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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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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省會城市，都有一個做大做強的夢想。
6月7日-9日，濟南市黨政代表團馬不停蹄趕往鄭州、西安進行考察，希望認真學習借鑒先進經驗做法，加快提升省會能級和核心競爭力。
無獨有偶，廣州市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圍繞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堅持城鄉整體規劃、一體建設、精細治理，增強作為國家中心城市和省會城市的經濟和人口承載力。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認為，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區還沒有一個強中心城市，做大做強省會，是提升省會話語權的現實選擇，也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重要途徑。在他預計，很多省會都會繼續跟進強省會戰略。
多地推出強省會戰略
省會，是每個省份的門面擔當，承擔著帶動整個省經濟發展的重任。為了做大做強省會，今年以來多個城市接連放出了大招。
6月1日，濟南《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實施細則》正式實施，從求學、就業、居住、投親、人才等六方面放開落戶限制。按照規定，無房、無學歷、投靠親屬者均可落戶，山東省會濟南吸引人才的誠意可見一斑。
攬人同時，濟南也在擴大自己的“朋友圈”。6月8日，山東省政府“畫”了省會、膠東、魯南三個經濟圈，其中的省會經濟圈包括濟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濱州、東營七市，省會濟南的腹地迅速擴大。
在胡剛看來，做大做強省會的途徑一般有三種，通過放寬戶籍限制加強人才人口吸引力，調整行政區劃以合并周邊區縣或地級市，以及產業轉移提升省會輻射力。隨著行政區劃調整難度增大，越來越多省會也開始選擇都市圈軟性擴張的方式，背靠更廣大資源來參與國內以及全球競爭，不斷提高城市首位度。
拉上周邊“小伙伴”，一起做大做強省會的還有南昌和貴陽。去年7月，江西出臺《大南昌都市圈發展規劃（2019-2025年）》，南昌、九江等多個市縣被納入“圈內”。通過都市圈平臺參與全國區域競爭，南昌存在感大大提升。2018年末，該都市圈總人口1790萬人，GDP為10506億元。
今年2月，貴州出臺《關于支持貴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希望通過貴陽貴安融合發展，改變省會貴陽因空間制約難以“大展拳腳”的束縛。
當城市化進程步入都市圈發展時代，不斷提高城市首位度，背靠更廣大資源來參與國內以及全球競爭，以此帶動周邊城市發展，似乎已成越來越多的省會城市發展之路。
身處“散裝江蘇”的南京，則通過做強交通的方式集聚區域要素。今年5月，南京出臺《<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南京實施方案》，意欲通過打造軌道上的長三角綜合樞紐城市，構建米字型鐵路網絡，提升南京中心城市首位度和省會城市功能。
此外，還有昆明、合肥等部分省份在區域競爭中的名次，實現了“被動式”上升。
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和核算制度，昆明2019年GDP較初步核算數增加814億元，達到6475.88億元。受此影響，其GDP總量在全國27個省會城市中排第12位，位次較2018年的17位前進5位，在西部省會城市中排名第3位，經濟總量實現了新跨越。
強省會戰略徐徐鋪開，是不是就意味著省會城市越大越好？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并不贊同，“一般省會城市經濟占全省30%左右，是比較合理的水平。”
按此，強省會城市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呈現出內陸強省會、沿海雙子星的格局。
2019年，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低于20%的城市，有濟南、南京、石家莊、呼和浩特，其中屬濟南經濟首位度最低，為13.29%；高于30%的省會城市有武漢、海口、成都、西安、蘭州、西寧和銀川等，其中又以銀川最高，為51.33%。
西安、南京、成都強勢復蘇
突如其來的疫情，也引來關于強省會戰略的爭議。一般來說，省會城市都是每個省份的人口和產業集聚地，易造成疫情傳播擴散，導致經濟遭受重創。
以經濟首位度約35%的武漢為例，此次疫情導致其一季度GDP驟降40.5%。不包括未公布一季度數據的長沙，同期武漢的排名從省會城市第3，迅速掉到第6的位置。
“并不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區，受疫情影響就大，尤其是特大城市需要糾正這種誤區。”陳耀認為，疫情屬于重大突發事件，人口密度與疫情影響程度相關，但更重要的還是政府應急管理能力，以及城市自身產業結構。
以最新的1-4月數據為例，在多數省會城市還處于負增長之際，西安、南京和成都的工業、投資雙雙呈現正增長的態勢，釋放出經濟強勢復蘇的信號。
1-4月，西安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實現轉負為正，同比增長了3.4%，比一季度提高5.5個百分點；投資則延續一季度微增態勢，1-4月西安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了5.8%。
這意味著，在18座已公布1-4月經濟數據的省會城市中，西安工業、投資增速分別位列第一、第二。
同樣表現強勁的還有南京和成都，是為數不多工業和投資均保持正增長的省會城市。1-4月，成都規上工業增長0.7%，投資微增0.1%，跳出了一季度負增長的區間。
作為一季度省會城市中唯一經濟正增長1.6%的城市，4月南京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雖環比回落0.6個百分點，但投資中的服務業投資出現強勢反彈，1-4月增速提升了5.8個百分點。
為什么這三座常住人口超800萬的省會城市能夠率先恢復？
陳耀指出，這與當地政府疫情防控得力、復工復產有力有關，也與當地經濟結構有關。因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多，抗風險能力較強，能對上下游企業產生需求進而迅速帶動供應鏈恢復。
相較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沿海制造業城市，南京形成了以電子、石化、鋼鐵、汽車、電力等傳統支柱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多以國企和大型企業為主。今年一季度，南京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136家規上工業企業不間斷生產經營，實現增加值244.6億元，占全市規上工業34.3%。
4月當月，西安裝備制造業產值增長33.3%，環比提高29.8個百分點，年產值過千億的汽車制造業及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產值分別增長33.1%和52.4%。
按照目前發展勢頭，今年西安的GDP有望突破萬億元，并實現歷史最好名次。這也意味著，西安或將躋身萬億GDP城市俱樂部。在今年地方兩會中，西安是唯一提出GDP增長具體目標的城市，預計GDP增長7.5%左右，較去年還提高了0.5個百分點。
網紅城市成都，歷來是消費能力旺盛之都，同時也是西部電子信息產業橋頭堡。成都電子信息產業功能區聚集了規上電子信息企業120余家，包括英特爾、德州儀器、京東方、華為、富士康等龍頭企業。1-4月，成都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增長9.5%，遠高于規上工業增速8.8個百分點。
在陳耀看來，疫情給省會尤其是特大城市上了一課，通常省會都集聚了省內甚至全國最優質的資源，但同時也是人口密度相對較大的地區，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有利有弊。因此，強省會戰略，應該保持適度集聚和均衡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