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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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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大量的“農民工”話題取代了傳統的“三農問題”，成為政府與社會關注的焦點。溫家寶總理考察時稱農民工不僅是產業工人的主力軍，而且成為城市建設和服務的一支重要力量。
民政部近日出臺《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下稱《意見》），這是中央探索將農民工市民化的第一個全局性的、專門性政策文件。廣東省 委書記汪洋則進一步要求廣東建立健全外來務工人員融入城鎮的制度設計，加快研究并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 融合。
中國的城市化率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8.9%躍升至目前的50%，但這其中喜憂參半，憂在于，很多時候，城市化僅僅體現在“城市”本身的擴張，而 非人口的城市化率。絕大部分農民工仍然只是城市過客，他們無法融入城市的原因是制度，即城市本身仍然按照原來體制下的戶籍制度進行管理，而教育、就業、醫 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權益和福利附著于戶籍。因此，除非農村的富人能夠承受比市民更高的公共服務成本（比如學校贊助費），否則，幾乎沒有可能舉家遷往城市， 并融入一座城市。
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進城打工的候鳥式生活是一種宿命，他們也沒有能力面對城市生活中設置的各種制度性障礙，也沒有足夠的儲蓄購買住房養家糊 口。但是，新生代農民工日益成為主流，據統計，當前中國外出農民工有1.64億人，其中約六成是新生代農民工。與父輩不同的是，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并不想返 鄉，而是希望融入城市。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30%多在農村沒有承包地，40%多沒有宅基 地，92.3%不愿再回農村。
現代世界，在確定公民權的時候僅僅會排斥外國移民。現在如果再繼續把農民排除在城市公民身份以及各項福利之外的話，就屬于一種的制度方面的歧 視。現在這種歧視已經不僅僅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和個人的苦難，而日益成為制度變革的困境。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再像父輩那樣忍耐與沉默，他們的權利意識 與要求較高的生活質量的意識特別強烈，但組織化程度低，流動性大，往往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主力軍。
盡管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民工荒”越來越緊張。但從中期來看，中國經濟正在尋求“軟著陸”，而且要經歷一個長時期的轉型過程。在這個過 程中，新生代農民工將承受巨大的就業壓力，并且由于權利意識的增強，可能會不斷與一些資方或當地人發生沖突。更應該引起重視的是，目前的制度設計還沒有給 予新生代農民工以足夠的希望：他們既得不到城市公民權，也不可能買得起房子，他們幾乎無法很好的融入城市，除了打工以外，他們與城市生活的交集并不多。
因此，基于社會穩定的原因，政府也有必要讓新生代農民工的人生在城市有安放之所。這絕不是施舍，而是歷史不公平的欠賬。國研中心的一項測算稱， 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以2.5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余萬億元。坦白說，這種算法從某種程度上將農民工市民化視為財政包袱， 而事實上，如果沒有戶籍制度以及土地權利不完整的制約，農民工根本不需要特別的財政成本，甚至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上的損失以及巨大的勞動付出，本身 就存在欠賬。
此次《意見》的主旨是構建以社區為載體的農民工服務管理平臺，按照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將涉及農民工切身利益的社區服務項目逐步向農 民工覆蓋。顯然，這個文件強調的是管理，讓農民工有了社區歸屬就能把對他們的生存和行為監管結合起來。這種做法值得商榷，目前最首當其沖的還是要盡快改革 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并在城市平臺上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賦予他們完整的公民權。將農民工聚集起來管理，既不利于他們與城市的融合，也仍然是一種身份歧 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