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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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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村早期城市化的起點和特點
清代北方廣泛流傳著“山東一村，直隸一集”的諺語，反映的就是當時山東省的周村和直隸省(今河北省)的辛集(今為辛集市)，從原來普通居民點聚落迅速發展成為重要的工商業城市的狀況。
據明代嘉靖《青州府志》記載，直到明代中葉，周村還只有“居民三百家”，叫“周村店”，隸屬長山縣管轄。在人口一向稠密的山東內地，周村算不上大的聚落。山東大的聚落一般動輒幾千家，如離周村較近的益都縣鄭母店村就有“居民兩千家”，臨朐縣的坡丘村則多達“居民三千家”。但到清代康熙初年，周村已成為長山縣市鎮之首的“周村集”。經過短短幾十年的發展，周村成為“天下之貨聚焉”的“周村大集”。以致發展到后來，周村先是于1927年由長山縣劃出，直屬山東省管轄，1955年又成為淄博市所轄周村區；而長山縣則在1956年被撤銷，其屬地劃歸周村等區縣。
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城市都是作為行政權力中心設立的，行政管理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在其興起和發展過程中，政治權力因素是主要的推動力量。而山東周村則是由普通村聚發展而來，其前身非府非縣，這就決定了一方面周村城市化的歷史起點較低，另一方面是其早期城市化的歷史軌跡和發展動力也有自己倍受關注的特點。清嘉慶《長山縣志》就收錄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長山縣知縣金撰寫的《周村義集記》，他在其中表達了對自己管控下的周村興起的困惑：“長邑南十八里，為周村大鎮，地不同夫水陸，而天下之貨聚焉，……余心竊疑之，不知其何能爾。”
周村早期城市化有自己的特點和深層次原因。
二、周村城市興起的動力
1.區位和交通條件優勢
首先，周村具有交通條件優勢。山東省的地形特點決定了由山東內地通往山東半島的交通線必定是經過魯中山地北麓的東西向道路，歷史上內地與山東半島在地域上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此東西大道維系。由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報告來看，早在殷商時期，沿著魯中山地北麓就開辟了從中原通往山東半島北部開發較早的渤海沿岸一帶的東西大道；隨著山東半島南部黃海沿岸一帶的漸次開發，東西大道南移至青州。明朝初年，東西大道走向為沿著魯中山地北麓，繞過白云山的北側，即從舊章丘縣城，中經青陽店、滸山泊、鄒平縣城、禮參店和舊長山縣城，一直向東。明代中期隆慶年間所修的《長山縣志》“形勝”條記載：“青齊要道，無逾于此”。這就表明：在明代中期，周村還遠在東西大道的南邊，與之還相去甚遠。到了清朝初年，經過白云山北側的東西大道為經過白云山南側的新線所取代。新線從章丘經王村(介于魯中山地本體和北方的白云山之間)折向北到周村，再由此向東經張店、臨淄到達青州。這條比舊線更為近捷的新線開辟，改變了周村在清代以前“地僻”的狀況，使其成為溝通橫貫山東東西大道和由魯北經博山通向魯中的南北干線兩條交通線的交匯點。交通要沖的地位為周村興起提供了外部動力。
其次，周村自身的地理區位優勢也很明顯。周村所處地理位置正好是山地與平原的結合部，即地處泰魯山系北麓，是泰沂山區和華北平原的交界處。泰沂山區的貨物靠肩挑畜馱運出山區，到周村換為車輛運往平原各地；而北方平原運貨的車輛，只能走到周村，貨物必須換成畜馱或人挑，再運進山區。這樣，周村就成為山東中部山區與平原地區物資交換的重要市場和樞紐。
2.周村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
王村和周村同為交通線上的重鎮，但因其地處山峽地帶，雖然位置比周村還要重要，但沒有較大的經濟腹地，故沒有發展起來。周村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區域經濟有一定發展，再加之區位和交通優勢，就很快成長為長山縣及魯中的商業中心和區域農副產品集散地。
