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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與消費是國民經濟中極為重要的一對關系，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在二者的動態平衡中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間，積累與消費的關系經歷了1949～1978年、1979～2012年、2013年至今三個階段。回顧這三個階段并總結相關經驗，對我們當前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實現積累與消費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武力認為，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是國民經濟健康運行和持續發展的關鍵。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在二者的動態平衡中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回顧新中國72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系方面走過了曲折的歷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與消費的正確思想，有多方面歷史經驗值得借鑒。
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系的歷史經驗有哪些？
首先，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應隨著生產力發展階段和水平需要進行動態調整。
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祉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加快經濟發展。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發展。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解決國家安全問題最緊迫，加上經濟落后、資本稀缺，中國的主要任務是擴大積累，加快現代經濟骨架和國防工業建設。改革開放初期，雖有過消費帶動積累的一段時期，但總體上仍是以積累為主。隨著生產力發展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經濟發展格局由過去的技術、市場“兩頭在外”轉向“國內國際雙循環”，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也將進入高水平動態平衡的新階段。從過去到現在，積累與消費的關系無論處于哪個階段，都始終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其次，積累要堅持結構均衡。
這種均衡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積累與消費均衡，積累不能長期、過度擠占消費，否則會導致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二是積累要講求內部結構均衡，即農業、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消費品工業的比重要保持合理，避免出現瓶頸制約。三是積累要不斷提質升級，并著眼于未來產業和科技發展趨勢，在新基建等領域提前布局。四是積累的主體和資金來源結構要合理，對正外部性強的領域，要由政府和國有經濟主導進行投資建設；對于一般競爭性領域，要鼓勵、支持和引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投資建設，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最后，消費潛力的釋放要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并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消費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后于經濟發展階段，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和改善，但是要與國情、國力相適應，并且要避免短視行為。例如，計劃經濟時期的節制消費為國家長期發展奠定了基礎，而當前致力于擴大消費則是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開辟道路。無論實行哪種消費政策，都不是孤立地為了消費而消費，而是最終服務于生產力發展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費潛力的釋放，要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尤其要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通過完善社會保障、扶持貧困地區和人群、國有經濟向民營經濟讓利等手段，不斷增進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性，從而普遍提高全社會消費水平，實現消費與積累的良性互動。否則，若使財富向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少數人群集中，就有可能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社會再生產受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必須要堅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歷史回溯
1949～1978年
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高積累政策
舊中國落后挨打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業化是經濟建設的核心任務。但是，對于工業化的步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黨內尚無明確統一認識。主持經濟工作的有關同志傾向于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待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發展重工業。基于這一設想，新中國的積累率并不高。
但是，朝鮮戰爭里中美懸殊的工業實力，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必須盡快發展重工業以鞏固國防安全。同時，農業和輕工業也面臨著重工業原料短缺的發展瓶頸。因此，重工業成為新中國工業化戰略的優先選擇。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開始了以156個項目為核心的“一五”計劃，全面建立重工業基礎。
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有限的工農業產出，滿足人民消費需求尚且不夠充裕。為了集中有限的資源從事“一五”計劃，中國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消費領域，農村在確保農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實行糧棉油計劃收購和其他重要農產品統一收購制度；城市實行統一的工資制度和重要生活資料憑票定量供應制度，從而在確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可能集中資源進行工業建設。積累率也由此提高，在“一五”時期達到了24.2%的平均水平（如圖1）。
