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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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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增強災害抵抗力
時間:2011-07-14 09:24:26  來源:科學時報 
      城市的歷史就是一部防御災害的歷史,隨著城市化進程而愈發明顯。回顧聯合國減災的歷程就能發現城市安全早已受到重視,1996年“國際減災日”就推出“城市化與災害”的主題。此后,國際社會以城市為減災防災重點的活動日益增多,從世界減災大會到國際綜合災害風險管理論壇都強調在城市開展綜合減災行動。

  2010年,聯合國在“國際減災日”開展了一項“2010~2011年讓城市抗災運動”,旨在推廣建立減輕災害風險的地方政府聯盟,讓人們相互借鑒和支持,大大提高城市的抗災能力。從整個國際社會的發展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推出的《世界災難報告(2010)》主題也集中在對城市事故災難風險的認知上。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提出了一份《迎接中國十億城市大軍》的研究報告,其中有爭議的觀點是超大城市引擎超大的挑戰,這挑戰就包括高效城市要挑戰政府應急能力。對于全球城市災害的嚴重性,聯合國秘書長全球減災事務特別助理瑪格麗特·瓦爾斯特倫指出,今日的災難讓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推遲甚至出軌。她認為,在發展中國度,大約85%的人口暴露在地震、颶風、洪水和干旱威脅中……過去10年中,災難造成的損失增加了13倍。據此,筆者從城市面臨的主要災害風險源、綜合安全規劃下的城市安全社區建設、城市公共安全自護文化教育及培養等層面展開分析,旨在為提高城市各層面人士應對突發事件的綜合能力貢獻力量。

  城市正面臨多重風險隱患

  城市是一個有機復合體,每個人對城市有著不同的理解。縱觀中外城市的構成,除了通常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外,還越來越強調與城市高速發展“快跑”中凸顯出的安全防災文化問題。雖然說優秀的建筑可以“點亮”一座城市,但如果忽視了“人”的尺度、人的安全容許極限、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不僅沒抓住城市的內涵,更會因忽視城市的生命線系統建設,導致城市供電、供水、供氣中斷。

  大量的災例證明,人類預知災害的能力有限。一場“百年一遇”的暴雨引發的洪水,沖垮了一座“橋齡”僅20多歲的公路大橋,截至2010年7月28日,洛陽市伊河橋垮塌事故已造成44人遇難,迄今人們仍在追問,這是天災還是人禍;2010年7月24日,德國杜伊斯堡市舉行“愛的大游行”電子音樂節時發生踩踏事件,導致19人死、342人傷,音樂節真的成了“音樂劫”……面對無數來自城市的災害個案,每一個清醒的城市建設者都該認識到,需要反思、有待投入的必須是城市安全技術與防災文化,必須找準城市安全防災建設的切入點。

  地震、海嘯、火山噴發、颶風……這些來自大自然的災難一次又一次侵襲著我們的家園。當我們尚未忘記1976年唐山7.8級大震(死亡24萬人)、1998年米奇颶風(死亡2萬人)、2004年印度洋海嘯(死亡23萬人)、2008年汶川“5·12”巨震(死亡失蹤近10萬人)的慘痛教訓時,2010年地球似乎局部上演了世紀大片《2012》:2010年1月12日海地太子港發生里氏7.3級強震,造成至少25萬人遇難;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8.8級巨震,雖由于抗震技術到位,死傷者僅幾千人,但它仍成為自1900年以來全球第五大地震;2010年4月14日7時49分,7.1級強震降落在地處三江源的青海玉樹結古鎮,強震造成340350平方米建筑倒塌、受損,造成2064人遇難,傷者12135人。

  我們不僅要銘記悲慟,更要奮力前行。要關注青海玉樹災后的傳統文化搶救與保護,因為在地震中,國家重點文保單位的新寨瑪尼佛塔全部受損,世界最大的瑪尼石堆40%完全倒塌,60%瀕臨倒塌,瑪尼石墻體整體坍塌,部分石刻斷裂;貝大日如來佛石窟寺和勒巴溝摩巖石刻山體巖石松動,大經堂出現裂縫;禪古寺建筑90%倒塌,結古寺建筑90%成危房,其他文物也有不同程度損毀。目前青海省政府強調的總體規劃目標是將結古鎮建成原生態旅游城市。

