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振英當選想到香港社會的“開放”
時間：2012-04-23 13:20:21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明亮
近聞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結果揭曉，57歲的梁振英以689張有效票當選為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我對香港選舉并無太多關注，只是曾因工作緣故，對梁振英、唐英年兩位參選人有過“只言片語”的了解，個人感覺“梁勝唐敗”似乎多年前早有征兆。
頭一次聽說“梁振英”的名字是因為前些年舊事重提、“懸而未決”的深港河套地區開發問題。雖然在2008年兩地如火如荼的公眾咨詢活動中并沒有梁振英的身影，但最早給深圳方面提供關于土地權屬方面專業意見的就是這位“準特首”。這其實為深圳在河套開發問題上爭取了更大的主動權，否則香港方面不會在此問題上如此“配合”深圳。據說，梁振英先生知識豐富、深諳兩地法律制度，不僅提供了最為專業的咨詢意見，并且會提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法，可以告訴你如何行動更為主動和有利。因此，我想象中的梁振英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專業人士，不但善于把握問題的關鍵，并且善于找到解決問題方法。
頭一次“見到”唐英年是2008年造訪香港工業總會時，唐司長（當時其為特區財政司長）的巨幅彩照掛在工業總會的墻壁上，香港不少機構喜歡將有突出貢獻的人物“張榜公布”，類似的情形一般在大學的禮堂也能見到。唐英年留學返港后先接手家族企業，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后成為特區政府高官，一路可謂順風順水。不過那次到港，一位頗具威望的老先生私下卻對唐英年頗有微辭，在他看來，唐就是一個從來沒有自己擔過一攤子事兒的公子哥，他所有的經歷都不是“獨立”打拼出來的。這樣的評價可能多少有些主觀，不過從競選前唐英年對自家“違建”的表態中，似乎也能窺見幾分客觀的道理。事實上，無論是誰的過錯，至少唐將主要責任推給了自己的愛人，這給香港公眾留下了“缺少擔當”的負面印象。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唐英年的最終失利。
今天提起上面的掌故，并不僅僅是為了“爆料”，而是覺得，香港社會能夠讓生于世家旺族的唐英年與出身寒門的梁振英站在同一個競技臺上，無論誰最終勝出，都代表了一種文明和進步，香港的自由開放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最好的詮釋。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也許無法避免貧富分化，但開放卻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良性的社會流動，香港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唐英年可以依靠殷實的家底接受貴族式的教育并赴美深造，返港后借祖蔭庇護在商政兩界左右逢源；梁振英依然可以平民之身就讀教會學校并通過個人奮斗完成海外學業，返港后憑專業能力在深港兩地立名揚威。我認為，這可能就是香港社會保持“優化”的奧秘之一。如果我國大陸不進一步的開放或停滯不前，社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封閉，也必然影響各種創新的可能。遙想中國歷史上形成于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其本質上不就是一種擴大“開放”的制度嗎？從這個意義上說，隋唐的強盛在于通過“開放”終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魏晉南北朝的封閉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