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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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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廣州１月３０日電（記者王攀 吳濤）過去的四五年間，年近５０歲的四川籍農民工張喜洋逐漸開始形成新的春節習俗：他開始按照廣州的習俗向年幼的孫子、孫女派發面額小一些的“利市”；在除夕夜，他會和家人前往花市逛街，而不是守在家里看電視；他還會用油炸的“油角”取代餃子，招待上門的客人。
眼下，定居在珠三角中心城市廣州的張喜洋說，他已經不再愿意每年春節期間攜帶大量行李返回兩千多公里外的農村老家，而是更愿意鼓動老家的親戚來廣州。與香港毗鄰的廣州是中國的第三大城市，被視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
“返鄉路上人太多了，遭罪。城里更舒服，還可以讓家人開開眼界，長長見識。”張喜洋說。張喜洋是中國３０年來新增的數以億計的新城鎮人口中的一員，他們此前祖祖輩輩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就在今年１月中旬，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外宣布：最新統計顯示，大陸地區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也意味著中國在幾千年文明史上，首次成為一個“城鎮人口居多”的國家。
農業問題專家、中國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說，對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數量比一些大洲總人口還多的古老大國而言，這是她城鎮化發展進程中“里程碑式的標志性事件”，是“一個令人驕傲的大喜訊”。
“事實上，中國只用了３０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用了上百年才完成的進程，總的看來產生了很多積極效應。這也意味著中國要用３０年的時間解決西方國家用上百年才解決的種種城鎮化問題。形勢之錯綜復雜、重大急迫，超出想象。”溫思美說。
“在中國改革開放推進的工業化的過程中，源源不斷涌入工業發展中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是推動中國工業化快速發展、經濟增長不斷加速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社會學專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前所長鄭梓楨說說。
張喜洋就是這樣在工業化進程中被“城鎮化”的。１９８４年首次離開四川老家后，他先后在廣東的佛山、深圳、廣州等地打工。這位有著２０多年工廠經歷的老農民工說，自己既踩過縫紉機，也組裝過電視和電腦，曾長時間租住工廠的宿舍。
上個世紀９０年代初結婚之后，他和妻子漸漸萌生了在珠三角城市定居的想法，并最終在廣州郊區租住了一棟房屋，讓一家五口人居住了下來。“城市里的學校和醫院都比老家要好，能給孩子更好的成長空間。我們也覺得城市的生活更舒服一點。”張喜洋說。
在有關專家看來，城鎮化在帶來各種利好的同時，也正在對中國的經濟、社會乃至行政管理帶來嚴重的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形容說，這種負面影響“小到城市的物業管理，大到整個國家發展規劃”，都難以避免。
長期研究流動人口問題的鄭梓楨說，城鎮化人口比重不斷提升對經濟增長“好壞參半”，這一進程再加上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雙重影響，意味著流入城鎮的農民工數量未來將趨向下滑，人口紅利日漸消減，經濟發展成本越來越高。
全球最大的生產外包型企業之一利豐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馮國倫說，由于就業人口總量不可能快速增長等因素影響，中國整體工資水平未來五年將上漲８０％，這意味許多“中國制造”的產品價格也將水漲船高。
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空間也會因不斷發展的城鎮化進程受到影響。同樣是人口大省的山東省商務廳業務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吳英喜說，和過去３０年相比，勞動密集型服裝、制鞋、玩具等行業近年來遭遇的“用工荒”越來越突出，因為習慣了城市生活的“９０后”農民工出現了“寧愿在城市富余，不愿在農村就業；寧愿在服務業拿低工資、不愿意在制造業掙加班費；寧愿在城市奮斗，不愿在農村享受”的特征。
“從我們調查的情況看，這種心態不是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工資就可以解決的。這對這些企業的發展造成了挑戰。”吳英喜說。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管理也面臨著巨大的新壓力。一些專家認為，去年一段時期以來，廣東、浙江等經濟大省和外來務工人員大省，外來人員與本地人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就折射出當前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面臨著城鄉隔閡化解難題。
鄭梓楨說，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意味著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熟人社會、血緣社會逐漸解體，與發達國家類似的“陌生人社會”在擴張，這將會給中國現有的城市和農村結構造成沖擊，使得城鄉社會形態、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都需要相應改變。
張喜洋說，盡管在廣州定居多年，自己的孩子仍然難以和當地居民的孩子一樣，享受較為低價和優質的公辦教育。
鄭梓楨說，從目前的有關政策看，當前中國政府正努力糾正在快速發展中積累下來是問題，并試圖通過城鎮化將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良性互動。“最主要的一條，是必須讓農民能夠享受到城鎮化帶來的好處，讓社會發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社會”。
政府部門不斷釋放出來的善意信號，也給正處于城鎮化進程中人們帶來了期盼。張喜洋說，雖然在廣東輾轉了２０多年，但在一系列扶持政策出臺之前，他無法想象能有機會成為廣州人。
“現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夠早日取得廣州戶籍，成為一名真正的廣州人。”張喜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