  從汶川及國外災后重建規劃的經驗看,玉樹災后重建要以最小的代價、最優的效果編制規劃。要立足于高原特色旅游產業規劃的編制原則,關注災區的生態承載力,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對7級以上的地震,人類影響活動可忽略不計,但通過大量地震恐慌個案說明,人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謙卑的心態面對不測之未來是人類的正確抉擇。

  至此我想到,作為科技工作者,要樹立的災難責任意識是:要去掉那些有意或無意疏忽的制度漏洞,要用自己的投入守衛并創造安全空間,以良知與行為充分表達對于災難的共同情感。對于城市大災難除了應把控自然災害,更該關注人為災難,尤其是現代城市“病災”。如城市“氣荒”及能源告急,城市頻發火災及爆炸,城市危機四伏的化工廠泄漏及加油站、危險品事故,城市突發旅游事故,校園悲劇等,都是當今必須關注的風險源。

  災害風險是由人類活動引起或由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活動過程共同作用造成的,其損失乃至毀滅性后果均可由發生概率表征。風險源一旦出現,它所產生的破壞及釋放的“危險流”也會導致一系列群體事故、火災與爆炸、中毒及其危害生態環境的行為。事實上,大量災例說明,風險源一旦在風險場中發生,周邊的災害隱患都可能被誘發,這些對象又可能由于物理、化學反應而產生新的災害風險影響(即次生災害),整個風險便呈“鏈式”傳遞,從而逐漸擴展到其他環節,城市是最明顯的災害風險傳遞場所。從綜合災情及風險“鏈”的反應看,近年來國內安全事故與環境事故相關聯、導致事態擴大化的事件在增加。統計數據表明,特重大環境風險事故中有近一半是由安全事故誘發的,而這些環境生態事故多由火災與爆炸、交通事故等引起。

  對城市防御災害的認知,必須研討何為真正的城市防災設計?何為真正有效的災后重建項目?沒有防災內容的災區建設能否立項?在這方面,筆者認為對城市管理者、規劃師及建筑師而言,建筑美學的創作不比安全設計更重要,城市發展要景觀設計但更離不開有安全內涵的安全本質設計。在城市發展日益倡導地上、地下共同建設的今天,地下空間的安全減災更加必要。在日前世界潮流下的低碳設計之風盛行時,摸清城市災害隱患的家底及減災能力設防水平比一般性開展生態城市建設更為重要和迫切。

  面對災害風險,無知比災難更可怕,有防災的準備才能創造奇跡。如2004年伊萬颶風以每小時25公里的風速襲擊古巴,但政府預先疏散了200萬人,從而使災后無一人傷亡。在今日的古巴,全國城鄉人口有超過95%的人經過日常救災訓練,其四步驟框架是:信息→警告→報警→恢復。古巴的成功防災經驗還說明,防災減災并不為發達國家所獨有,防災抗災更不建立在物質層面上,建設起一種基于意識、責任、制度、教育等為一體的綜合防災減災文化與科技才是最重要的。

  2010年9月25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防震減災工作的意見》對中國未來10年的防震減災工作給出了具體目標和時間表。它說明面對頻發災害,中國要建不懼災、能抗災的大型工程,面對“十二五”期間城市化的更大發展,國人應反思的地方太多。人們如何才能在城市化的建設中協調前行,不盲目快跑;如何才能在審視“十一五”防災減災工作中引入反思機制,看一看我們曾做錯了什么,忽視了什么;如何規避“繁榮的脆弱”,并使應對極端災害成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常態”,都成為現代化城市安全減災風險認知要回答的大問題。

  建設中國安全城市規劃策略

  面對高風險城市社會,現實中總出現從“一個災害走向另一個災害”,因此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提出了“抗御災害向風險管理轉變”以及從“災后反應”向“災害預防”轉化的理念。要承認,長期以來,城市缺乏有效且可操作的災害管理方法,其主要表現一是城市災害常被視為一種局部和偶發現象,分散單一的管理再完善也無法應對綜合災情充斥的城市。二是在災害管理過程中,重點是災害治理和危機應對,而未上升到風險管理,由于輕視災害預防及對城市災害的全系統把握,造成城市總是從一種災害走向另一種災害。三是缺少城市專門的綜合減災管理機構,應對災情迄今多為被動的反應型、臨時型的組合,自然效率低下。