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對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毛澤東同志指出，高積累政策是為完成工業化而不得不采取的“大仁政”，同時在《論十大關系》中特別強調要關心生產者個人的利益。他指出：“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然而，從實際執行效果來看，1958～1978年的積累率仍達到了年均28.4%的較高水平，其間更是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中后期的兩輪積累高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既與當時的體制密切相關，更是由于國際環境嚴峻，亟待快速發展國防工業以保障國家安全。這個目標在70年代初期以“兩彈一星”和核潛艇研發成功而得以基本實現。
由于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存在著僵化低效的弊病，為有效調動地方積極性，中央政府于1958年進行了經濟管理權限下放，鼓勵地方自行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然而，由于缺乏經驗和“左”的急躁情緒，地方政府進行了“大躍進”式的工業投資，尤其是重工業投資，而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不足。這導致1958～1960年的積累率達到39.1%的畸高水平，國民經濟出現嚴重的比例失衡。1961～1965年，對國民經濟進行了調整，工業項目關停并轉，農業加速補齊短板，積累率降至年均19.3%的水平，國民經濟恢復均衡發展態勢。
1970年，受國際形勢影響，國民經濟在“備戰”的氛圍下進行了以國防工業為核心的又一次躍進式發展，積累率升至32.9%，1971年進一步升至34.1%，以至于國民經濟再度失衡。對此，理應進行新一輪經濟調整。但是，調整工作需要中央政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在政治形勢動蕩的“文革”中后期難以實現。結果，大量上馬的工業項目無法關停并轉，持續占用國民經濟較多產出，致使1970～1976年的平均積累率高達31.3%。“文革”結束后的兩年，又因為經濟建設急于求成，進一步加劇了高積累問題。
計劃經濟后期的高積累率，一方面使中國的工業基礎日漸扎實，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并解決了國家安全所必備的國防尖端武器問題；另一方面也導致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因此，到了改革開放前，改變高積累政策、提高消費率，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高積累政策有自我延續的傾向之外，提高消費率也是一個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在農村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降低收購比例、放寬家庭經營限制，在城市提高職工工資、提高計劃供應量、降低銷售價格。這些調整不僅牽涉面廣，而且不可避免地觸及承包經營、商品經濟等敏感問題，這種系統調整與觀念突破在形勢動蕩的“文革”時期，也難以付諸實踐。
1979～2012年
二、改革開放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的積累與消費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改變了“消費抑制下的高積累”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由此帶動積累增長。但隨之而來的經濟過熱，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治理整頓的方式來壓縮積累和消費。隨著1992年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后，積累與消費再度快速擴張，并在20世紀末出現了新中國第一輪需求約束型的擴張受阻，于是積累與消費只得通過需求刺激政策來度過難關。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城鎮化、工業化的紅利釋放，積累迎來了新一輪高潮，并帶動消費快速增長。但中國的發展水平和發展模式決定了，此時的消費潛力尚無法得到充分釋放，房地產業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支柱產業。
消費帶動下的高積累（1979～1991）。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通過一系列舉措提高全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在農村，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一方面通過交售農產品獲得更高收入，另一方面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并通過發展鄉鎮企業來提高非農收入。在城市，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職工的工資和獎金收入逐步增長，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擴大了就業渠道。這些改革使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消費水平迅速提高。1978～1988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6.9%，遠高于1953～1978年6.9%的年均增速。
與改革開放前消費與積累此消彼長的關系不同，80年代消費的增長帶動了積累的增加，從而維持了較高的積累率。具體來說，居民收入提高引發消費升級，進而帶動了投資增長。1981～198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高達22.9%，創造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輪投資高潮。由于投資熱情高漲，所以積累率仍然較高，1979～1991年的平均積累率為32.5%，高于1952～1978年27.4%的平均值。然而在這一時期的積累中，非生產性積累的比重上升至40%左右，遠高于計劃經濟時期20%左右的水平，這也反映出80年代的積累主要是用于滿足消費需求的。
但是在這一時期，消費水平與積累率的雙雙增長，使國民經濟出現了新的失衡：首先，各行業的積累率出現了兩極分化。在基本建設投資中，國家投資比重迅速下降；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和其他資金比重上升，而這些資金多以市場為導向，集中投向非生產性領域和消費品生產行業，導致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資相對不足。加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關系國計民生，其產品和服務仍保持較低的計劃價格，出現行業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進一步抑制了投資擴張。而當時地方財政實行包干制，1979～1991年中央財政在全國財政收入中的平均比重僅為31.7%，地方財政熱衷于非生產性投資和短平快的消費品行業投資，中央財力不足則限制了對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資。盡管通過開征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等辦法來彌補投資缺口，但仍然捉襟見肘。其次，農業基礎地位不穩。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政策，使政府的財政支出負擔日益加重。因國營糧食企業虧損導致的財政補貼從1978年的54.1億元增至1984年的311.1億元，補貼額占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由2.8%升至21.2%。1985年，國家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這一政策導致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糧食產量下滑，從源頭上加劇了生活資料供應的緊張局面。最后，消費與積累的同時增長造成了經濟過熱。在農業、基礎設施、基礎產業供給不足的情況下，消費與投資的膨脹導致了市場的供不應求。在當時計劃與市場“雙軌制”的條件下，市場價格遠高于計劃價格，從而引發了投機倒把、搶購風潮等經濟亂象。最終，國民經濟從1989年起轉入治理整頓，壓縮過熱的消費和投資需求。1988～1991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8.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5.6%，都遠低于1979～1988年的平均水平。
