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發改委發文,肯定水價調整是水價改革必行手段。其中提到,截至2008年底,36個大中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的終端平均水價分別比2005年提高12.4%和17.2%。其中,居民生活用水、工業用水污水處理費實際收取標準比2005年分別提高了29.6%和38.9%。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水價不超過居民收入2%即認為合理。目前,全國水價開支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在1%以下,仍有上漲空間。 8月5日,《公權市場》作者、特許經營專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水價上漲的幅度還遠不能滿足供水企業提出來的要求。地方政府溢價賣出水權,就注定了大量水務集團只能從水價上漲中獲益。 漲價是為高溢價埋單 《21世紀》:你提出了漲價使誰受益的問題,那你認為現行體制下,水價上漲誰受益最大? 徐宗威:水價上漲已經壓制了很多年,多數地方的水價上漲要求是供水企業提出來的。通過這幾天的股市反應也可以看出來,漲水價的消息讓水務行業股票大面積上漲。 《21世紀》:那么你認為這輪水價上漲原因是什么? 徐宗威:從水價上漲的城市名單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在前幾年高溢價轉讓水務資產的城市,成了本輪水價上漲的急先鋒。 按照水務企業與政府簽訂的特許經營協議,企業要在規定時間內收回成本,并獲得盡量大的盈利。某城市在2年前將標價5億的供水企業賣了17億,當時還覺得不錯,今年水價就準備漲3-4毛錢了。 《21世紀》:除了高溢價出讓因素外,還有其他原因使水價上漲嗎? 徐宗威:表面上推動水價上漲的直接因素有兩個:一是水處理標準提高;二是連續多年不漲水價,今年CPI較低,是調水價的機會。 深層次上說,造成水價逢聽證就漲的原因是,水價上漲永遠趕不上供水企業的漲價需求。這種被動式漲水價,難以解決根本問題。 《21世紀》:這個怪圈如何產生的? 徐宗威:堅持水務行業市場化改革并沒有錯,錯的是我們將自來水公司當成一個盈利行業賣掉了,而且是賺錢越多越好的行業。現在很多水務公司上市了,出于股東利益需求,肯定要求利益最大化,漲水價就成了實現水務公司股東利益的手段。 《21世紀》:能否舉例說明這個問題? 徐宗威:國內一家上市公司拿下南方某城市的供水公司后,這個城市已經調了4、5次水價,現在的水價幾乎比原來翻了一倍。 除此之外,我們調研中發現,一旦將水務公司成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其會在很多地方將成本轉嫁到水價上。 例如,管網折舊,原本可以用80-100年的管網,被作為資產注入水務公司后,會按照10-20年進行折舊。 上述某城市原來管網是按照0.1元/公里/年進行折舊的,現在水務公司轉制以后,管網折舊就成了0.55元/公里/年進行折舊。 除此之外,水務公司還將財務成本、管網漏損等因素都轉嫁到水價上,這樣算出來的水價不虧才怪。 2-3年前蜂擁的高溢價轉讓水務資產行為,如今到了“秋后算賬”的時候。一些典型的城市如今水價上漲壓力特別大,當時與購買企業簽下了協議,水價與當地居民收入等條件掛鉤。不漲價,人家就會去告政府。 水務行業應該定位公益 《21世紀》:那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水務行業改革的思路要改變? 徐宗威:是的。我們改革水務企業,是為了引進更有效率的民營企業,而不是為了賣掉國有資產,變現去搞別的。 因此,水務等公用事業(2661.382,-61.85,-2.27%)改革的思路都應該改變,改變過去那種一賣了之的思路。而是應該堅持公益性為前提的情況下,在運營等環節引入民營資本,用特許經營的法規來監督它,最終達到效率和公平的最優。 《21世紀》:我們看到的卻是,地方政府很喜歡高溢價,出讓水務資產都是采取價高者得的游戲規則。 徐宗威:是的。從地方政府角度來說,現在事權和財權不對稱,地方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希望賣掉水廠來修路、建橋。實際上這是寅吃卯糧,城市供水行業本身欠賬更多。 城市管網建設滯后是最大的欠賬,現在很多新建的污水廠沒辦法運營,也是因為管網配套沒有跟上。這次擴大內需的投資當中,大約有200億是投向污水處理的,其中主要投資是管網。 但是,城市管網投資太巨大了,這200億是杯水車薪。如果真的要改造的話,可能一個天津市的管網改造投資都不止這個數。 《21世紀》:那要改變目前水價現狀,就要增加政府財政投入? 徐宗威:政府加大對公用事業的公共性財政支出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將供水行業定位為一個微利行業,政府財政就必須把管網等建設成本承擔起來,而不是將其轉嫁給企業,進而通過水價轉嫁給居民。 《21世紀》:政府方面有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相應對策研究? 徐宗威:這幾年一直在研究,但是公用事業改革牽扯部門太多,包括國資、發改、財政、建設等數個部門,一直沒有很好的成果出來。 下一步,希望各個部門能在自己管轄范圍內,深化體制改革,作出應對之舉,改變水價上漲為供水企業這個奇怪的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