  從目前世界城市策略研究上看,北京的偏頗之處是過于集聚人口與資產。北京近年來雖關注生態環境,但對城市發展及運行中災害隱患重視不夠,過于滿足已有的應急體系建設,而忽視了世界城市建設中至關重要的人口與相關聯要素的安全配置。如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有專家從北京特有的水資源安全使用為例,強調北京的水,養活不了那么多人,北京的世界城市發展目標必須被迫實施人口控制戰略,它越來越同其他制約城市發展的要素一樣,成為建設安全北京可持續發展的“警示碑”。

  世界城市或國際化大都市概念下的中國城市發展,為什么要以“大”作為目標呢?為什么不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求新求好呢?量力而行的適宜發展之徑是有效的安全之道,是最優化的城市安全建設模式,因為它本身就去掉了不必要的復雜性及為人工環境增加的限制。

  1. 應急疏散空間與避難設計

  在2007年8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建筑師年會上,筆者發表了《城市安全備災空間設計研究——兼議城市防災公園的指標配置》一文,從大型社會群體活動事故災害成因分析入手,研究了應急疏散與安全避災場所指標、城市防災公園設計要點。日本為了應對地震和臺風、暴雨等災害,在城市社區和居民點建了許多避難場所。東京在與地區居民生活圈相連的學校操場、神社、寺廟院內、公園、綠地、小區廣場等指定臨時避難所就有上千座。10公頃以上公共空地,步行40分鐘可到達。3公里以內可到達的地區級避難所近200處,可安排近千萬人避難。此外,還將各區小學、中學、高中等地方指定為室內避難收容所,每兩人3.3平方米,備有應急物資及食品。

  建筑與城市空間是人們生活、工作的根本物質載體,其安全減災問題是社會和諧、城市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安全設計的目標應將場地、建筑安全和相關的技術措施融入到設計中,并創造一個高質量、令人愉悅的空間,與新建筑安全設計不同,既有建筑物的安全設計比較困難。城市災害研究的本質在于構建一個有安全空間的城市環境。現實中城市的盲目發展使城市空間遠遠不能滿足城市防災的需要,安全城市構建中的防災空間不僅僅要有應急救災功能空間,更要強調城市對突發事件的災害預防與防護空間結構形態的準備。

  具體講,城市防災空間至少有兩層含義:其一,要具有良好的防災能力的城市空間形態與結構;其二,具有防災功能的城市物質空間即包括城市外部空間、地下空間與設施(建筑物)空間。因此,城市防災空間不單是城市物質空間,也包括城市發展因素與防災要求綜合形成的城市防災空間結構,它是城市防災減災所有活動在城市地域上的表現,是安全城市的物質載體。對一個城市而言,其空間防災功能至少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城市道路要提供必要的防災空間:避難通道,緊急避難地,遮斷火災隔離帶,救援通道等。第二,要有城市廣場、公園等防災空間。如延緩火勢蔓延帶,臨時避難所,重建家園復興地點,多功能分洪區,衛生隔離池,罹難者臨時掩埋地及災害教育、管理、指揮場所等。第三,注重城市水系與濱水空間的防災。蓄水防旱,防洪堤岸,緩沖隔離應急水源等。第四,重視城市地下空間的防災設置。防空防災一體化,臨時避難,生命線系統的保護,救災設備與物資儲備等。

  災害的應急能力是衡量一個城市建設水平的標志,合理的城市綠地結構與布局可有效減輕城市災害的損失,促進可持續發展。城市綠地不可全部作為避災用地,通常分成三個區域,即災害發生區、減災緩沖區和避難安全區。結合城市防災安全設計的綠地規劃要與城市綜合防災規劃在用地布局上統籌安排,突出防災重點。要按規劃的防災綠地具體用地條件,測算其避災人員容量。對重點防災避險綠地的規劃應提出平災結合的設計要求等。

