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這一稱謂或將成為歷史,今后,將稱他們為“異地務工人員”。昨日,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雙轉移”監督視察工作動員會上,省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廳在匯報文件中首次正式用到“異地務工人員”提法,并透露今年全省將從異地務工人員中招錄3317名基層公務員。
人在江湖漂,哪能沒個拉風的名號?何況中國古語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農民工這稱呼究竟是褒是貶,不在于專家的生花妙筆與 燦蓮之舌,而在于其扎扎實實的生存語境。這些年,呼吁刪改“農民工”稱謂的聲音很多,譬如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表示,“農民工”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 色彩,呼吁社會慎用這一稱謂;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遲福林委員也表示,應早日讓“農民工”這一稱呼成為歷史。
改名當然是種善意。叫起來順口,聽起來溫情。但農民工自己真的很介意這個名字嗎?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康厚明說,“如果待遇不平等,叫什么名稱都 不是滋味,改變名稱的時候更要想到實現‘農民工’的平等待遇”;胡小燕代表說得更直白,“對我個人而言的話,我覺得農民工的稱呼只是個代名詞,叫什么并不 重要,最重要的時同工同酬,福利待遇能夠得到實惠就行了”。改名有改名的道理,但權利福利也許比身上的ID更富有價值評判色彩。譬如教師職業,雖“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這樣的糾結,恰恰是名不副實的尷尬。實踐而言,很多地方都給農民工改過名字,比如東莞的農民工曾稱為 “新莞人”、深圳的農民工曾被成為“來深建設者”等,盡管心理認同感有所增強,但就農民工的處境與地位來看,似乎并沒有多少明顯裨益。
客觀而言,“農民工”這個稱呼,確實凸顯著城鄉壁壘、戶籍鴻溝的意味,但此類骨子里的問題,并不是更名就可以一勞永逸。你給他更名為“幸福”, 也不見得幸福指數就蹭蹭上躥;你叫他“上帝工”,也不見得城市就真的拿奉獻青春奉獻愛的民工兄弟當上帝。如果只是希圖以改名的方式來調整群體間的權利與福 利落差,那么,這種掩耳盜鈴的游戲頂多也只有字面上的意義。中國城市化進程過半,但平權的制度、公正的福利,尚未跟得上這樣的進程。
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幾年農民工地位的提升,除了制度體制的發力之外,與勞動力紅利的終結、市場供求關系的逆轉有著根本關聯。有人說,我們關注改 名,農民工關注欠薪——此間的疏離與斷裂,不只是一個“尊嚴”的問題。農民工取個怎樣的名字才拉風?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遠在稱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