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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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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新塘之亂，人們見識了基層治保隊的恐怖。媒體報道，大敦治保隊大多由當地爛仔組成，權力極大：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證，還充當著車管、城管與交警的職能。很多人質疑其執法合法性：派出所就在村內，安保工作為何還要交給治保隊？官方給出的解釋是：因城中村警力不足。但也有知情人泄露天機：有治保隊出面，一年能收幾千萬元的治保費；若警方負責片防，收錢就師出無名了。換句話說，基層維穩其實是份財源滾滾的產業。而其滾滾暴利莫不帶著血汗，即外來商販和外來工的血汗。大敦村40多名治保隊員管轄著8萬多名外來商販和外來工。他們怎么管呢？無非憑借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罰款。難怪當地一位老板會把他們稱作“有牌爛仔”。
與此同時，作為農民工組織的四川同鄉會，也開始浮出輿論的水面。媒體披露，潮州之亂即有該會挑頭；新塘之亂中，更有相當多數卷入者是從廣東各地尤其從潮州趕來的四川農民工，以至警方不得不一度封閉潮汕通往廣州的公路，以阻止其繼續匯入新塘。而四川農民工的這種跨地區集體行動，顯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發的。目擊人之一的四川農民工小郭就告訴媒體：“像前兩天都戒嚴了，還敢到處搞的，肯定是有組織的。”
其實多年之前，我就聽說過這個情況。當時有媒體朋友想報道農民工中的同鄉會，我不同意，主要擔心報道招來外力干預，阻斷農民工組織化這個社會生態的自我恢復進程。我建議暫且回避，讓農民工組織先生長起來再說。現在看來，以地下半地下的同鄉會為主要形式的農民工組織確實已生長起來。媒體披露，在潮州，本地人遇事一般有兩個申訴渠道，即打110和找治保隊；外來工遇事，一般也有兩個申訴渠道，即打110和找同鄉會。可見同鄉會的影響力。
黑惡化的基層維穩力量與地下半地下的農民工同鄉會的這種對峙，是處于夾生狀態的中國社會的必然邏輯。
中國正走向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必然是一個流動的社會。沒有流動就沒有落差，沒有落差就沒有勢能，也就不可能創造附加值。千千萬萬元素在流動中彼此尋覓和對接，千千萬萬元素在流動中交匯融合，引爆千千萬萬次化學反應，誕生出千千萬萬新物質和新生命。即，市場經濟首先是場，一個開放的場，一個流動的場。有如汪洋大海，萬物皆在其中，因流動而生生不息。
如果說生命在于運動，那么顯然，財富在于流動。流動諸要素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人的流動。資本的流動，信息的流動，思想和創意的流動，一切因人的流動而起。流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樹挪死，人挪活，說的就是這個理兒。不理解流動社會尤其是人的流動，就不能理解市場經濟，就不能理解現代社會，也就不能理解現代社會的治理邏輯。
但是，現存體制的最大癥結之一，恰恰在于對社會流動尤其是人的流動的隔膜。現存體制基于兩個衣缽傳承，一個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衣缽傳承，一個是蘇式計劃體制的衣缽傳承。這兩個衣缽傳承的共通之處，即是以靜態條件下，對社會尤其是對人的絕對控制為社會管理的最大目標。在這里，人不是主體，而只是客體，即靜態控制的對象。人的流動卻是作為主體的流動，基于自我選擇的流動，這必然給靜態控制帶來變量和變數。每個人逸出靜態控制體系之外，都是一份潛在的風險，千千萬萬巨量人口的逸出則當然意味著無窮的潛在風險。
這就導致了一個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不可能不搞市場經濟，因而不可能不要流動的社會尤其是人的巨量流動。但另一方面，又不肯適應流動社會尤其是人的巨量流動，不肯放棄一切操之于我的慣常邏輯，堅持以對一切要素資源尤其是對人的絕對控制為最大目標。社會尤其是人流動性愈大，則愈緊張，愈要強化對社會尤其對人的硬控制。
