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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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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細節 |
從副市長出走到主要領導換帥，公眾對重慶的關注如同這座城市的火鍋一樣熱度不減。
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表示，現任重慶市委市政府必須反思，并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在所有人看來，總理的表態既坦誠又出人意料。
總理講話的第二天，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便空降重慶。當天，中共重慶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在會上宣布：張德江同 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提名何挺同志為重慶市副市長人選，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
主要領導人的變動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人們關心：重慶“紅與黑”的鮮亮標簽是否褪色，新書記上任是否會為這座城市帶來新的生機。
管窺幾天來的細節，無論是重視衛視的廣告還是人民廣場的告示，細心的人們發現，敏感與巧合往往被過度解讀。至少，如今重慶依然平靜。
過度解讀的“告示”
3月16日，一張據稱是攝于重慶人民廣場的圖片在微博上流傳。在一棵樹上掛著一塊綠色的《告示》：近段時間，周邊居民多次向我處投訴，反映人民 廣場白天唱歌以及夜間群眾舞會聲音過大，嚴重影響南邊群眾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強烈要求我處遵照《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加強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和重 慶人民廣場管理的通告》（渝辦發（2009）152號）規定，對人民廣場影響周邊居民以及他人休閑、旅游觀光等行為加強管理，請廣大市民積極配合，共同打 造人民廣場良好、有序的休閑、游覽環境。落款單位為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發布時間是3月15日。
重慶人民廣場是重慶大型慶典和集會的場所，其符號意義不言而喻，特別是這里曾舉行萬人高唱紅歌的歌詠會，而平時群眾也在此唱歌娛樂。除此之外，《告示》的頒布時間也頗令人玩味，當天上午重慶市召開干部大會，宣布重慶市委主要領導進行了調整。
《告示》很快被解讀為一種信號。一時間，重慶禁唱紅歌的傳言四起。
廣場的管理方、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副處長黃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居民投訴由來已久，附近居民對此意見極大，多次向市長信箱投訴。早在 2009年，重慶市就出臺相關規定，禁止在廣場使用鑼鼓、自帶錄音機、音響等設備。然而，在多次整治過程中，安保人員在勸告中與群眾發生沖突。這次整治并 發布通告仍是因為居民再次向政府投拆。“正好趕上主要領導調整，這只能說是一個巧合，我們并沒有想那么多。”黃敏解釋說，通告上也只是寫的“唱歌”，并沒 有指是“紅歌”。
在此之前，唱紅歌似乎成為這座城市的標志。2008年，重慶市主要領導發出要在中小學校大力普及紅色經典歌曲的號召，全市迅速開展“唱讀講傳” 活動。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大中小學均舉行唱紅歌比賽，首屆中華紅歌會亦在重慶唱響。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慶市共開展“唱紅歌”活動25 萬多場。
頻繁的紅歌演出讓演出行業紅火起來。一些演出公司專門承接各種紅歌活動，提供舞臺、音響、燈光等設備。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 公司一年能承接上百場紅歌演出，僅配合《紅梅贊》的LED視頻動畫就根據不同單位的要求做了50多遍。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機，都想在紅歌上分得一杯羹，有 的演出公司加入重慶紅歌研究會，成為會員，有的還打出定制紅歌演出服裝的廣告。
