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鋒：中國發展導向的變化與選擇
時間：2011-08-29 09:56:17
來源：學習時報
近期，安全生產事故頻發。煤礦、非煤礦山、道路交通事故和建筑物、橋梁垮塌事件，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面對這些事故，我們不禁要反思，為什么近年來，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等公共安全問題屢禁不止，甚至有的地方頂風作案？我認為，這些所謂“事故”背后的原因不僅僅是安全意識、法律意識淡薄，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反思過去30多年以做大GDP為特點的發展導向是不是到了該轉型的時候了。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清醒的認識，下一個教訓可能更加深重。
GDP增長“一俊遮百丑”的時代已經過去
改革開放之初，各級政府工作的重點是解決生存性問題，解決約2.5億絕對貧困人口的吃飯問題。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私人產品極大豐富，不僅廣大社會成員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而且我國正朝著世界強國邁進。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我國已經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不可回避的是，以做大GDP為主要特征的國富優先的發展導向，在某些領域產生了負面效果。在2008年底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不得不反思，實施了30多年的國富優先的發展戰略，在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GDP增長“一俊遮百丑”的發展導向是不是到了該轉型的時候了。事實證明，“GDP增長主義”難以為繼。
過度追求做大GDP，忽視消費能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了一條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粗放式發展道路，不僅造成了產能過剩，而且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1978年我國消費率為62.1%，2009年下降到48%，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2000年以來，消費率下降更為明顯，9年時間下降了14.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之初，居民的消費率將近 50%，現在只有35%，下降了將近15個百分點。
消費能力下降不僅指私人消費，而且廣大社會成員對公共產品日益增大的需求與公共消費能力不足，成為近10年來突出的社會矛盾。其中，公共資源供給不足、配置不均等是導致公共消費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以當前普遍關注的學前教育為例。近年來，“入園難、入園貴”成為雙職工家長頭疼的事，特別是在城市農民工子女，更是難上加難。2004—2009年，我國學前教育機構的支出總額平均以 16.25%的速度增長，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到總經費總額的 65.44%，但是這些投入尚不足以滿足學前教育的總體需求。從教育經費的生均支出額來看，目前學前教育僅僅高于小學教育，位列所有教育類型中的倒數第4位，其中主要由公共財政開支的預算內生均支出額只占到 56.18%，低于所有教育類型綜合的平均水平。
過度追求做大GDP，忽視公共安全。過度追求GDP增長的惡果就是唯利是圖，甚至人的生命都要讓位于GDP增長。這突出表現在忽視生產安全、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等公共安全。
以安全生產為例。盡管近年來中央三令五申，反復強調安全生產問題，但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國家安監總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各類生產事故死亡79552人，同比下降4.4%。但照此計算，平均每天事故死亡218人，傷亡數字龐大。根據2011年我國上半年煤炭經濟運行情況通報，全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每生產100萬噸煤允許死亡的人數比例）為 0.492%。這與世界主要產煤國有較大差距，美國、波蘭、南非等主要產煤國的煤炭百萬噸死亡率都已經下降到0.1%以下。我國煤礦占全世界煤炭總量的 37%左右，但是事故死亡率卻占全世界煤礦死亡率的70%左右。相關調查表明，我國煤礦井下采掘一線80%以上為農民工，這些農民工大都來自中西部貧困落后地區，普遍存在文化水平偏低，安全意識不強，安全技能較差。在所有導致煤礦事故的直接原因中，由人為因素所導致的占比高達97.67%。
過度追求做大GDP，忽視社會公平。最近一段時間討論的比較多的話題是中國是否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根據世界銀行所描繪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一些主要表現和指標值，如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城鄉和地區發展失衡、基本公共產品短缺、市場競爭不公、社會正義和信用喪失、腐敗多發等，幾乎都在當前的我國有程度不同地反映。
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不僅來自經濟領域，很大程度是來自社會公平與公正的缺失。社會秩序的失范，甚至在某些領域社會底線的喪失，所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多。如果每一級政府，每一個企業，甚至每一個社會的制度設計，都把過度做大GDP作為引領自己行為的航標，那么建立社會公平和公正的經濟社會秩序就缺乏基礎。
動車不是速度越快越好，GDP增長也不是越快越好。GDP增長不應成為政府追求的唯一目標和政績考核的唯一指標。而是“把速度與質量、效益和安全有機結合起來，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現實很多情況表明，某些地方政府奉行的“GDP增長主義”成為壓倒其他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經濟社會發展有他自身的客觀規律。違背了這個規律，GDP再大，也只是一個數字游戲。“GDP增長主義”背后可能是更多“發展中的痛苦”。
“民富優先”應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導向
2011年7月28日溫家寶總理在溫州視察動車事故現場，悼念遇難者時講到：“發展和建設都是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一個政府最大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生命安全。”這道出了發展的本質。發展根本上是實現人的公平與可持續發展。
發展導向的轉型首先來自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30多年前，改革發展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吃飯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來源于GDP的快速增長，盡快做大GDP，實現“國富”。經過30多年改革發展，廣大社會成員的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即從注重私人產品到公共產品的轉變；從注重物的發展到人的發展的轉變。正是由于公共需求結構的變化，我國開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新階段。
進入發展型新階段，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逐步聚焦于人的發展，保障并提升人的發展權，實現人的自身發展、公平發展和全面發展成為發展的主要任務。?