于是，那些生產監控設備的企業有福了，政府訂單雪片般紛紛而來。那些一無所長的小混混也有福了，一個個都被收編到當地治保隊之中。社會正在成長，原來的管理體制仿佛是衣服，越長大舊衣服自然越不合身。這時不是根據身體的需要放寬尺度，或干脆讓社會自己量身定做；而是認為舊衣服的材料不結實，不改尺度只改衣料，恨不得用鋼筋鐵骨把衣服做成全套盔甲。
以對社會尤其對流動人群的過度監管為主要特征的不惜血本的維穩體制，就這樣越來越威武雄壯。集中居住，封閉式圈養，無所不在的攝像頭，拉網式巡邏，神秘的信息員體系，繁瑣而生硬的身份檢查等等，就都被當作經驗而普遍推廣。維穩的目標，似乎就是要打造這樣的恢恢天網，讓每個人的每時每刻，都能夠被納入這樣的恢恢天網之中，無所逃遁。傳統的“兵營式社會主義”非但沒有因為市場經濟的到來、流動社會的到來而被摒棄，反而一定程度上強化了。
所謂黑牢，所謂安元鼎，所謂治保隊之類的怪胎，皆應運而生。刻板的公權體系，應對不了瞬息萬變的流動社會的潛在風險。于是有必要讓渡部分公權給基層管理者，結合部分基層功能，來實現“以黑制黑”、“以惡制惡”。這個公權讓渡過程，同時也是公共資源的轉移過程，維穩朝著產業化方向蛻變的過程，從利益角度給基層維穩力量的黑惡化注入了更強勁的動力。
根本上說，這是對流動人群的排斥和歧視。整個靜態控制體系完全是單向的，即一頭是以戶籍人口為主體的管控者，一頭是以流動社會為對象的被管控者。實際上是生生給流動社會套上一個全方位的緊箍咒，既要市場經濟，既要流動社會，又要確保靜態控制，確保萬無一失。即要熊與魚掌兼而得之。
但世界上哪有那么美妙的事情。流動社會有其自身的規律，而只要是規律，就必須尊重，必須順應。無視流動社會自身的規律，簡單地以靜態控制來應對流動社會，必然有代價，代價即是造就一個夾生的社會。
潮州之亂和新塘之亂，不過是這種夾生的后果或者說苦果。即以新塘而論，大敦治保隊最多代表大敦村民的需求，大敦村民的意志；即大敦村的整個治理邏輯，顯然是戶籍人口本位。外來工無權問津，大敦村的秩序非為他們而設，遭到侵犯時若求助公門，注定往往無功而返。
實際上，無論大敦村外來工，還是潮州外來工，都處于碎片化生存狀態。他們告別了鄉村，又無法融入城市，物質上精神上都屬于漂泊一族。而據媒體報道，加工企業現在更樂于聘用零工，農民工也就更碎片化，彼此之間的關系更屬于弱關系。正因為如此，大敦村才可能以區區40多名治保隊員，管控整整8萬外來工。只是在徹底激動公憤之后，才終于火山爆發，平時八面威風的治保隊這才望風而逃。
于此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有數億農民工，卻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隊伍。產業工人最大特點在于其組織性即社會性，但數億農民工沒有共同體，沒有公共生活，組織性社會性被壓縮到最低。集中力量應對這樣一盤散沙的農民工，固然可以無往不勝，所以這正是一個靜態控制體系所需要和所刻意維持的。但這并不能滿足數億農民工對公共治理的需求。
只要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給。白社會漠視流動社會尤其是數億農民工自身的需求，必然有灰社會乃至黑社會去開拓能滿足其需求的地下和半地下市場。換句話說，只要需求本身沒有消滅，那么無論如何壓制，它總會如地火左沖右突，找到自己的運行空間。始有農民工自己的同鄉會，以市場化的方式提供服務，幫助農民工維權。
這顯然是流動社會自身的治理邏輯在起作用，屬于社會生態的自我恢復進程。相對于外在的靜態控制，這是正面的，應予肯定的。但這同時也潛藏著風險。因為地下半地下化，社會不能進場，輿論不能進場，法律不能進場，也就不可能有效制約和凈化，那么同鄉會一類的地下半地下農民工組織，其自身也確實是一個利益江湖，也確實很可能跟基層維穩力量一樣走向黑惡化。
這是最壞的結果。即基層維穩力量和農民工組織這原本對峙的雙方，最后居然殊途同歸，同步黑惡化。雙方共同作用之下，文明的力量、進步的力量必然要被排擠出來。那么整個基層社會的叢林化、西西里化，也就指日可待了。而這無疑意味著社會的整體潰敗。
與其如此，何不如正視現實，讓同鄉會一類的農民工組織合法化呢？這既可避免因地下半地下狀態驅使農民工組織走向黑惡化，更可因陽光博弈遏制基層維穩力量的黑惡化，一舉兩得。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這實際上是治理邏輯的撥亂反正。流動社會有其自身的規律，最重要的規律則是自治。以農民工同鄉會合法化為支點，撬動流動社會的自治邏輯，讓數億農民工不再只是管制對象而是上升為治理主體，讓他們的需求、他們的意志可以推動公共治理，這樣順水行舟，自不難一日千里。而如果無視流動社會自身的規律，堅持用靜態控制來應對莫測變幻的流動社會，則無異逆水行舟，種種社會積怨和社會沖突排泄不暢，就都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