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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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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城市化，人們往往會直接將目光投向大城市邊界之外的廣袤土地，又有多少人會注目或與自己小區僅一墻之隔的城中村呢？北京大城小村里的探索和經驗，當貢獻于中國更廣闊天地的實踐
村莊里的創造
我們梳理發生在首都北京豐臺村落的這些故事，探尋這座超級大都市著力于細胞上的創新密碼，記錄前行中國的些微印記，并試圖與讀者一道讀懂自身生長的邏輯
北京，穿越3000年的歷史長河，以共和國首都的身份矗立于今日世界都市的版圖，近30多年間，更成為觀察當今中國蓬勃成長的鮮活標本。
對今日北京的觀察，乃或對當代中國的觀察，可能已經不再需要僅僅止于疾步前行中的華麗魅影。
掠過大都市的繁華與喧囂，也會有不為人們熟知的寂寞鄉村；穿過林立的摩天高樓，也有會仍然蜿蜒的鄉野土路；與金融街、CBD行色匆匆的俊男靚女擦肩而過 之后，你甚至還可以快速切換到販夫走卒聚居的背街小巷那些所謂的鄉村，其實有些就位于北京城區的核心位置，其距離天安門這樣的顯赫地標不過十幾公里。
提到城市化，人們往往會直接將目光投向大城市邊界之外的廣袤土地，又有多少人會注目或與自己小區僅一墻之隔的城中村呢？
在北京這樣一個超級大都市里，城市與鄉村犬牙差互，市民與村民交錯而行。在那些近在咫尺的城鄉接合部，一個外界不甚了解的北京，或許還沒有那么的光鮮非凡，可是在那里靜悄悄發生著的變革，卻是那么的真切和生動。
在那里，一些“小村”曾似一塊塊洼地，與摩天樓群共同呼吸——它們或是早已完成了“上樓”，尚因社保等原因仍頂著“村”的帽子；或是依然在“吃瓦片”， 靠出租房屋獲益，那低矮小樓叢聚之處，外來人口集聚，乃至夾雜著些許污垢；它們大多經歷過有些“夾生”的城市化，既期待土地含金量的不斷釋放，又擔心村去 人散、拿了沉甸甸的補償卻可能從此無所依憑
這些，當然絕不獨見于北京，而恰恰是每一個中國城市都普遍遇到又無法回避的新課題，也是必須解決的大課題。 詳細》》
草橋村變身記
這個從明代起就為北京供應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蛻變。讓全體村民擰成一股繩，一直是王茂春引以為豪的事。這只擰緊繩子的手，就是經濟關系
王茂春還不甘心。這位北京市豐臺區花鄉草橋村黨支部書記，覺得自己祖居的京西南村莊可以像京東國貿地區那樣光彩奪目。
從地理位置上看，草橋與國貿一帶確實難分軒輊——前者在西南三環，后者在東三環，兩地與天安門的距離相若，各自的區域內甚至都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橋。
北京人都知道：作為首都CBD核心的國貿區域，號稱“中國金十字”；而草橋，最著名的地標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車總站，這趟圍著48公里長的三環路轉圈的公交車，號稱“全世界最擁擠的車輛”。
草橋不是國貿。由于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建設工廠，京東地區也許是北京最早展開城區拓展的區域，而草橋至今還是個“村”。但草橋仍然期待成為下一個國貿。這個從明代起就為北京供應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蛻變。
雖然叫“村”，但此時這個有著20多家集體企業的“村”，涉及花卉、物業經營等多個領域，全村的經濟收入超過7億元。草橋村民住的高層小區整飭潔凈，每一戶都擁有村集體經濟的股份，有分紅、有福利。
“現在，草橋村民不僅百分百就業，平均每戶職工工資加股金分紅年收入可達5萬到6萬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車。”王茂春說，他的經驗是，第一 條，不管怎么變，村集體的經濟命脈不能丟，土地收益要成為生生不息的產業，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條，總要有“組織”，熟人社會也好，鄉規民約也罷，再疊加 經濟紐帶和黨政組織，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
提起南方地區的那些“超級村”，花農出身的王茂春遺憾錯失了一些機會，但很快又釋然：咱們離天安門這么近，發展重要，平穩也重要。
在豐臺區規劃展示館的環幕電影中，簇簇摩天大樓如春筍拔節般生長，“商務區”、“金融區”招牌閃亮。王茂春覺得，腳下的土地仍然埋著金子，機會仍在。 詳細》》
回遷安置房：西局村賬本
