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城鄉美國、城鄉德國、城鄉法國或城鄉日本,更可以說城鄉巴西、城鄉印度和城鄉俄羅斯,因為除了少數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鄉兩分天下。“城市國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個國家由城市組成,完全沒有鄉村,不過那里的城市人,不少還是從周邊其他國家的鄉村里來的。倒是沒有“鄉村國家”這回事整個國家全部由鄉村組成,完全沒有城市不但當今沒有,似乎很遠久之前也從來沒有過。《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的名著,上世紀40年代發表的時候,中國早有了城市。費老本人受教過的蘇州大學和清華大學,都在有名的中國城市里;后來他到倫敦大學深造,更是地處世界大都會。或許是城鄉之間深刻的分野,才激發前輩學人認知城鄉、認知中國。
這是說,一個國家分為城鄉兩個世界,是相當普遍的現實。當然,普遍性總是隱藏在一個個的特殊性當中的。概而言之,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鄉之間的差別不那么大,所以人們一般不取城鄉角度討論經濟社會問題。像美國和法國,今年皆大選之年,不過好像沒有聽說哪一黨哪一派拿那里的城鄉問題說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經濟體,城市部分比例小,城鄉之間鴻溝大,這就決定了國家發展的基礎、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這也不難理解,要是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那么離開了農村、農業和農民狀況的根本改善,國民經濟是搞不起來的。
城鄉中國本就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社會結構,所以無可避免地帶有城市化率低、城鄉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幾十年來中國在戰略、體制和政策方面不斷的選擇與實驗,也讓今天的中國城鄉具有若干鮮明的、不容漠視的特色。其一,“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其二,市場改革激發了天量的城鄉人口流動,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經濟機會的版圖分布,也形成著新的社會結構;其三,城市化加速與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造就了城鄉關系極為夸張的緊張。
并沒有把握說,這些現象他國全無,惟我中華獨有。但是橫看豎看,這樣的三個現象交織到一起,把以十億計數的中國人都網羅其中、欲罷而不能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多見的機會。不是嗎?剛剛過去的春節,僅鐵道部公布的春運人數就達2.21億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節前后40天全國客運量過了30億人次!實在是沒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報告說美國每年3500萬人更換居所,也是人口流動的大國。不過,那邊是長期搬遷,這廂卻是短期探親,過完了年節還要“打道離府”的。再往上追,1860年代的美國無疑也是個發展中國家,西部大開發、大搬遷青史垂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魯法學院圖書館里查看到的資料,當年的美國移民多半就是舉家西行,不似我們這里,光“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就有好幾千萬。
讓我輩無法別過頭去置之不理的,不僅僅是城鄉中國悲喜糾結,還因為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有著尚不容易闡釋的邏輯。工業化搞不起來,城鎮給不了鄉下人更多的機會和容納空間,好懂;可是國家工業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門卻對農村日益緊閉,卻實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處走的動力學,好懂,所以工業化、城市化伴隨大量移民,不斷從低收入的鄉村地區移向機會與收入較高的城市,也好懂。從這個邏輯出發,城鄉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強勁的進城移民運動,等到更多的農村移民融入城市,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趨近。可是迄今為止,中國的城鄉差距激發的似乎只是“進城打工”,他們在年輕力壯的時候到城市賺錢,年紀大了還是回家。這豈不是說,城鄉收入之差,縮短一段時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還有那所謂的“土地城市化超過了人口城市化”從沒聽說過這個別扭概念的讀者,要容我以后細說豈不是確認,中國城市化的加速意味著人口在空間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還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業化城市化驅動的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居然給城鄉中國的帶來出乎意料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