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華人新年快到了，到我家幫忙的保潔大姐問我，春節回不回新加坡去，我說當然回家，這可是華人最大的節日。
大姐的戶口在湖北農村，她說不想回家，因為每次回去都得買這買那做人情，要花上幾千塊人民幣，還會和小姑子慪氣，給自己帶來一身晦氣。
我稱她“大姐”，其實她只大我兩歲，我們年齡相仿，但人生經歷相差很大。
大姐在農村長大，從小只能穿哥哥穿壞的舊鞋子，17歲才穿上人生第一雙真正屬于自己的鞋。還好，爸爸疼她，讓她有機會念到小學二年級，認識些字，但不會寫，能看懂手機短信，卻無法回復。
大姐很早就嫁人了，生了兩個小孩后，約10年前和老公一塊到北京打工，但老公不幸于五年前病逝，她得一人在北京賺錢供兩個兒子在湖北上學。
每次接觸到中國城市化進程或農民工進城的課題時，總想起這位大姐，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中國30年來發展全景的某一角。
從農村到城市，從生活貧窮到還過得去，從第一產業務農到第三產業做保潔，大姐的生活環境和工作屬性不斷改變。我好奇的是：到底是現在的生活好，還是30年前好？到底是在北京生活好，還是回老家好？到底是城市好，還是農村好？
答案可濃縮成：經濟上變好了，但幸福感減少了。
中國改革開放帶動農民工進城，確實讓他們的生活好起來了。大姐的第一雙鞋子就是在中國開放之后的第七個年頭買的。她說，農村太窮了，沒剩多少田地可耕種，她現在在城市能多賺點錢，經濟上自主卻也拮據，得為孩子的學費操心。城市的空氣和水質不如鄉村老家好，長期和孩子分開也讓她感到很無奈。
大姐是矛盾的，城市已成她重要的經濟來源地，但她心理的歸屬又不在城市，回農村老家去賺不了錢，可她還惦記著與家人及土地的聯結，因而成了典型的“半城半農”的混合體，又或“非城非農”的邊緣人。
像大姐這樣的農民工，中國大概有2.5億，他們大多處在“半城市化”狀態，即成為城市中的“非農就業人口或常住人口”，但無法分享城鎮居民的社會待遇，包括勞動報酬、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權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公布的《社會藍皮書》指出，2011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首次超過50%。不過，“半城市化”人口享受各類社會保障的比例明顯低于“全城市化”人口，就養老保險而言，“全城市化”人口的享有率為63.1%，“半城市化”的為30.2%，后者還不到前者的一半。
此外，有超過60%的農民工面臨家庭成員分離的痛苦，有的是夫妻不在一起，有的是夫妻和子女分開，這種以家庭成員分離為代價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無法維持實質意義上的城市化。
快速的城市化發展帶來成果與考驗，農民進城可為經濟增長帶來動力，但也可能因勞動報酬爭議而引發“罷工潮”。城市高速擴張可刷亮GDP數字，但也可能造成各種環保問題。最終各種社會矛盾將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而涌現，給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構成挑戰。
要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至少要讓“農二代”把城市當歸屬。這涉及的不僅僅是戶籍問題，而是制度性的管理觀念和治理思維。
當城市化的素質跟不上速度時，各種城市病都會冒出來，加劇人與人、人與環境、官與民之間的緊張關系。在經濟經歷30年如火箭般飛快發展后，提升城市化的品質和改變社會管理思維應是下一階段發展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