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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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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許多國家未能打破這一魔咒，公眾意見調查與十余位頂級專家銳思激辯
為什么世界工業化已經進行了250余年，近200個國家中只有少數發達國家？為什么許多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常常“跌跟頭”、“忽上忽下”，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專家認為，原因在于許多國家無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魔咒。
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左右，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發，極易出現社會問題突出、經濟停滯不前的窘境，從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表現與基本特征有：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過度城市化、增長轉型困局、腐敗問題突出、社會沖突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民主亂象等。
當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3600美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喜的是，中國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達9.8%的記錄，當前經濟增長勢頭依然強勁；憂的是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各類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顯。可以說，未來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間，是中國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
中國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嗎？為了深入探討這一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人民論壇雜志本期特別策劃不僅針對6575位網友和50位專家進行了采訪調查，還邀請了10余位國內各領域頂級專家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就腐敗問題、貧富差距、社會沖突、過度城市化、公共服務滯后和經濟停滯進行了重點分析，值得品讀和深思。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國？
作者：胡鞍鋼
當今中國社會主題已經是“轉型是硬道理”，已經從“加快發展速度”轉向“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轉型的內涵已經由經濟轉型擴展到社會轉型
十個關鍵詞描繪“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以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征。)
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社會現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在經濟起飛過程中，當時被稱之為“進步時代”，同時也被稱之為“最壞的時代”，曾經出現過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政治腐敗十分普遍、 階級矛盾沖突的現象。其他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有類似的過程。
這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即為什么世界工業化已經進行了250年，而近200個國家中只有少數發達國家？為什么很多國家不能從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或者再進一步問，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常常“跌跟頭”、“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現經濟停滯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數十年來，他們都未能跳出這個陷阱。
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
通常來說，一個國家發展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階段，也是經濟起飛階段，總體上這一經濟發展模式是由要素驅動的，表現為要素高投入、空間低集聚、貿易低附加值、自然資源高消耗與環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發優勢”和“對外開放優勢”，比較容易實現一段時期的高增長。
第二階段是從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這一階段為重要的經濟社會轉型期，這是欠發達經濟體成為較發達或發達經濟體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有三種可能性：如果轉型成功則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或經濟起飛，順利進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轉型不成功，則停滯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轉型失敗則可能中斷經濟起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階段是向高收入或發達經濟體過渡，表現為知識和技術創新驅動，生產要素高度空間集聚，產品高附加值，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中國從1995年之后就從低收入階段進入下中等收入階段，目前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 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因素激增是與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 盡管中國一直保持政治穩定，但是社會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加，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數、刑事犯罪案件數為例，從1990年以來都是持續上升的。
實際上，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 這充分表明，黨中央早已充分意識到我國目前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是與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系的，也是與當前階段的發展特征緊密聯系的。對此黨中央及時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治國方略。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挑戰—應戰”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當今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這其中既有金融危機沖擊影響的外因，也有中國內部經濟發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內因。但總體上來看，中國從1978年之后進入經濟起飛階段，31年時間保持了GDP年均增速達9.8%的記錄，經濟增長速度已不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計完成“十一五”規劃預期目標的104.6%，即中國已經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長目標。 這次金融危機，中國是G20國家中三個經濟高增長的國家之一(印度為6.5%，印度尼西亞為4.6%)，不僅實現了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而且也促進了亞洲地區和世界的經濟復蘇。