回顧1979～1991年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可以發現，這一時期，消費潛力的釋放帶動了積累的增長。但是，在農業、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相對薄弱的條件下，一味擴大消費和消費品行業投資，導致瓶頸效應加劇，經濟比例失衡。此時，需要中央政府出面，保護農業生產，擴大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并調控宏觀經濟，壓縮總需求。然而，在財政包干、經濟體制轉型的條件下，彼時中央政府尚不具備這些調控能力，只能采用以行政指令為主的治理整頓，這也使得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陷入停頓。
第一輪積累過剩與消費徘徊（1992～2002）。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隨后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迅速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制度。在有效吸取了80年代中央政府財力不足的教訓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使中央財政在全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升至50%左右，因而有能力對農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進行投資建設。在這一背景下，我國建立了糧食保護價收購制度與專項儲備制度，穩定了農業基礎；同時，加大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力度，不斷緩解國民經濟瓶頸和有關問題。
在政府穩定國民經濟基礎的同時，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積累高潮。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1992年和1993年創下了44.4%和61.8%的超高增速。然而，這一輪積累高潮使中國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驟降，中國進入了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時代。經過近50年的持續投資，中國的外延式積累終于迎來了第一輪飽和，積累與消費達到了低生產力水平下的均衡。
與產能過剩相伴隨的，是就業、收入與消費增長的停滯。在城市，由于國有企業產品銷路不暢、庫存積壓，虧損面擴大，職工收入增長陷入停滯，甚至出現了大面積下崗失業，消費需求受到抑制。與此同時，城市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導致1997～2000年間財政收入增速減緩；而分稅制改革中，地方政府由于出現了事權大于財權的支出缺口，因此只能增加對農村的稅費征收，這又進一步加重了農民負擔，導致農村消費增長緩慢。1997～200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僅增長7.5%，遠低于90年代中期20%左右的增速。
回顧90年代中后期的積累和消費可以發現，外延式積累在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上達到了飽和，進而導致收入與消費增長的停滯，整個社會的再生產循環受阻。
好在當時的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制度，可以運用需求管理政策來擴大國內需求。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下，國內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再就業、提高工資、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減輕農村稅費負擔等一系列政策拉動國內需求，并通過加快技術改造升級開啟了新一輪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家預算內資金占比由1997年的2.8%升至2001年的6.7%，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由1997年的14.5%升至2001年的63.5%，在消費增速減緩的危急關頭穩定了經濟增長。通過擴大內需和升級供給，社會再生產恢復了正常運行，經濟增速從2000年起止跌回升。
高增長條件下的積累與消費（2003～2012）。20世紀末的積累過剩，是在生產力水平較低、且國家未完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出現的局部過剩。進入21世紀，幾個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相繼萌生，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的積累高潮。
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迅速占領世界市場，帶動國內出口加工工業快速擴張。其次，中國全面啟動了國有土地招拍掛制度，開啟了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階段，土地出讓相關收入使政府有了更加充裕的財力進行投資和民生建設。最后，全球化、城鎮化帶動了國內各行業的普遍發展，中國工業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
上述幾個主要經濟增長引擎的出現，使得國民經濟中的積累得以自發地快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擴張迎來新一輪高潮。2002～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4%，創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而從資金來源上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自籌和其他資金的占比上升，從2002年的68.7%增至2012年的81.7%，反映出這一時期各類主體在市場驅動下擴大投資的趨勢。
積累的迅速增長從多種渠道帶動了消費的增加。第一，就業規模和收入水平逐年增長，國家有關部門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三次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于2008年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著力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第二，我國財政收入創下了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不僅減少了對農村的資源汲取，而且開啟了反哺“三農”的新階段：國家于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從2004年起建立糧食托市收購制度，并對種糧農民發放多項補貼，全面提高農民收入。第三，隨著財政收入的增長，我國財政加速由“建設型財政”向“服務型財政”轉變，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完善，建立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多項制度。