回遷安置房都是高層塔板結合，可看起來就是低密度的高層板樓，地上27層，地下3層。“以前回遷房有1梯8戶的，全陰戶型。”武長軍說，在得到資金保障的情況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戶，戶型幾乎都是南北通透，“經過全體村民投票，選大家最滿意的”
西局，自古人員混雜。豐臺志上說，幾百年前這里遍地鏢局，又因在京西，所以得名。
在西局村村委會主任彭軍的印象中，大約在1988年，西局的外地人多了起來。“開始是浙江人，倒騰皮夾克。”他說，隨后各色人等接踵而至，生意涉及羽絨服、水產、建筑
西三環中路從西局穿村而過。西客站和六里橋、麗澤橋兩座長途客運站就在村邊。作為進京闖蕩的第一站，1994年、1996年，西局外來人口連續沖上歷史 高峰。不過，總體上講，那時1.64平方公里的西局村與西三環、南三環附近其他城中村的情形大體相當，北面有六里橋，南有石榴莊，沿南三環向東有木樨園、 成壽寺
“一運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2000年，第一個改變的機會來了。當時北京市政府決心大力推進始自上世紀50年代的綠化隔離帶建設。模仿莫斯科規劃而設計的“綠隔”，主要是為了防止城市各區域連成一片，實現分散而有重點的布局。
被稱作“一綠”的北京第一道“綠隔”的建設起起伏伏。到2000年，北京市政府下發《關于加快本市綠化隔離地區建設的意見》以及相關暫行辦法，提出在3至4年內完成60平方公里“綠隔”建設。這被認為是實現“綠色北京”承諾的重要舉措之一。西局村在改造目錄中。
改造政策下來，西局的村民們發現與以往大有不同。政策許可以農民合建房的形式搞房地產開發，所得資金用于區域內的各項建設以及解決村民生計。“就是政府不出錢，由村集體自己用土地搞開發。”西局村黨支部書記武常亮回憶說。
根據后來出臺的具體政策，用于農民搬遷上樓的自住房屋與上市商品房比例為1:0.5。也就是說，每建設1萬平方米回遷安置房，可以建5000平方米商品房出售，所得資金用于前者。
這項前所未有的政策既不同于國家征地，也和城市危房改造不一樣。農民們發現，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換新房子、搞開發，過上城里人的生活。幾十個城中村都雄心勃勃，組建了村集體的房地產企業。于是，北京的“一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力度啟動開發熱潮。
“一運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武常亮說。 詳細》》
收編“流動大軍”
流動人口管理與村民自治章程相結合，這是張儀村的創新。“這個做法的基礎是村里雄厚的經濟實力”
十幾年前，一聽說去張儀村，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大都會皺眉。那條僅有9米寬、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讓司機們寧愿拒載，也不愿“冒險”。
現在，群租的大雜院變成了規范的小區，路邊攤販被城市綠化帶代替。張儀村成功“變臉”。
“對村民‘上樓’以后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性探索，是張儀村大變樣的重要原因，其中流動人口管理的規范化至關重要。”張儀村村委會主任閻德義說。
處于北京市豐臺區和石景山區交界處的張儀村，本屬于北京城的“邊緣角落”，但在2005年前后，這里容納了7000多流動人口，而村民僅1200多人。
數百萬流動人口，在高房價、高生活成本的擠壓下，散落在北京城市邊緣的城鄉接縫處。對這部分人如何管理，一直令各級政府頭痛。
如何在土地流轉與人口流動中找到平衡點，也是張儀村反復思考的問題。
外來人口幾乎是居民的6倍
雖然是農村建制，但張儀村的基本農田20年前就沒有了。
“當時沒人種田，大家都出外打工。”閻德義回憶說，“20年前，張儀村的定位以種菜為主，那時候一畝菜地收入幾千元，可如果用這畝地蓋房子，能掙幾萬、十幾萬元。”
張儀村從上世紀80年代起逐漸城市化，基本農田逐年遞減。“但村里也沒有特別好的企業，那時候一年人均收入才一兩千元。”
閻德義1999年5月到村委會任職，2000年當上村委會主任。“我剛上任的時候，張儀村農工商聯合公司的存款也就2萬元上下。市政條件就更別提了。當 時張儀村不通公交車。路就9米寬，從我小時候就有，只不過后來土路變成了柏油路。因為缺乏維護，路面破損嚴重，一下雨最深的坑積水能沒過轎車擋風玻璃。”
2000年張儀村自己拿出一部分資金，把路面拓寬到11米，鋪了新柏油，同時做了排水工程，但因為后期沒人管，也就沒能維持多久。
“真正的變化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張儀村路經過再次拓寬以后通車了。同時，村里設計了7條規劃路，現在已經完成4條的建設。路通了以后，自來水、電、天然氣也全部到位。公交線路也由過去的3條增至7條。”閻德義說。
路修好了，對流動人口管理的重要性就更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