經濟增長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個適宜的增長區間。就中國基本國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從中國的經驗來看，8%—9%的經濟增長率是適宜的，而一旦超過10%，各方面繃得很緊，偏離了健康、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各類代價極高，既得不償失，又難以為繼，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因此， 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問題。從我們(第三方)獨立評估來看，“十一五”規劃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目標未能如期實現，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也沒有實現，反而問題更突出，這已經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
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
當今中國社會主題已經是“轉型是硬道理”，已經從“加快發展速度”轉向“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轉型的內涵已經由經濟轉型擴展到社會轉型。加快經濟社會轉型、實現十幾億人口的經濟和社會凈福利最大化、各類發展成本最小化，要作為“十二五”時期中國發展的基本思路。這就有賴于我們主動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條主義論(如增長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論，破除唯經濟論。
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導致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及時地發現“陷阱”，準確地識別“陷阱”，智慧地避開“陷阱”。
轉型期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
我們要看到，中國經濟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中國政府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面對一些嚴峻挑戰，每每能夠做出富有成效的應戰策略。1990年代俄羅斯改革失敗的案例，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當今中國特別是發達地區已經進入中等收入轉型時期。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要從經濟入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的發展轉向高水平發展，從低質量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從不公平發展轉向公平發展，從不協調發展轉向協調發展，從不可持續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
有人認為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進來。這似乎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一個自然結果。這個時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問題都解決了，文化程度提高了，開始出現民主訴求。政府要回應老百姓的訴求，主動或者被動地民主開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謂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這種民主特別是“街頭民主”訴求無序膨脹，就可能落入一個“南轅北轍”的局面，就會出現“民主亂象”，掉進“民主陷阱”之中。
我們看到最近泰國的“民主運動”，如何發展到“民主亂象”，這意味著以搞“民主為中心”，其結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現代化必須在長期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進行。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既能促進現代因素發展，又能避免劇烈的社會沖突，減小社會動蕩。
我想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無論是黨中央，還是人民群眾，都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成熟，也越來越智慧，中國絕不會誤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中等收入陷阱假說
作者：高偉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并非魔咒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
在經濟學理論上，我們可以將增長的陷阱分為三類：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稱為“貧困陷阱”，是指處于貧困狀態的國家由于貧困而不斷地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于貧困的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現在處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包括老撾、埃塞俄比亞。這些國家沒有自然資源、沒有地域優勢(不靠海)、也沒有FDI(國際直接投資)。現在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是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有FDI，有地域優勢(靠海)，但是這些因素不足以讓它們達到高收入。處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有文萊，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這些國家有自然資源的優勢。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打破這三類陷阱的關鍵在于擺脫過分依賴外在因素，經濟增長需要內生化。
根據歷史統計數據，一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吸引外資階段。這一階段是積極的吸引外資，但是處于利用外資的初級階段，制造業處于外商的絕對控制下。現在的越南就處于這一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工業聚集階段。這一階段制造業雖然也處在外資的控制下，但是出現了支柱性的產業。現在的泰國、馬來西亞處于這一階段。第三個階段是技術吸收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已經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術，可以獨立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現在的韓國、中國臺灣處于這一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創造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可以實行全面創新，產品設計，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現在的日本、美國、歐盟就處于這一階段。
