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升級,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是“十二五”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當前,東南沿海(包括江蘇、上海、浙江、廣東、福建等五省市)正處在向創新驅動階段轉型的新時期,面對路徑依賴、基礎能力不足、自主創新技術欠缺、體制機制等問題,應保持足夠的耐心,尊重市場和產業規律,處理好短期增長和長遠能力提升的關系,健全倒逼、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各方積極性,突出抓好質量、創新能力和人才隊伍建設,營造良好產業生態,推進政府率先轉型,探索設立示范區,引導產業轉型升級健康有序進行。
破解創新困境,健全東南沿海產業轉型的倒逼、激勵機制
東南沿海各省市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先行地區,近年來,面對資源環境約束、增速下降、競爭加劇等挑戰,高度重視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江蘇“十二五”規劃提出“創新驅動戰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戰略;上海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是上海在更高起點上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廣東提出,要強化自主創新對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核心推動作用。2010年東南沿海五省市土地面積占全國5%左右,GDP占全國比重達到36%,研發經費占到全國的40%,江蘇、廣東、浙江、上海分列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第1、3、5、6位,上海、江蘇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分別達到2.81%、2.07%,明顯高于全國1.76%的平均水平(見表一)。
但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部分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出臺的產業振興、需求刺激政策,在促進經濟復蘇的同時,強化了一些地區、企業對外延式擴張的路徑依賴,不少地區還是希望依靠擴大用地規模實現經濟增長,一些企業仍然期待國家延長補貼政策來維持生產經營,甚至個別部門、企業把國家政策作
為鉆空子、要補貼、爭資源的機會,這反而削弱了地區、企業創新的動力,不利于創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鼓勵創新和制約創新并存的困境。
蘒議在統籌兼顧國內外形勢和趨勢的情況下,把握好度,處理好短期增長和長期競爭能力提升的關系,健全產業轉型升級的倒逼和激勵機制。對資源利用、用地規模、環境保護、產品質量、安全生產、勞動關系、企業社會責任的約束不能松懈。嚴厲的環境管制將會刺激企業去尋求創新路徑,以便降低生產成本和減少污染,從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Gardiar,1994)。對一些不利于提高產業發展能力的補貼和需求刺激政策要慎用、及時“斷奶”。同時,在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的前提下,構建系統的創新激勵政策、制度環境和輿論氛圍,鼓勵提高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制度創新水平,引導低端生產部分加強技術改造、效率改進或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發展中高端環節和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形成合理的產業鏈分工,妥善處理好企業群體和落后產能退出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突破道路鎖定,使發展重心真正轉移到提升供給的能力建設上。
對當前東南沿海不少企業遇到的經營困境,要客觀分析原因,有所區別對待。對一些體現資源環境、質量、社會責任的約束要堅持,對匯率調整、外需減少等外部因素產生的經營壓力,應把握好節奏、拓寬內外需渠道、穩定預期;對因投機甚至是賭博產生經營困難或破產的企業,主要是妥善處理好其帶來的后續社會矛盾;對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積極搭建服務平臺,引導其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走內涵式、集約式發展道路。
克服三個擠壓,形成促進東南沿海轉型升級的均衡力量
在東南沿海調研中,我們或多或少地感到當前產業發展存在“三個擠壓”現象:第一是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空間的擠壓。近10年來,許多制造企業投資房地產業、金融等領域,隨著制造業利潤攤薄和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很多企業不再投資實業,變“副業”為“主業”,大量民間資本集聚虛擬經濟領域,個別地區出現產業空心化的現象。資本具有逐利天性,但過度集聚,容易造成泡沫經濟,同時對實業經濟發展產生嚴重沖擊。我們通過對部分行業資本增量產出率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在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和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7個行業中,制造業在1993-1997年間保持最高的資本回報率,1998年后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資本回報率開始超過制造業,尤其是房地產業,從2003年起就一直是資本回報率最高的行業,這也是為什么相當多的企業和資本投入到金融和房地產業。