上述政策和制度，不斷筑牢民生底線，穩步推進了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2002～2012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703元增至24565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2476元增至7917元，全國居民消費水平由4270元增至14110元，收入和消費增速均步入改革開放以來最快時期。
但是，中國此時的發展模式也決定了經濟增長仍然以投資為主導，消費潛力尚無法得到有效釋放。由于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里仍處于中低端水平，在全球價值鏈上能夠獲取的利潤有限，還屬于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居民消費水平總體較低。同時，由于貿易順差、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導致的輸入性通貨膨脹等因素，不斷拉高居民生活成本，并集中炒高了原材料和房地產價格，抑制了消費需求，加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備，居民應對養老、醫療、教育等開支的預防性儲蓄較高，所以，消費需求受到了長期抑制。
此外，一些社會問題也進一步抑制了消費需求。首先，分配調節制度和法治建設的相對滯后，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其次，粗放式發展導致一些群體的利益受損，如生態環境被破壞地區的群眾、薪酬被拖欠的農民工群體等。最后，一些偏遠地區、弱勢群體仍處于絕對貧困狀態。這些問題的存在，也使得內需無法有效釋放。
黨的十八大以來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積累與消費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積極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實現了積累與消費的高水平動態平衡。
在積累方面，中國重點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積累的質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推動國內基礎設施和產能建設進入新一輪大規模擴張。這輪擴張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工業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是，這輪擴張也存在著一些重復投資、債務累積、產能過剩等問題。隨著中國經濟步入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疊加”的新常態，行業利潤率下降、就業壓力增大、收入增長困難等問題愈加凸顯。這些現象表明，現有生產力水平上的積累再一次達到飽和，推動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迫在眉睫。
對此，中央于2015年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對方略。一方面，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解決產能低水平過剩問題，化解相關債務風險，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另一方面，大力改善營商環境，加強科技創新，加快產業升級，并超前部署新能源、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些舉措使國民經濟的積累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步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
在消費方面，以更大力度實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全面提升居民的獲得感，不斷釋放消費潛力。首先，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8.4%）超過GDP年均增速（8.0%）、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8.9%）超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7.5%）的目標。其次，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分別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分別由2013年的81962萬人、57322萬人增至2020年的99882萬人、136101萬人，進一步發揮了社會保障兜底的作用。最后，集中全黨全國之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到2020年底使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目標。
通過上述舉措，中國的消費潛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釋放。2013～2019年，消費、投資、凈出口對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60%、39.7%和0.3%，消費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過去，中國一直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絕大多數時候是通過迅速擴大積累來帶動消費。因此，在積累與消費這對矛盾中，積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消費是次要方面。
如今，國內外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中國正步入積累與消費并重的新階段。首先，隨著中國工業化基本完成和對發達國家由“跟跑”變為“跟跑、并跑、領跑并存”，國內已經很難找到可以大規模進行外延式投資積累的領域，今后的積累必將以人民需求和科技發展前沿為導向。其次，隨著產業升級發展，中國與發達國家由過去的互補關系為主轉向競爭關系為主，面臨的外部沖擊增多，有必要改變對出口的過度依賴，積極擴大國內消費。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人民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這也要求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為應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央于2020年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將走一條“高質量積累創造高收入就業，高水平消費帶動高質量積累”的新路，實現積累與消費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1年8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