周村東南面對淄博盆地，即淄川、臨淄、臨朐、益都等縣，這些縣份自古就是中國重要的絲綢產地。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是當時全國桑蠶生產最發達地區，享有“冠帶衣履天下”的盛譽。西漢時期，臨淄仍是全國著名絲織業中心之一。該地區植桑養蠶和絲織業的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到了清初，周村周邊的章丘、淄川、臨朐、博山等地所產的桑繭、山繭和各種絲及絲制品，都以周村為銷售市場。
乾隆《淄川縣志》記載：“邑人近事槲，然繭不產于淄而織于淄，自食其力以佐農之窮。”道光《濟南府志》記載：長山縣“俗多務織作，善績山繭，繭非本邑所出，而業之者頗多，男婦皆能為之。”特別是“城南近周村鎮處，人多商賈。”淄川、長山等地有發達的絲織業，但織綢所用原料生絲都是從周村市場買來，織成絲綢后，再運到周村出售。
周村北面的齊東、高苑等縣是重要的產棉區，當地棉織業發達，盛產土布。康熙《齊東縣志》記載：齊東“俗儉民厚，勤于紡織，民皆抱布，以期準集市場，月凡五六至焉。交易而退，謂之布市，通于關東，終歲且以數十萬計，民生衣食之原，商賈輻輳之勢在是。”到齊東等縣購買布匹的關東商客，也往往經過周村大量躉購轉運，周村成為地區土布集散中心。
另外，淄博盆地其它土特產品也匯集周村，然后由此外銷省城濟南等地，淄博盆地大部分都成為周村的經濟腹地。《淄川鄉土志》有這樣一段記載：“氈帽產于本境南鄉龍口鎮等處，以羊絨為之。羊絨本境所產無多，率皆購于周村，每年制造約有數萬，運銷他境。”
區域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發展，是周村城市興起和發展的主要動力。
3.絲織業等手工業的發展
魯中農副產品集散地中心的形成，也大大促進了周村以絲織業為支柱的城市手工業的發展。
明末清初，周村已是山東絲織業中心。據《中國實業志》記載：“遜清初葉，周村絲綢備受各處之歡迎，銷路日增，于是有雇人常年織造者”。隨著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到了乾隆年間，周村絲織業有了較大發展。《淄川鄉土志》記載：“蠶絲本境天然之大宗，每屆春令，比戶飼之，鄉民一年之需，多半仰給于此。以飼蠶之盛衰，定年歲之豐歉。……蠶繭作成，本境雖能繅絲，而仍售于鄰境周村商賈織造。每于夏季，絲市極盛。本境王村，間有織造者，名為王村繭緞，銷絲不過百分之一，價昂而不精，尚待改良。”
由于周村的帶動輻射作用，長山縣及周邊縣份也大力發展絲織業。道光《濟南府志》記載長山縣“民風”時，有這樣一段話：“長山俗多務織造，善績山繭。繭非本邑所出，而業之者頗多，男婦皆能為之，……城南近周村鎮處，人多商賈，而務農其本業也”。這就表明，絲織業已成為周村手工業的支柱產業，周村也成為山東內地重要絲織業中心。
周村手工業中占第二位的是棉織業。棉織業使用腳踏木機織布，棉布有大布、小布之分。很多方志文獻中都有“棉花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備”的記載。另外，周村其它手工業還有銅錫業、燒餅、榨油、釀酒、香末、腰腿帶、針、梳篦、鞭炮、皮膠、染房、藥材等行業。
這樣，“周村數百年來，工以商興，商以工盛，工商日趨發達，市面遂愈顯繁榮”。以絲織業為支柱產業的手工業支撐了周村早期城市化進程。
4.當地眾多官僚大族集聚拉動了消費需求
明清兩代周村發跡的官僚大族很多，明代主要有：萬歷五年(1577年)進士曲遷喬，官至通政使；同年進士劉一相，曾任陜西按察使司副使；劉一相之子劉鴻訓，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曾代表明朝出使過朝鮮；同年進士史永安，官至兵部左侍郎，后贈兵部尚書；崇禎進士韓源，任禮科給事中，清初又任太仆寺官員。清朝初年主要有：任刑部尚書的李化熙，周村城南義官許進，周村新街的康熙朝狀元王應統等。這些官僚大族的增多聚集，明顯拉動了當地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消費量的增加。如明萬歷朝劉鴻訓家，僅為沏茶用水，每天就要雇兩個挑夫專門從30里外的白云山深處挑運山泉水。另外，桓臺官僚王氏、焦橋官僚袁氏等，都在周村以西的白云山下建有別墅山莊，其日用消費品也要靠周村市場供應。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歷史學者景在《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中曾提出一個很有眼光的論點：“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封建官僚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對城市發展的作用。”這些高消費階層的存在對周村商品經濟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5.重商社會環境的形成
