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中國,有一個人盡皆知的主題,就是改革,因為土地改革關乎中國的未來。大家都是改革大潮里的實踐者,我能體會到水漳村改革的巨大壓力,因為任何一個改革任務都十分復雜,改革中的很多問題有時更是想不到、看不到的,只能隨機應變,因此,能堅持做下去關系中國的發展。
案例中說 “我們是依法合規地干”,實際上是不合法的,因為《土地管理法》中有一條規定: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不能入市。前不久國家出臺了擬將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縣區作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的文件,文件顯示將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請暫停《土地管理法》中“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不能入市”的條文,這說明我們允許改革,但并不是依法而是按照社會的發展需要在改革。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改?中國之所以能夠是新中國,是因為“打土豪,分田地”,讓農民翻身作了主人。但后來發現碎片化的經營雖然讓農民吃飽了,卻成不了富人,因此我們還需要改革,這個改革就是“贏土豪,合田地”。今天的“土豪”是懂市場、懂經營的人,“合田地”也不是把地給了這群人,而是三權分離。這個改革從根本上維護了農民的利益,維護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因為也許今天你是城里人,但回顧前幾年或前幾代,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從農民中來,農民的問題不解決,中國未來發展的問題就無法解決。
我還要談一點建議,廊坊永清與水漳村的案例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其地點都在大城市的邊上,而中國更偏遠地方的改革其實有更大的困境。作為改革前沿的廣東、浙江,每年有六、七萬億人民幣的GDP總量,而青海、甘肅的GDP只有兩、三千億人民幣,差距如此之大,因此,我個人認為現在改革的步子太小,還只是囿于一部分人。此外,改革一定要按照市場化的原則走,該收費收費,該收稅收稅,各司其職,政府不能總是想要幫著管,這樣農民永遠懷疑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壞事。最后是風險的問題,風險永遠不會在甲乙兩方產生,風險總是讓企業承擔,但世界上再牛的企業也有垮掉的一天,如果企業垮掉,誰來接盤?與其簽訂的協議也只能是一張空紙。因此,甲乙雙方必須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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