  2. 防災減災安全規劃設計

  事故與災難的深層原因絕非救援那么簡單,如2010年3月中下旬的山西王家嶺礦難以創造新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跡而載入史冊,但王家嶺事件的“碎片”也在發問,事故前兩小時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建筑、施工及管理諸單位均未設防,該事故也許與建筑設計無直接關聯,但之所以再次發問,旨在說明一切建筑工程都該安全設計為先,不該為建設與生產的“運動”而大量制造“短命”建筑和“危險”項目。與“5·12”汶川地震相比,玉樹地震受災區域分布較為集中,但倒塌多為單層土木結構房屋,不像鋼筋混凝土建筑倒塌后還有少量安全空間,因此,玉樹地震壓埋在下面人員的死亡率高。2003年12月26日,伊朗古城巴姆遭受6.6級地震就造成5萬人死亡;而在巴姆地震前幾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發生6.3級地震僅死亡2人;2003年9月,日本監測到8.0級地震,只有500人受傷。玉樹地震后,當地60%的樓房倒塌,100%的平房倒塌,玉樹民族師范學院近3000平方米建筑全部倒塌,玉樹縣第三完小80%房屋倒塌,它們都再次提示建筑師,未來建筑的首要目標是減震抗震,如何讓房屋內的人員有幾十秒甚至幾分鐘的逃生時間,這絕非是與建筑師無關的事。

  由于鋼筋混凝土結構物中的鹽害、凍害、酸性物質以及配筋設計中的某些不良作用,已使鋼筋混凝土建筑趨于落伍,日本新的減震技術,通過抗震、制震和隔震來實現。抗震即通過增強建筑物柱梁、墻壁及土樣等來抵抗地震力;制震則通過在建筑物內部安裝阻尼器等設備來吸收地震能量;隔震則是在建筑物和地面之間設置隔震帶,讓建筑物與地震力盡可能絕緣。近年來發達國家又研究了彈性建筑,它建在隔離體上,隔離體由分層橡膠、硬鋼板組和阻尼器構成,建筑結構并不直接與地面接觸,其中阻尼器由螺旋鋼板組成,可有效減緩地震時的上下顛簸作用,該技術雖增加建筑成本,但建筑物卻能在較高烈度下安然無恙。

  防災減災規劃對一個城市或一個區域的災害進行評價,并提出防范措施,已成為城市總體規劃的重要部分。一般防災減災規劃的內容有:歷史及現狀災情調查、提交災害風險圖、防災減災效益和現有防災能力評估、防災減災目標及行動、防災減災體系及優先項目建設等。由于歷史上長期對城市安全設計不重視,在國內外不乏錯誤的、缺少科學基礎的規劃決策導致城市被毀的個案。

  無論是建筑師還是規劃師,都要掌握城市防災減災規劃的基本目標:城市在發生頻度較高的災害時,綜合直接災損指數最小;城市發生某種災害時,破壞后果不易旁延也不產生次生災害;城市發生某類災害時,確保支撐條件有效,保障救災、避災的順利,同時更經濟合理。

  從建構安全城市出發,其規劃編制的原則是:第一,防災減災應與社會發展有機統一;第二,防災減災應與城市環境協調發展;第三,防災減災規劃不僅要有系統性,并可適應防災減災的動態發展趨勢;第四,防災減災規劃不僅能體現宏觀的城市層面,也要兼顧單體建筑安全設計的獨立性及可實現性,即兼顧制定與自然共生存的土地利用規劃、合理安排城市各項用地功能布局、綜合開發利用地下空間、合理布置與安全城市與建筑相關聯的應急交通系統等。

  普及安全教育是長久之策

  建設安全文化思想的提出,使人類在實現安全生存和保障安全生產與生活的行動中,又增添了新的策略和方法。安全文化建設除了關注人的知識、技能、意識、思想、觀念、態度、道德、倫理、情感等內在素質外,還重視人的行為、安全裝置、技術工藝、生產設施和設備、工具材料、環境等外在因素和物態條件。在人類社會的安全策略、思路、規劃、對策、辦法、具體行為過程中,用安全文化建設的理論來指導更有意義。

