧困線上的這家人見了他,像見到親人一樣拉著他的手哭起來,訴說家里的種種難處——孩子上不起學,老人看不起病。他陪著哭了一陣,勸慰之后才離開。事后,有同事開玩笑,“空著手去看望困難戶,惹得人家哭一場,什么問題都沒解決,有什么用?”這讓他心里很難受,然而村里七八十家貧困戶,挨著慰問,資金又從哪兒來?

  熱情的期待同時變成了發展的動力。“‘第一書記’給我們帶來了‘三氣’,”東平縣戴廟鎮南莊村黨支部書記南海明說,“人氣、財氣、福氣!人氣是現在村里來的各級領導多了,來的企業家也多了,人氣有了,自然財氣也聚攏了,有了財氣,老百姓就有了福氣。”

  觀音堂村路網及自來水管線改造工程需要拆遷,共涉及13戶村民民房30余間。拆遷期間,不僅沒有出現一起上訪事件、沒有一家“釘子戶”,而且對于拆遷補償,沒有一家人跟村里討價還價。“這是給俺們老百姓干實事!要不是‘第一書記’來俺們村,俺們再有10年,這路也沒準能修成。”該村村民于新民告訴記者。由于村內道路拓寬以及自來水管線改造,于新民家的5間偏房處在拆遷范圍之內,二話沒說他就同意拆房,“一戶擋下,就擋千戶人,修路不是俺個人家的事。”

  留下一個“不走的工作隊”

  一年一輪換的“第一書記”能否在幫扶上具有可持續性?

  “別說一年,就是三年搞下來,他們走了,還不是一樣?”采訪中,村里有位老黨員背地里嘟囔。這種聲音并非空穴來風,而事先省里在制定幫扶方案時,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只是為脫貧抓脫貧,如果僅僅以為為當地修一條路、通上水、搞一個致富項目,當地就脫貧了,這樣的看法是有誤區的。”高曉兵在培訓課上說,“沒有堅強有力的基層組織,村兩委在村里沒有凝聚力、號召力,在農民中缺乏威信,且不說通水通電的基本建設、發展特色產業很難做到一呼百應,即便靠我們外在的力量把它建起來了、通起來了、發展起來了,但水管壞了可能沒人修,水費可能沒人收;產業有了,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利益關系,又會產生新的矛盾,還會出問題,還會回到原來。”

  因此她強調,“第一書記”的使命是:堅持一手抓黨建,一手抓扶貧,把強班子帶隊伍貫穿幫扶全過程,留下一個“不走的工作隊”。為此,培訓班專門安排了基層組織建設的課程,印發了《農村黨支部書記的ABC》,這本書成為不少“第一書記”手中的“紅寶書”。

  “以前是做業務工作的,抓黨建,尤其是農村黨建方面的確需要學習。”王洪亮說,這本書他隨身攜帶,成為重要的精神食糧。“做農村工作要細致入微,培訓課上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時培偉提到,到村民家里去,一定要喝他們倒的水,不管他們的杯子是什么樣的,這一杯水下去,跟村民的距離就拉近了。”

  如何抓黨建成為每個“第一書記”日思夜想的頭等大事,不少“第一書記”選擇召開黨員大會來打頭一炮。泰安市東平縣戴廟鎮戴廟村共54名黨員,韓印亮首次召集全村黨員大會時,實到33名黨員。“大多是50歲以上的,年輕的黨員都在外打工。”該村已連續多年沒有發展黨員,目前的黨員隊伍大多是老弱病殘,結構失衡。

  此次黨員大會,韓印亮就村里的黨員隊伍現狀向老黨員們做了分析,希望能選出一名符合黨員條件和標準的同志充實到黨的隊伍中,主要是為了村里的持續發展。結果村里的信貸員一次通過,被吸收為預備黨員。

  多年不發展新黨員,村黨員老齡化程度嚴重,這只是農村黨組織現狀的一個縮影,不少村甚至一年到頭難得召開一次全體黨員大會。“農村黨組織在分散經營的今天逐漸趨于邊緣化,‘農田分到戶,不需要黨支部’,成為不少村民的口頭禪。”有位“第一書記”感嘆,農村黨員在村里跟普通村民一樣,他們甚至經常想不起自己的黨員身份。

  “關鍵是帶動村兩委班子的積極性,增強班子凝聚力和影響力。”孔軍說,光靠開幾個會說說比較虛,贏得并凝聚人心,還得通過辦一些實事,“老百姓感覺到村里的變化了,知道村黨組織和黨員的帶頭作用了,自然就多了信任和擁護,班子有凝聚力,人心齊,啥事都好辦了,這是可持續的一種力量。”

  事實上,黨建一直伴隨著各種幫扶項目和規劃的開展。“決策的過程充分體現民主。”無棣縣佘家鎮黨委書記賈維平說,比如三年規劃的制定要跟村班子一起商量,然后再拿到黨員大會上探討,還要經過村民代表大會的通過,之后報鎮黨委政府,經過討論后,下發至村兩委,繼續由“第一書記”和村兩委班子進行研究決定。

  民主的氛圍在張揚。“很多年沒人到家里來征求意見了。”該鎮一位老黨員對記者感嘆。4月底,該村“第一書記”和村支書前來慰問并征詢意見時,這位70多歲的黨員一口氣談了五六條意見。“三條都已經落實了,包括修通往學校的道路、修自來水、修排水溝。”這讓他再次感覺到“黨員”這兩個字的分量和責任感。

  黨組織的存在感開始發酵,對這點不少村支部書記也頗有感慨。“我和于書記是‘兩口子’,他主外,我主內,夫唱婦隨。”問及與“第一書記”的關系時,南海明打了一個比喻。他坦承,作為土生土長的村里人,他比來自省人大的“第一書記”于茂允更熟悉村情,利于處理一些村務。但是限于自己的眼界和資源,對外的發展,還是多依靠于茂允。“我們經常一起交流,分析村里的情況和發展。他們的到來,讓我們有了更強烈的發展沖動。”

  在“第一書記”到來之前,不少村里的黨支部書記心里敲過小鼓。“省里來的領導會不會難處?萬一產生矛盾怎么辦?”南海明坦言,但見到于茂允的第一面,于就握著他的手表態:我們是來幫扶的,不是包辦的,村里大小事還得經過村委班子和村民同意,你還是“當家人”。

  目前,多數幫扶村的三年規劃已經基本成形,正在上報各級黨組織審批。“廣闊天地,大有可為,以前覺得這句話很虛,現在覺得很有感覺。”王洪亮說,除了省委省政府、各級各部門以及所在單位的整體合力外,還有千萬農村兄弟姐妹的眼光在注視著,“三年很短,只爭朝夕,希望撤點時,能留下一個‘不走的工作隊’、一個煥然一新的新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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