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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工”這一稱謂或將成為歷史，今后，將稱他們為“異地務工人員”。昨日，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雙轉移”監督視察工作動員會上，省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廳在匯報文件中首次正式用到“異地務工人員”提法，并透露今年全省將從異地務工人員中招錄3317名基層公務員。

　　人在江湖漂，哪能沒個拉風的名號？何況中國古語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農民工這稱呼究竟是褒是貶，不在于專家的生花妙筆與 燦蓮之舌，而在于其扎扎實實的生存語境。這些年，呼吁刪改“農民工”稱謂的聲音很多，譬如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表示，“農民工”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 色彩，呼吁社會慎用這一稱謂；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遲福林委員也表示，應早日讓“農民工”這一稱呼成為歷史。

　　改名當然是種善意。叫起來順口，聽起來溫情。但農民工自己真的很介意這個名字嗎？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康厚明說，“如果待遇不平等，叫什么名稱都 不是滋味，改變名稱的時候更要想到實現‘農民工’的平等待遇”；胡小燕代表說得更直白，“對我個人而言的話，我覺得農民工的稱呼只是個代名詞，叫什么并不 重要，最重要的時同工同酬，福利待遇能夠得到實惠就行了”。改名有改名的道理，但權利福利也許比身上的ID更富有價值評判色彩。譬如教師職業，雖“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這樣的糾結，恰恰是名不副實的尷尬。實踐而言，很多地方都給農民工改過名字，比如東莞的農民工曾稱為 “新莞人”、深圳的農民工曾被成為“來深建設者”等，盡管心理認同感有所增強，但就農民工的處境與地位來看，似乎并沒有多少明顯裨益。

　　客觀而言，“農民工”這個稱呼，確實凸顯著城鄉壁壘、戶籍鴻溝的意味，但此類骨子里的問題，并不是更名就可以一勞永逸。你給他更名為“幸福”， 也不見得幸福指數就蹭蹭上躥；你叫他“上帝工”，也不見得城市就真的拿奉獻青春奉獻愛的民工兄弟當上帝。如果只是希圖以改名的方式來調整群體間的權利與福 利落差，那么，這種掩耳盜鈴的游戲頂多也只有字面上的意義。中國城市化進程過半，但平權的制度、公正的福利，尚未跟得上這樣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