  一是從安全原理的角度,在“人因”(人的因素)問題的認識上,具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這對于預防事故所采取的“人因工程”,在其內涵的深刻性上有新的突破。如過去我們認為人的安全素質僅僅是意識、知識和技能,而安全文化理論揭示出人的安全素質還包括倫理、情感、認知、態度、價值觀和道德水平,以及行為準則等,即安全文化對人因安全素質內涵的認識具有深刻性的意義。

  二是要建設安全文化,特別是要解決人的基本人文素質的問題,必須對全社會和全民的參與提出要求。因為人的深層的、基本的安全素質需要從小培養,全民的安全素質需要全社會的努力。這就使得對于實施安全對策,實現人類生產、生活、生存的安全目標,必須是全社會、全民族的發動和參與,因此,在人類安全活動參與面的廣泛性方面,有了新的擴展,表現為:從生產領域向生活領域擴展;從產業、工廠、企業向社會、學校、消防、交通民航等領域擴展;從工人、在職人員向社會公眾、居民、學生等對象擴展。

  三是安全文化建設具有的內涵既包含安全科學、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安全法制等精神層和軟科學的領域,同時也包含安全技術、安全工程、安全環境建設等物化條件和物態領域。因此,在人類的安全手段和對策方面,安全文化建設,更具有系統性、整體性和全面性。因為不僅安全教育、安全宣傳是安全文化,安全科學、安全管理、安全工程技術也屬于安全文化的內涵。

  建設安全文化的目的是提升全民的安全素質,這對于提高人類的安全生存水平,提高企業安全生產保障能力具有基礎性意義和戰略性意義。在人的安全素質中,安全觀念文化是最根本和基礎的,而領導者和決策者的安全素質又是重中之重。因為安全觀念文化是管理文化、行為文化和物態文化的根本和前提,很多傳統的安全觀念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這就需要我們建立新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安全觀念。政府管理者和企業生產領導在現代社會應建立的安全觀念有:安全第一的哲學觀;安全也是生產力的認識觀;安全表征人類生存質量的效益觀;安全具有綜合效益的價值觀;設置合理安全性的風險觀;人與環境協調的系統觀;本質安全化與預防為主的科學觀;遵章(法)守紀的法制觀;珍惜生命與健康的情感觀等。

  安全文化教育要保證一定時間的安全自護教育課程的開設,并有權威的安全自護教材。要開展必要的安全自護演練。對于校園及社區,無論發生何種災害及突發事件,人員救生與自護互救是共同的,為此有關部門要給出適合于校園、社區、公共場所等的安全計劃或預案,這個預案不同于一般預案的地方是它不是針對單一災種設計的,而主要針對災害后所形成的恐懼心理及逃生需求而設計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有準備不驚慌,在災難中有辦法生存,有能力創造生存的可能。要使人人在突發事件面前不起哄、不害怕,養成一種有安全應對能力的素質。

  從建設安全型城市出發,建設不懼災、能抗災的建筑及設施是人類的目標,這不僅需要城市硬件系統如城市生命線系統的安全與應急能力的提高,更有賴于城市中各子系統、子網絡的安全能力建設,這里特指如何提升傳統城市生命線系統運行可靠性及對待突發事件生命線系統“抗攻擊”的安全穩定性。

  2010年9月17日,北京遭遇全城大堵車,上百條路時速不足20公里,盡管交管部門稱有六大堵車原因,但它恰恰考量出北京在應急能力建設上現狀的不足,暴露了中國諸多大城市的脆弱性。至此我再對提高城市公眾的安全文化教育談幾點思考。

  事實上,在全國中小學生開展以安全文化自護意識與能力教育的呼吁已發出許多年,迄今國家只在每年3月末的最后一周的星期一確定為“中小學生安全日”,這無疑是極為必要的。但迄今為止,國家教育部或大城市教委仍沒有出版真正由防災減災專家與教師共同編制的教材。我國在大量引進外版教科書時也忽視對歐美、日本等國安全教材或指南的引進。

  深入且有效地開展安全文化教育要解決系統化教育問題。因為災難教育不同于一般科普,它必須體現出必要的技術含量;同時,安全文化教育要在各層面展開的針對不同群體的教育方式及深度也不相同。為此,還要解決好教材、教師、教育質量評估等問題。具體講,如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安全文化自護教育應至少在三個層次展開,它不僅僅是教育部門的事,更要成為一種國家行為,成為社會的精神文明的標志。