專門從事商業演出的老板張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曾想與一區政府合作搞搖滾音樂節，而政府的答復是，不是紅色歌曲很難合作，“要往‘紅’上 靠”，多次接觸讓他感受到政府對于其他藝術形式的排斥。據他所知，在唱紅最“狠”的時候，一個廣場的演出就要花幾十萬元，當然也只有與政府關系好的演出公 司才能接到單。
人事調整之后，靠承接紅歌演出的公司開始擔心，如果不再唱紅歌，他們的生意會受到一定影響。張明說，“我從不反對紅歌，只是希望演出市場恢復到競爭中來，讓市場來選擇。”
3月15日，張明發了一條微博：讓音樂節早些到來吧！
紅歌退潮？
因“唱紅”而走紅的合唱隊指揮王宗瓊也感覺到了細微的變化，3月16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她已經把“紅歌”這個稱謂，換成了“我們喜歡的歌曲”。“他們不提（紅歌）了，我們也就不提了。”
“我們喜歡的歌曲”還在唱。3月16日下午，王宗瓊還在給一家合唱隊排練。她現在是四家合唱隊的指揮。
在重慶，無論官方合唱團還是民間紅歌隊，王宗瓊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
1998年，喜歡唱歌的王宗瓊召集了20多個人成立“金云雀合唱團”。10年后，“唱讀講傳”在重慶鋪開后，“金云雀合唱團”屢屢獲獎，王宗瓊 本人的名聲也在圈內逐漸走高，一些單位開始向其拋出橄欖枝。“她現在指導一個隊的價格是500元-1000元。”王宗瓊的朋友王涵說。
盛名之下，重慶市委宣傳部組織的幾乎每一場大型的演出，都會邀請王宗瓊參與。王宗瓊做過的一件事，讓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合清印象深刻。 2010年，為了唱好《保衛黃河》，王宗瓊把合唱團拉到壺口瀑布，在瀑布下面大合唱。“新聞播了以后，我都熱血沸騰，非常佩服。”王合清說。
2011年6月，重慶組織“唱讀講傳”赴北京巡演，王宗瓊和“金云雀”也被邀參加。
同樣在重慶當地一家合唱團當領唱的王涵認為，對紅歌真正歡欣鼓舞的，是那些曾從紅色歲月走來、有紅色記憶的人。“我沒覺得是故意要唱，甚至不認為那是紅歌，因為現在的歌我們都不會唱，只會唱我們年輕時愛聽的歌。”
來自基層的王涵說，她無法說出重慶“唱紅”未來會怎樣，但唱紅的確曾讓她生活簡單而充實。
電視臺改版？
在“告示”之前，禁播廣告一年的重慶衛視也似乎有“解凍”的跡象——出現了一條酒類廣告。
3月15日晚上，因為剛剛宣布主要領導的任免，人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當晚的《重慶新聞聯播》，節目之后，一條酒類冠名的廣告映入眼簾。這立刻成為網絡熱點，被認為是一種微妙的“變化”——電視臺改回去了？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重慶電視臺臺長劉光全否認了這一說法：“目前（電視臺）沒有任何變化，如果有變化那也太快了吧。”他解釋說，因 為這個酒廠支持“五個重慶”拍攝，給一些冠名費，所謂的廣告也只是一句話：××提醒您收看“五個重慶”，“這哪里是廣告了，今年1月就有了，為什么媒體之 前不說，非要這個時候說？”
對于重慶電視臺已開始招聘廣告人才的傳聞，劉光全也予以否認：“這也是瞎扯。”
敏感時期如此關注電視臺“事出有因”。2011年1月、3月，重慶衛視進了兩次改版，實施“一不二減三增”方針，即，不再播出帶有商業性質的廣告；電視劇播出總量減少并且不在黃金時段播出，外購外包節目的播出量減少；增加新聞類節目、自辦專題和文化類節目。
這在中國的電視領域極為罕見。不僅一年3億的廣告化為烏有，重慶衛視的收視率排名也從2007年最高的第4位跌落至23位。
已在重慶電視臺工作10多年的王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了廣告，收入大受影響，而《天天紅歌會》等紅色節目讓電視臺變得單一。在他看來，電 視工作者原本是一個發揮自身特長，有著充足創作空間的工作，單調的節目容易讓電視制作失去動力。“大家都只圖播出安全。”王兵說。
王兵對于“紅色電視臺”也頗有微詞：“有的紅歌本來很好聽，可每天剪輯的都是紅歌，再好聽也會煩。”王兵說，他更懷念之前的時光。1990年 代，他進入重慶電視臺時，工資就是三四千元，當時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千左右，同事們也都有干勁，而《霧都夜話》《拍案說法》等節目也都好評如潮。可去年改版 之后，讓他再也找不到原來的感覺，工資仍是十年前的三四千塊，去外省開會出差遇到同行，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的單位。
對于BBC等國外電視臺播放公益節目而沒有商業廣告說法，王兵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所謂公益應該是多樣而包容的，發出的僅僅是一種聲音怎么能叫公益呢？