第二是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發展空間的擠壓。調研中反映,近年來隨著能源原材料、土地、用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影響,企業經營成本快速上升,一些大企業為了控制成本,利用其競爭優勢,對為其配套的中小企業,壓低產品價格,使得相關聯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日益微薄。許多地方偏愛大企業、大項目,將大量土地、資源、財稅等優惠政策用于支持大企業發展,而中小企業在資金、房屋、土地、設備、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的獲得上非常困難。還有不少開發區以納稅額作為企業篩選的最重要標準,導致中小企業無法進入,或在二次招商中被大企業“擠出”。
第三是存在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發展空間的擠壓現象。盡管這一現象及其背后的價值取向頗具爭議,但在調研中,一些民營企業反映,在國家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背景下,一些國有企業收購兼并了非自己主營的企業,加強一體化經營,產品采購內部進行,即使對外公開采購,民營企業也無法和體制內的企業公平競爭。多年來,國家出臺了眾多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尤其是近年來,從2005年“36條”、到2010年的新“36條”、再到今年出臺的引導民營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意見,放松準入的政策不可謂不多,開放的領域不可謂不廣,但由于觀念、體制、利益等因素制約,實際上落實很難,民營企業在經營中遇到的“玻璃門”、“彈簧門”問題依然非常突出。
“三個擠壓”反映了產業轉型升級力量上的不均衡、不協調。國際金融爆發以來,歐美一些國家正為其“虛擬經濟創新過度、實體經濟創新不足”、“重金融、輕制造”的做法付出代價,為此,紛紛提出了“再工業化”的政策舉措,旨在重新取得工業的競爭優勢。相比而言,盡管我國制造業增加值規模已上升到全球第一位,但工藝水平、產品附加值、核心技術、產業競爭力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2009年我國工業增加值率為26.8%,明顯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東南沿海五省市作為我國工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和工業增加值率排名最靠前的也只是全國中游地位,個別省份甚至連續多年處于下游地位。因此,無論是從我國工業化處于中后期發展階段看,還是從搶占國際科技產業制高點的要求出發,都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工業在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支撐作用,矯正不合理預期,構筑有利于投資實業的產業、財稅、金融、保險政策體系,激發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增強投資實業的動力。
脠從戰略意義上,促進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協調發展。美國支撐制造業研發的科技服務研發中,40%的投入來源于小型企業,小型企業雇用了美國科學家和總工程師人數的24%。日本阿拉發電子株式會社,員工僅150人,但生產的電阻器占到日本市場的85%、世界市場的23%。韓國提出大、中、小企業“共生發展”目標,為中小企業劃定“保護區”。中小企業是專業工業品部件的縫隙市場的主要提供者,也是研發的孵化地,不僅對激發創新、增強就業、擴大需求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其與大企業之間形成的產業鏈緊密聯系和產業配套能力成為吸引招商引資的最重要因素。在當前生存狀況困難的情況下,應強化政策落實,切實減輕中小企業負擔,改善金融、科技、信息服務,幫助拓展市場,加強技術改造,改善經營和管理水平,鼓勵相互合作,增強避險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
在民營企業發展上,要放寬壟斷行業管制,對可以直接競爭的環節,降低門檻,引入競爭,給民營企業平等進入的機會。收入和財富可以不一樣多,但是機會必須要平等(路易斯·高隆,2010)。要轉變觀念,廢除歧視政策,消除實際操作層面公開或隱蔽的障礙,加強市場監督,嚴格控制市場壟斷行為,讓民營企業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激發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
突出重點,著力加強產品質量、創新能力和人才隊伍建設
理論上講,企業層面的產業升級包括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部門間升級。產業層面的產業升級,強調要發展科技、熟練勞動力等高級要素,滿足消費者挑剔的需求,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供應商和關聯輔助行業,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實現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區域層面的產業升級是指,現有產業附加值不斷提高、競爭力不斷提升、更高水平新產業不斷涌現,同時,區域產業要素不斷升級,在生產、商務、創新方面逐步提升比較優勢,獲取產業發展績效的能力不斷增強。結合實際,我感到,當前東南沿海產業轉型升級要突出抓好產品質量、創新能力和人才隊伍建設。
產品質量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基礎。上世紀50年代,德國政府實施了“以質量推動品牌建設,以品牌助推產品出口”的政策,打造出一大批世界級知名品牌,使德國產品成為世界最高品質的代名詞。瑞士通過百年時間,致力于高水準傳統工藝和時間精準度的提高,塑造了“鐘表-瑞士”的一流品牌形象。目前,東南沿海在紡織、服裝、皮革、家電、電子信息等行業,形成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知名品牌。但近期我們對某地區家電行業調研中發現,多家知名企業為應對快速上升的成本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不惜降低原材料品質,大打價格戰,結果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血染的風采”,導致產品質量下降。類似這種偷工減料、產品質量下降的例子在不少行業存在。
必須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問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健全質量信用評價和獎懲制度,打造品質至上的社會文化,加快改變中國“產品低端、質次價廉”的形象,堅持不懈地致力于產品和區域品牌建設,加大宣傳,提升產品和地區知名度、美譽度,使優質產品成為地區的形象和標志、良好的地區形象推動產品的發展。