  一是在全國公務員中開展必要的災害危機管理課程的學習,使“政府減災行政”的應急預案與常效建設得以真正貫徹;二是在全國城鄉社區中有代表性地開展適合國情的“安全社區”建設試點,有必要由國家制訂“十二五”《安全社區建設發展綱要》,形成一個有力度的全民安全文化宣教高潮;三是在全國城鄉大中小學(含托幼)普遍開展校園安全建設,不僅要抓好校舍、實驗室環境的硬件安全,還要抓好學生安全自護素質的教育,應按大、中、小學不同受眾面編制正式的安全減災教育課本(不能僅僅是課外讀物)。另一方面,鑒于國家、城市安全減災專門管理、科技人員緊缺的現狀,應有目的地扶植專門化的體現綜合減災思想的新興專業,如城市災害學、城市災害管理學、城市災害救援學、城市災害經濟與統計學等。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北京減災協會副會長、建設部防災委員會委員)

  發展中國安全社區乃當務之急

  1989年,世界衛生組織第一屆事故與傷害預防大會上首次提出安全社區的概念。大會通過的《安全社區宣言》指出:任何人都享有健康和安全之權利。從此,推廣安全社區概念就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推廣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一個重點工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安全社區的概念,一個安全社區首先是一個地方社區,這個地方社區至少應該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制定針對所有居民、環境和條件的積極的安全預防方案;二是擁有包括政府、衛生服務機構、志愿者組織、企業和個人共同參與的工作網絡,網絡中各個組織之間緊密聯系,充分運用各自的資源為社區安全服務。根據這一概念,安全社區并非僅僅以社區的安全狀況為評判指標,而是指一個社區是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程序和框架,使之有能力去完成安全目標。從世界各地安全社區的開展情況看,一個安全社區可能是單獨一個城市,也可能是某個城市所轄的行政區,還可能就是一個小的居民小區。社區減災是基層政府減災管理向社區延伸、向居民提供減災公共產品及服務,社區自主采取減災措施以保障居民安全二者有機結合。

  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安全社區六大標準如下:一是須成立一個負責預防事故與傷患發生的跨部門、跨領域的組織,以友好合作的方式履行區內的社區安全推廣事宜;二是須有長期目標,并持續地執行各項安全社區推廣項目,這些項目還應當針對不同的年齡、性別、環境及條件來設計、推行;三是須有針對高風險人士、高風險環境及弱勢群體的安全與健康問題的特別方案;四是須建立事故與災害發生頻率和成因的制度及信息制度;五是須設立評價辦法來評估項目推廣的過程和成效;六是積極參與本地及國際安全社區網絡的經驗交流。

  世界衛生組織設在瑞典皇家醫科大學的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負責評審安全社區的申請,具備基本條件的社區可按照上述要求制定相應的推廣方案并積極實施,基本達到上述標準時,可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提出申請,經由該中心組織的專家組現場考察、評估合格后,被正式確認為世衛組織安全社區。安全社區是一個榮譽稱號,雖不會有來自其他組織的資金支持,但這一榮譽可以幫助提升本地區的社會形象,提高地區的國際地位,從而間接提高本地區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的競爭力。如韓國的水原市在爭取世界杯承辦城市之前,在建立安全社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的就是在提高城市形象方面增加砝碼。

  所謂安全型社區,是將社區內的各個不同組織,包括政府部門、商業機構、學校、醫院及社會服務團體等緊密連接起來,利用各自的資源及服務能力,為社區內居民提供一個安全、健康、舒適的工作及生活環境的社區建設模式。從安全型社區建設國際標準的本土化出發,應強化其內涵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一是對安全減災的概念要有所發展,如在過去關注安全生產的同時,更關注城市突發事件及自然災害;二是將社區作為城市推進新型公共治理理念的一個重要陣地,力求通過安全社區建設加快城市社區的自治步伐;三是要使安全社區建設借鑒成功的生態社區、文化社區、服務型社區、學習型社區創建的經驗,并建構起安全社區的新模式;四是對于安全社區不僅要有周密的危機應對計劃,使之成為城市應急聯運的一個組成單元,還要用可行的安全項目推進并促動。