周村城市的興起，與當地大官僚李氏家族的重商、利商義舉分不開。
嘉慶《長山縣志》記載：清朝初年，在長山縣集市當中，只有縣城東關和周村兩處大集有經紀人在集市上評價交易，每年兩集原解課程銀14.58兩，牙雜銀6.2錢，牛驢銳銀3兩，“即系兩處經紀照顧收交縣庫解兌。”每到集日，一些“吏胥不法之輩”和“奸棍市儈”便“借抽稅為名，騷擾集場”。他們征收的市稅，小部分上繳縣庫，大部稅款貪污自肥，這就造成“市稅銀兩，豪猾多就中取利，商困難”。對于當時尚處于幼年時期的周村市場來說，當地不法官吏對市集商戶的勒索損害了工商業戶的利益，干擾正常的集市貿易，危及周村市場的興起。
為繁榮家鄉故里的工商業，辭官回籍的大官僚李化熙出錢代全體商戶納稅，并把周村改為義集。這樣，“俾豪棍斂跡，不得橫行肆”，保護了當地商戶的利益和正常經商環境，留住了外地客商，為周村城市興起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直到嘉慶年間，當地人對此仍耳熟能詳，“鎮之設，已百有余年。自大司冠李公捐稅招商，以愈盛，父老多有能道之者。”不惟如此，李化熙死后，“市儈之攫金者復出”，曾任兩淮鹽運使的李化熙之子李斯秉持其父重商之志，又為周村商戶代繳三十年的市稅款。同時，為根絕貪官胥吏對商戶的勒索，李斯“爰以立市始末”，立碑勒石“永禁”，“為鎮備稅，世以為常”。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李斯逝后，其后人又“克承先志，于是鎮補偏救弊，多方來柔，其規模之宏遠，更駕乎前人者，則斯鎮之興隆，正未有艾也”。
這樣，在清初一百多年間，周村工商業戶享受免稅待遇，周村事實上成為當時全國罕見的“經濟特區”，這對于吸引各地客商和資本，繁榮當地工商業起到了重要作用。重商、利商的社會環境是周村城市興起的重要助力。
當然，周村城市的興起還有其它因素，諸如廟會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文化因素。
正是在以上主客觀條件的共同作用下，周村才由明代的普通村聚迅速發展成聞名全國的工商業城市。乾隆年間，周村被“御賜”為“天下第一村”。嘉慶六年《長山縣志》記載：嘉慶三年(1798年)有人描述當時周村的繁榮，“周村煙火鱗次，泉貝充，居人名為旱碼頭。碼頭者，商賈往來停泊之所，若漢口、佛山、景德、朱仙鎮之屬。……，琳宮寶剎，圜肆廠，咸依繞崖岸；而服賈牽牛負販而過者，日不啻千計，實鎮之要津也。”周村還有聞名全國的五行(絲行、糧行、錢行、布行、雜貨行)、八作(絲綢、銅器、木器、漿麻、腿帶、首飾、氈帽、剪鎖)等，成為“百貨叢積，商旅四達”的“巨鎮”。清代中葉，外地、外省客商紛紛來周村設立商埠，如章丘舊軍孟氏家族開設“八大祥”商號，山西與陜西商人開設匯兌票局、會館，經營酒醋業，張家口皮貨商李氏，江南客商經營的漆、水果和化妝品等消費品。
清代中期周村已躋身于當時全國著名工商業大城市之列。
另外，外地外省商戶也云集周村。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時任長山縣令的葉觀海在《天后閣記》中記載：周村“商賈云集，各行貨物皆出南省，凡采買運載，俱安然無恙”。在周村經商的各省商人認為這是海神天后護佑的結果。于是，一向被沿海居民和客商祭祀供奉的海神天后，也被移放到內地城市周村，并花費六千余金，修建富麗堂皇的天后宮，這筆款項“皆出自外省本省客商以及紳士”。嘉慶《長山縣志》記載：由于李斯代替全體商戶納稅，在周村經商的“各省商賈立碑頌之”。
周村本地商人也遠到長江流域經商。據生活于淄川的著名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志異》卷十五《義犬》中記載：“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資”。直到清末，周村與煙臺、膠州和濰縣并稱為山東四大貿易中心。
(來源：山東省情網 作者：王耀生 單位：山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