創新能力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美國在2011年《創新戰略》中提出,美國獲得繁榮的關鍵不是壓低工人工資,而是開發新產品,產生新行業,保持在科學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以及技術創新,這是贏得未來的關鍵。近年來,江蘇加大科技投入,引導創新要素集聚,促進了新興產業的較快發展,區域創新能力和研發經費投入位居全國第一,不少過去對江蘇發展模式不太認可的地區和人員也給予了肯定。各地為增強創新能力,積極推進產學研合作,組建產業聯盟,搭建公共創新服務平臺等等。但總體而言,東南沿海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沒有改變,許多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和材料依賴進口,絕大多數企業沒有科技和研發活動(比如,2008年浙江分別有77.7%和89.9%的企業沒有開展科技活動和研發活動),產學研合作層次偏低,公共服務平臺的定位、可持續發展模式尚須探索,一些地區科技投入與其經濟實力還不相稱,2010年廣東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為1.76%,與全國平均數持平,但超過40%的R&D來自深圳,而深圳又有近一半來自華為和中興;福建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為1.1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蘒議各地在增加科技投入、拓寬科技金融渠道的同時,緊緊立足本地產業特點和企業需求,促進新技術、新理念、新產品的滲透。面向全國乃至全球,推進創新要素的集聚和跨區域互動,完善產學研的利益機制,實現企業、高校和科研部門的網絡化合作。配合國家戰略、加強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基礎研發。強化產業集群、科技園區、專業鎮等創新載體建設,鼓勵公共服務平臺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促進產業鏈的協同創新,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水平。
高度重視商業模式創新。作為一種新的創新形態,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性不亞于技術創新。西門子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之所以領先于同時代的競爭者,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他不僅是個技術員、發明家,還具有很高的商業天賦。尤其是隨著近十年來互聯網在商業中的普及應用,商業模式創新對于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日益重要。1998年后,美國政府開始對一些商業模式創新授予專利,給予積極的鼓勵與保護。調研中,不少企業反映自身經濟實力有限,研發風險大,不可能投入很多錢搞研發,現在還要面對生存的問題。
蘒議把握當前產業發展智能化、服務化、精益化、融合化、綠色化、全球化的趨勢,鼓勵企業大膽創新商業模式,加強信息化在生產、經營、管理、營銷中的應用,發展電子商務,推動傳統專業市場轉向現代商貿物流、現金現貨交易轉向網上交易,積極探索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務新模式,強化精益管理,優化流程管理,提高資源配置績效。
人才是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戰略突破口。近年來,東南沿海各地都非常重視人才的重要作用。浙江提出,產業轉型首先是企業家轉型,要以人才和企業家轉型推動傳統民營經濟轉型,2009年以來完成27萬多人次的培訓任務。無錫2006年實施的5年聚集30名創業創新領軍人才的“530”計劃,至2010年底,落戶“530”項目超過1200個,集聚6000多名海外留學歸國人才,實現銷售收入29.5億元,帶動新能源、物聯網、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昆山探索發揮人才作用的有效流動機制,變“海歸”為“海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在調研中不少地方反映,高層次人才所得稅負較高,外籍人士申報國家項目和國家獎勵仍存在一些限制,外籍人士生活所需的教育醫療不完善;大城市商務和生活成本偏高;一些中等城市和城鎮創業和生活環境不完善,研究型大學等創新資源缺乏;許多企業家的后代不再經營實業;現代產業工人缺乏。
蘒議加強與本地產業結構和轉型升級方向相匹配的關鍵人才的引進、培養,做到事業留人。優化人才發展的創業環境,根據創業的不同階段給予扶持。鼓勵對重要科技和管理人員實施多種方式的股權和分紅激勵,增加可申請綠卡的國際人才擬任職單位種類,降低投資類國際人才申請永久居留條件,探索建立適用于海外高層次人才的補充醫療保險和稅收抵免政策。倡導產業報國,加強企業家培訓、服務力度。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發揮政府對職業教育的導向作用,強化企業對職工的培訓力度,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進農民工向產業工人、市民的轉換。進一步優化自然和社會環境,改善生活條件,提升科研、教育、文化、醫療水平,促進各類人才在當地“生根發芽”。
建設良好產業生態系統,推進政府率先轉型升級
研究中我們感到,產業發展類似于自然現象,也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借鑒自然生態系統演變規律,對產業轉型升級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所謂產業生態系統,主要由四方面要素組成:(1)產業群內企業間的相互作用,這是產業群內的主導關系;(2)產業群與支持系統間的協同聯動,支持系統包括科技、金融、信息、物流等產業支持部門;(3)產業與外部環境間的適應調整,外部環境包括自然、經濟、社會環境等;(4)政府與其它三要素的干預調控關系。良性運轉的產業生態系統,應該是在政府的科學推動下,產業群、產業支持系統和產業外部環境間相互促進、協調聯動,產業轉型升級健康有序進行的過程。其中,政府的作用,類似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外力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外部環境的直接作用上;產業群則和自然環境一樣,有其自身演變和更替規律,政府是通過直接影響外部環境而間接作用產業群的(見圖)。