  國外安全社區建設同時更強調對社區公眾平時的災害心理行為教育。如在探討地震災害心理造成心理傷害的相關性之前,我們應當首先了解什么是災害心理。災害心理是一種在災害條件下產生的心理現象。它是災害發生之后人的生存環境的變異及其身心創傷的體驗和心理行為異常的反應。其次是災害心理的內容界定,即災害應激反應的異常、災害需求傾向的異常、災害心理情緒的異常、災害生理反應的異常、災害適應能力的異常、災害認知過程的異常、災害交往心理的異常、災害行為反應的異常、災害創傷后應激障礙。

  “9·11”事件后,恐怖主義威脅上升,美國政府積極推進建立“防災型社區”,美國國土安全部認為,防災型社區是長期以社區為基礎進行防災減災的單位,它能在災害發生前,做好預防災害的步驟及方法,以降低社區受災的可能性。“防災型社區”需滿足六個要求:一是讓災害所造成的傷亡降至最低;二是公共部門可順利協助社區救援;三是社區本身也可在無公共部門協助下,獨立進行災害應急管理;四是社區能夠依據災前形式進行修復或是參照災前所共同規劃的模式進行重建;五是社區經濟能力可迅速恢復;六是如連續遭受嚴重災害,社區能夠總結經驗,不重蹈覆轍。

  構建“防災型社區”的一般步驟為:1.要建立社區伙伴關系。即不僅靠某個組織的推動,更多是來自民間的災害救助團體,因為民間團體熟知社區環境特性,是社區與政府間溝通的媒介,還可以幫助進行災后心理輔導和咨詢。2.社區內災害評估一般分兩步。一是先確定社區易受災的地點及環境。二是確認災害發生源及影響的范圍,找出易發生災害的建筑或區域,并制作社區地圖標注出社區受災時的薄弱環節。3.制定社區減災計劃,分析和排定災害所造成損失的計劃優先順序,所以特別需要社區居民的參與、協商,參照社區內災害評估鑒定為依據,制定各項社區風險減災計劃。4.注重社區防救災功能建設,成立社區緊急反應隊伍,旨在提高社區防救災應變能力。

  綜合地看,有序地開展社區安全應急科普教育是根本,至少包括五方面內容。

  1. 建立健全社區應急知識教育體系。具體按災前、災中、災后的不同情況,分門別類展開安全社區所需的安全應急自護教育。如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編寫的《美國突發性災害防御與公共教育》讀本等教材。

  2.建立并完善社區公眾應急文化與應急教育體系。針對社區居民應急意識淡薄的現狀,進行以“體驗”為主的戰爭、恐怖、騷亂、災害、公共安全諸類事件的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如倫敦消防和應急策劃局在2000年9月發布了倫敦社區火災安全戰略,構建了政府、公眾、個人和志愿者的聯合防災體系。

  3.建立社區危機應對情景仿真教育及演練體系。目前,在上海世博園區周邊社區,50名災害信息員已完成職業培訓,2010年上海市完成各街道(社區)災害信息員250人,“十二五”期間上海專兼職災害信息員將達到8000~10000人,它預示著社區防災減災系統的有效建立,只有社區常態化的安全減災管理,才有安全社區的真正生命力。

  4.創新公眾參與常態化社區安全減災的科普教育模式。作為全國綜合減災示范社區之一,杭州市留下區社區教育公眾如何發現并處置“第一時間隱患”,不僅有社區減災志愿者隊伍,儲備防災減災設備,還使用“體驗式”及“互動式”演練,堅決在社區安全建設上不留“空白”和“死角”。

  5.創建有利于安全社區發展的防災減災工作機制。一方面要強化社區中諸如指揮信息中心及避難場所生命線系統的可靠性等級,關注醫院、中小學校的安全設防;另一方面要有切實的保護兒童、老年人、病患者、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對策。不僅要規范防災減災工作制度,還要加強社區減災公共設施及器材的安全度及完好率,使社區減災與城市安全設計的長效機制真正整合,發揮社區綜合減災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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