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大量的農用的土地,如果要轉變為工業用地或商業開發,就會給這個地方以及農民帶來很多好處。因此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就意味著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要轉移到非農業部門,轉移到城市。轉移人員進入城市,如果真的變成了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他們的生活水平會相應地提高。
隨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留在農村的現有勞動力數量相應地減少,耕種的土地數量相對地就增加。雖然土地總量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一家一戶的土地經營規模擴大了,擴大之后它能達到最低規模要求,那么農業生產得到的收入也會相應增加,使農民種糧得到的收益不低于進城務工得到的收益,農業大省發展農業生產得到的財政收入以及GDP增長不亞于非農業地區。這樣一來,就能使中央的目標和地方的目標就一致起來,中央保證糧食安全的要求就和農民種糧積極性就統一起來。
當然,要實現非農業發展,由此導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部門,農民要進入城市,不僅要進城而且要落戶,不僅要遷徙而且要定居,隨著“兩化”的推進,農村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也就為農業現代化實現創造了條件,所以“三化”同步推進是解決你剛才談到的矛盾,這也許是唯一的途徑。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對農業政策進行適當的調整,特別是對種糧的農業地區。像河南和黑龍江這樣的糧食大省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因為糧食安全實際上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關系到國計民生,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應該是一個公共物品,誰承擔了公共物品的生產和提供,他就理應得到全社會對他的支持,得到中央政府對他的財政轉移支付,而且應該由全國人民來負擔。所以,我曾經建議,對于任何占用耕地的個人和單位,從事非農建設的,一定要征收耕地占用稅或者占用費,由此會形成一個糧食安全的基金或保護耕地的基金。把這個基金收入能夠轉移給那些種糧的農戶,種糧的大縣、大市、大省,誰種糧多,誰保護的耕地多,他得到的轉移支付就多,就能既讓馬兒跑得好,也讓馬兒吃上草,吃好草。實現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一致。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三化”統一,一起推進的原則。根據2011年的數據,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突破了51%,但據說在您看來這51%的水平是半城市化,您為何如此理解?城市化應該怎樣?中國應該怎樣去有質量地推進城市化?
蔡繼明:城市化的真諦、本意是指農村的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移,或者說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轉變。這不僅僅涉及戶籍問題,這種轉移必須以工業化作為基礎,首先從農業生產轉向非農業生產。非農產業一般都是聚集在城市以及城市周邊,所以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城市化的進程也必須跟上。我們現在所謂的城市化,一方面理解為城市建設,城市建成區的面積不斷地擴大;另一方面當然也包括城市的發展。
現在已統計的城鎮人口是以常住人口作為標準,只要在城市里居住、工作6個月以上就被視為城鎮人口,剛才你提到的去年51%的城鎮人口就是包含了大量的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雖然務工在6個月以上,但是并沒有真正地轉變為城市居民,除了戶籍這樣一個表面的標志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住房、醫療、社會保障、教育等諸多方面還沒有真正享受當地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些待遇。這就是眾多學者所指出的“半城市化”或“偽城市化”。這種現象需要盡快改進,城市化水平一定是指真正的城市人口,而不是這種半截子的,51%的數據容易讓人自滿自足,似乎我們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很高、很快。
有的學者或官員甚至就此提出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是不是過快,引發所謂的“城市病”或一系列城市管理的問題。如果按國際標準衡量,我認為中國恐怕還是低于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我們周邊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臺灣地區。
記者:中國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您認為城市化推進的水平應該達到什么樣的水平比較合適?
蔡繼明:如果按照李克強副總理所說,到2030年達到65%,那么我理解這個65%并不是按這個口徑。如果按照這個口徑,今年是2012年,“十二五”期間,要每年一個百分點,經過15年那肯定能達到。但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城市化,也就是不僅進城還要落戶,不僅遷徙還要定居,要達到65%這個任務還是比較艱巨。那就意味著每年要有2000多萬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家屬進入城市,變成城市居民。如果到2050年,我們的城市化水平達到75%—80%,才能夠說基本實現現代化。
記者:從現在到2050年近40年,時間還很漫長。
蔡繼明:對。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化任務非常艱巨,正因為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說,21世紀會有兩件大事兒會影響世界的進程,其中一件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因為它涉及到7-8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這是史無前例的,是空前的,它將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產生巨大深刻的影響,它也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
記者:謝謝蔡委員今天接受我們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