結合產業生態系統理論和東南沿海進入到創新驅動階段的現狀,政府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應主要是致力于改善政府自身服務、支持創新、規范競爭秩序、完善基礎設施等環境建設上來。
切實改善政府服務水平和能力。多年來,東南沿海各地區都十分注重政府服務效率的提高和服務水平的改善。如杭州在全國率先推出了“滿意單位不滿意單位”評選活動,將社會評價的“滿意單位不滿意單位”評選與目標考核相結合;昆山提出作風就是生產力、效能就是競爭力的理念。但總體而言,政府服務還有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吨袊绹虝?011年商務環境調查》顯示,官僚主義、管理層人力資源匱乏、法律法規不清晰、法規解釋不一致是美國在華企業運營中遇到的前四位挑戰,這些顯然都與政府服務效率和水平有關。2010年世界銀行《全球營商環境報告》指出,在183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投資者保護排名僅為93位。應健全對公務人員的考核監督機制,提高服務水平和專業化能力,增強政策制定、執行的透明度,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減少審批事項、審批時間、審批環節,把政府不該管的事轉給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更大程度地發展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大力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創新是一個社會回報高于私有回報的過程,面臨多種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的消除,僅靠企業自己解決是不夠的。美國政府大力支持的大學、強大的基礎研發能力、產學間的密切合作,以及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促使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強勁復蘇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國基礎研發投入占總的研發經費比重僅為4.6%,而日本2006年為13.9%,韓國、美國2007年分別達到15.7%、18.6%,我國明顯偏低,建議進一步加大基礎研發的投入力度。同時,應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和標準戰略對創新的重大意義。改革專利審批制度,大大縮短專利審核周期。完善法律法規,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打擊處罰力度,加大侵權人的侵權成本,從根本上保護創新人的權益和積極性。大力實施標準戰略,以應用為導向,提高標準質量和公信力。利用我國巨大市場空間和發展機會眾多的優勢影響國際標準的制定,使更多的國內標準成為國際標準。
規范市場競爭秩序。當前東南沿海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爭奪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現象突出。建議在保護好各地發展積極性的同時,建立科學的產業評估體系,加強信息公開和產業發展預警,打破市場分割,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引導各地大力發展具有自身特色和優勢的產業和產業環節,構建各地區產業協調發展的良好競爭合作關系。
讜葛基礎設施建設。適應新時期發展的要求,大力實施寬帶戰略,推動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針對一些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如不少地區反映的電力供應、物流設施不足等問題,理順體制,加強規劃和建設。
探索設立示范區,為全國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經驗和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在發展路徑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形成了政府發動型的蘇南模式、私人發動型的溫州模式、兼而有之的珠江模式以及東莞、南海、順德、中山“四小虎”等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涌現了深圳、浦東等新經濟增長極和義烏、晉江等特色地區,盡管一些模式曾備受爭議,但推動了東南沿海經濟轉型,也對其他地區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創新驅動的新階段,東南沿海各地正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應充分認識到這一輪的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持續、復雜、艱難的過程,面臨著創新突圍、體制束縛、路徑依賴、中等收入陷阱等風險和挑戰,不同地區、不同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式和路徑也不盡相同。韓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全面實施“技術立國”戰略,到部分產業競爭力躋身世界一流,歷時20多年。建議國家在東南沿海一些代表性地區,探索設立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創造寬松的政策和輿論環境,不以經濟增長快慢論英雄,鼓勵各地立足本地實際,大膽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制度,如現有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入學制度,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為整個國家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經驗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