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農民工在公交車上像這樣被“欺負”不是什么新鮮事,想必我們每人也都見過這樣的場景:衣著破舊臟亂的農民工乘車,而乘務人員卻態度蠻橫語言粗暴。即便如此,這次遵義市的乘車事件還是令公眾憤慨,因為30元錢本身或許微不足道,可拋給社會的善待農民工、關注農民工權利的話題卻是沉甸甸的意義重大。
人社部的數據表明,目前全國農民工數量已經超過2.4億。這個龐大的群體為我們的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往往從事著一些比較臟、比較累的工作,卻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樣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不僅這些“實”的好處與他們無緣,而且“農民工”這個稱呼本身就隱含著歧視。因此,農業部一位司長日前表示,為了消除歧視,應該首先從稱呼上就下工夫,并建議以“新增勞動者”來稱呼農民工。其實,給農民工“改名”是早就在社會各界達成了共識的,我們現在不就經常用“外來務工者”來稱呼農民工兄弟嗎?
官員、學者乃至普通民眾聚焦“農民工”這個稱呼,除了是對農民工這個群體人身權益的關心,更是飽含了對我國城市化道路和社會和諧發展的關切。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也可以說是我國不斷推進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不僅意味著建造了更多的高樓大廈,還意味著農民工的市民化、讓農民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甚至表示,什么時候“農民工”這個稱呼消失了,我國的城市化建設也算是真正完成了。但目前的現狀是,廣大的農民工常年在城市里工作,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早已不是傳統的種植業,但他們的身份仍然是農民,因為他們的戶籍在農村,他們的根在農村,他們不得不像候鳥一樣在城市和家鄉之間來回遷徙——生產方式和身份的割裂,造就了“農民工”這個充滿矛盾性的稱謂。
和為農民工兄弟更改一個表面的稱呼相比,給予他們更加內在的、實在的福利待遇才是更重要的。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都是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同他們手中的生產資料(土地)相分離、并同新的生產資料(工業流水線)相結合的過程。如果說這一過程是歷史的必然,那么,我國的城市化道路,要避免農民同土地分離過程中產生像其他國家那樣的社會問題,更要著力改善目前農民在城市里務工但身份卻依然是農民的尷尬處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保障農民工的各種權利,讓他們也能享受城市化的各種實惠和好處,正像前面那位農業部司長所說:農民工只要在一個地方就業,就為所在社區創造了財富,為所在地稅收作出了貢獻,其本人及家庭成員就有資格享受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
但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財力不足的國情又告訴我們,指望一夜之間完成城市化、讓所有農民工一下子享受市民待遇是不現實的。城市教育、醫療、住房資源的有限承載力,要求我們必須多途徑探索農民市民化的道路,目前各地都在中央部署下進行著有益嘗試,比如浙江嘉興的“兩分兩換”(宅基地換城鎮住房、承包地換社保)模式,雖然農民還不能獲得足夠的創業資本,但從賦予他們市民權上,走出了第一步。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幫助他們(農民工)逐步解決在就業、居住、醫療、子女入學等方面遇到的困難,有序引導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進城落戶。”這一循序漸進推進城市化、改革戶籍制度的思路是符合我國現實國情的。我們期待中國城市化的早日完成,當然更期待“農民工”這個稱呼早日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