外界炒得沸騰，重慶臺內部卻一如往常的平靜。王兵說，至少從電視臺內部還沒有感受到變化。
糾結的廣告商
關注重慶衛視 “變化”的傳聞的不止是媒體。3月15日這天，李永接到幾個廣告同行的電話和短信，討論的話題只有一個：重慶廣告的春天是不是要到了？對于重慶的廣告公司而言，他們更愿意看到“牽一發而動全身”，讓這個行業盡快走出低谷。
李永是重慶某廣告公司的老板，進入廣告行業已有15年。重慶衛視曾是各家廣告公司的大客戶，禁播廣告自然對廣告公司造成影響，但對重慶廣告業最大沖擊的是兩年前重慶戶外廣告整治活動。
2010年3月28日，大規模的戶外廣告整治在重慶啟動，全城開始集中拆除戶外廣告。李永的公司原來有150多個廣告位，共十幾萬平方米，最后拆得只剩下三四個廣告位，“沒有一分錢賠償，政府沒有這方面的預算。”李永說。
而這次整治的原因是，市領導要求提升城市品位。為此，多家廣告公司曾數次與分管副市長開協調會溝通，希望政府能考慮廣告業的發展前景，而副市長也表示已努力把意見帶上去了，但最終未被采納。
數據顯示：從2010年3月28日到4月23日，二十多天之中，重慶主城拆除戶外廣告牌2.38萬塊，總面積達55.8萬平方米，占到整個重慶戶外廣告的75%。
李永公司一年的營業額有七八千萬，拆過之后只有原來的10%，更為糟糕的是，一百多名員工，有七成辭職，客戶上門追要違約款。當時情況下，李永的公司還是幸運的，很多廣告公司甚至關門或者轉行。
李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府要求拆除的理由之一就是廣告牌影響景觀，但一年之后他發現，自己被拆除的廣告位上又建起新的廣告，只是內容換成了“五個重慶” “縮差共富”等公益廣告。
“某種角度上說，這個行業沒有得到相應的保護和尊重。”李永說，但因為高層領導的調整就嗅到所謂行業的春天或許過于敏感和樂觀。
在他看來，政府花大力氣的整治確實讓重慶的市容市貌煥然一新，但若政策變化，廣告公司再以雨后春筍般出現對于這座城市也是不負責任的。
“應該依法依規，有序地推進。”李永建議。
警界的松與緊
最敏感的莫過于警方。王立軍事件一個多月來，重慶警方在媒體面前非常低調，常規的工作亦鮮有報道。
王立軍事件發生后，坊間便傳出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關海祥將調往重慶市公安局任職。有消息人士透露，2月11日，加拿大總理哈珀在訪問重慶期間，身著黑色風衣的關海祥亦在現場指揮布置安保工作。
2月17日，重慶市公安局召開2012專項打擊整治行動春季攻勢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關海祥首次以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的身份公開出席會議。自此之后，關海祥再也沒有出現在新聞報道中。
除公安高層外，普通警察亦極為謹慎。3月19日，一位交巡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安系統并非外界想象那樣，其實并沒有太大變化，工作壓力仍然很大。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如今，重慶的交巡警平臺達到500個，交巡警1.4萬余名。因為大規模擴招，不少交巡警至今沒有編制。王立軍事件后，很多沒有編制的交巡警擔心下崗，壓力陡增。
一位曾接近過王立軍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有一個習慣，所有講話均有專人記錄，出事后，重慶公安局的內網上開始刪除王立軍的講話稿。原來警察上班要求穿警服或西服，如今也可以著休閑的正裝。
此外，曾被王立軍引以為豪的警察沙龍在王出事后雖照常開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龍里，王立軍的照片已被取下。
雖然表面平靜，公安系統的各項工作都被嚴格要求。3月16日下午，重慶市公安局召開全市公安機關領導干部大會，市局黨委要求，“全市公安機關、 全體公安民警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刻領會中央精神，統一思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以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擁護中央和市委決策，在重大問題、大是 大非面前保持清醒頭腦。”
這幾天，重慶大蔥價格猛漲、房價小幅下跌、綦江55年一遇旱災致11萬人飲水困難。一位重慶當地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論時局敏感與否，但重慶人火鍋照吃，龍門陣照擺，生活還要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