在發展型新階段，發展導向應有相應的轉型。在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特定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是由經濟總量的發展導向轉變為國民收入的發展導向，以“民富優先實現民富國強”。“民富優先”基本含義不僅要使老百姓活的富裕，而且還要保障老百姓活的安全，活的幸福。
老百姓要的是“真富裕”而非“被富裕”。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仍排名靠后。從收入分配分配基本結構看，長期存在“四個失衡”：即在社會與政府上，政府積累財富的比重越來越大而社會和個人收入占比越來越小，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995年的9.87%持續上升到2008年的19.99%；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占國民收入的30%左右。在資本與勞動上，向資本集中，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96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壟斷行業與普通行業上，向壟斷行業集中，占8%的員工拿取了 50%的工資。在城市與農村上，向城市集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近幾年一直保持在3.3:1左右的高位。“四個失衡”不僅降低了我國的經濟安全性和長遠發展的潛力，而且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老百姓需要的是真富裕，而非“被富裕”，是公平的富裕，而非畸形的富裕。
老百姓要的是“真安全”而非“被安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我們常常能夠看到“規章上墻”、“責任到人”，但還是有很多低級的公共安全事故發生。例如，樓脆脆、橋脆脆成為網民諷刺公共安全的熱詞。很多情況是，我們身處在這種公共安全風險不斷累積的“被安全”狀態中。“被安全”不是靠有效的制度執行來得以確保，而是靠一次次蒼白的承諾，一次次“亡羊補牢”式的大檢查，甚至通過“人情”和“活動”來造就一種“安全”。我們不知道身邊還有多少公共安全隱患潛伏著。我們要的更多的是茅以升先生的“橋堅強”所打造的“真安全”，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被安全”。
老百姓要的是“真幸福”而非“被幸福”。經濟因素是影響幸福的重要因素。但經濟增長與幸福并非絕對正相關。如果經濟增長變成“GDP崇拜”和“GDP增長主義”，那么很可能不是“幸福來敲門”，而是痛苦來敲門。近年來，繼“GDP崇拜”廣受批評后，一些地方又掀起了“幸福指數崇拜”。一些官員為打造“幸福氛圍”，一個個“幸福指數工程”拔地而起，于是乎不少人“被幸福”了。幸福不幸福，老百姓心里最清楚。政府官員打造的“幸福指數”并不能代表真正幸福。
發展導向的轉型關鍵是加快推進政府轉型
“失掉了安全，就失掉了高鐵的可信度”。而失掉了公共安全，就違背了發展的基本原則，也就失掉了政府的公信力。公共安全事故頻發，暴露出我國在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久拖不決，嚴重滯后，甚至某些改革在既得利益掣肘下扭曲變形。在全國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應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某些領域的改革甚至在走回頭路。發展導向的轉型成敗與否，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自身改革的實際進程。
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政府要實現由經濟建設主體向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的轉變；面對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政府要作為社會性公共服務的主體，為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長提供重要保障；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定背景下，要加大改革力度，使政府成為制度性公共服務的主體。“十二五”實行民富優先的發展，尤為需要確立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理念。政府要從自身利益束縛中超脫出來，強化公共利益代表的地位。可以說，政府是維護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政府義不容辭的基本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