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過度如果不成功，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沒有將國外的技術、管理消化，其工業化過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內在的價值創造。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可以使得它們達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則需要它們采取主動的政策，使私人的創造力得到激發。如果增長僅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商直接投資、政府開發援助(ODA))導致的，那么陷阱遲早會出現。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并非魔咒。迄今為止，國際上公認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國家或地區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而拉美各經濟體(典型的如巴西)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東亞、東南亞以及東盟國家和地區(典型的如馬來西亞)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中東和俄羅斯等資源立國型國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幾個基本特征
迄今為止，經濟發展理論中有關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陷阱的文獻很多，而對于一個國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向高中等收入階段乃至高收入階段跨越的系統理論卻很少。從既有的文獻中，我們發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勞動力轉移困難。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原本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腐敗“落勢化”傾向之憂
作者：林喆
陷阱一 官員腐敗陷阱：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官員腐敗”是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誘因，共有3445人選擇此項，占總52%，排在第1 位。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 人們覺得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是有原因的，如腐敗“落勢化”現象等。在當今中國，官員腐敗是否成為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誘因，值得商榷。
人們覺得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是有原因的。其中，腐敗“落勢化”就是其中之一。
較量的關鍵期：腐敗出現“落勢化”傾向
上個世紀90年代曾出現過腐敗“落勢化”傾向，當時主要表現為腐敗行為向民眾層面上的下落，只要與公共權力相關的行為都會發生異變，如醫院收銀員、倉庫保管員、營業員等都會利用手上的那點權力牟取私利，這是社會權力意識的腐敗。而現在的“落勢化”主要表現為腐敗從高職位向下落，即向科級干部及科級以下的干部下落，這表明腐敗現象在向基層滲透。許多腐敗現象的主體可能僅僅是普通干部。這種腐敗“落勢化”現象的可怕之處在于，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具體表現為，在很多公職人員看來，只要有權就應該去“用”，實際上是將自己認作了權力的實質主體，故而將手中的權力當作個人謀生和發展的私權。
科級干部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年輕。因此，2009以來，年輕干部成為腐敗高發群體的問題一度成為社會的熱門話題。 其根源在于，很多年輕干部為官的環境已經形成了腐敗機制，而且用人制度由于受到“干部年輕化”思想的影響，加上“60后”干部在教育上的先天不足，這就出現所謂“貪官低齡化”的趨勢。
科級干部腐敗現在非常嚴重，因為他們最接近基層，跟經濟活動有最直接的聯系，大批的項目投資最后都落實到基層。他們是直接的經手人和掌管人，最有機會接近大宗財產，進行貪腐。現在可怕的是，科級干部往往一動就是上百萬甚至上千萬了。由于這個級別的干部人數眾多，一旦擴展開來將危害極大，所以應引起我們高度警惕。
制度反腐形態已經成型
2009年被認為是中國反腐敗制度建設的攻堅之年。中央頒布了歷年來最為密集的制度化、規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出臺了四部反腐敗方面的政策和黨規——《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中紀委印發的關于“小金庫”若干問題的解釋；在司法層面，“兩高”新增9個刑法罪名之一——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些法規、黨規的頒布，在很多方面彌補了過去的空白，表明中央試圖逐漸建立完善的懲防體系，盡管目前各項制度并不非常完備，但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標。在中央帶動下，地方政府在加強廉政建設方面也多有突破，如在官員財產申報、公車使用等方面大膽進行改革，他們的創新實踐將對推動全國鋪開具有積極意義。
這里，一個核心問題是，什么樣的制度才能管用？所謂管用就是指：第一，能發揮作用。即立法立規的目的實現了。第二，人們能夠感覺到這個制度就在身邊。第三，這個制度能夠調動一切積極的因素來發揮作用。現在我們能夠管住干部最主要的有兩項制度：一是收入申報制度；二是年終考核制度。但由于缺乏公示環節，制度的效應大打折扣。
同時，現在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制度反腐的經驗，在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以黨規的形式出臺規定，—旦成熟了就會提升到法律層面，成為更為剛性的約束。這是近年來我國在廉政建設方面摸索出來的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
可以看出， 中央對于制度反腐的長期規劃“很有章法”，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反腐形態已經成型。
一部《反腐敗法》的出臺非常緊迫
《反腐敗法》自上世紀90年代以一號文件的形式提出后到現在還沒有出臺。中央提出到2010年建成反腐敗體系，現在還剩兩年，要有緊迫感。但難度確實很大，有幾個難點，一是收入申報制度不成熟，二是贈與的最高限額怎么定，三是公務員第二職業的兼職問題。反腐敗是雙刃劍，要刮骨去毒，就會傷筋動骨。反腐時間表的調整也表現出制定者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反腐敗法的出臺是反腐敗體系建成的重要標志。 這個法律必須包括世界各國反腐敗法律當中所具有的這樣一些制度內容：
第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第二，接收禮品、接收饋贈的最低底線；第三，官員禁止從事第二職業的規定；第四，官員離任以后禁入領域的規定；第五，親屬回避規定；第六，反腐敗的權威機構及其它們相互的關系；至于干部每年一度的考核制度、重大事項匯報制度和黨政干部的問責制度及其復出的嚴格規定可以進入黨規，如《黨員干部道德準則》。
零零碎碎的這些規定我們都有，但是需要把這些規定全部整合到《反腐敗法》當中，作為一部法典確定下來。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博導)
反腐敗需“特別方略”
作者：王明高
反腐問題專家王明高：腐敗現象尚未取代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但需高度警惕官員腐敗陷阱。
當腐敗現象在中國尚未取代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前，必須采取既符合世界通行慣例又適應中國國情的特別方略，在較短的時間和可控的范圍內打一場漂亮的阻擊戰和殲滅戰，謹防掉入官員腐敗陷阱。其基本思路分為三個方面：
在政治上采取特別方略，開展陽光行動。“陽光行動”的主要內容是：適時制定和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并以此為契機，在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全面推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度和金融實名制度，在全社會全面推行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遺產稅和贈與稅制度以及相關配套制度。開展“陽光行動”的目的和意義，在于消除腐敗“呆賬”，既堅決剜掉寄附在黨身上的腐敗毒瘤，又不致損傷黨的健康肌體。
在經濟上采取特別方略，設立陽光賬號。鑒于家庭財產申報制和金融實名制的實施，一些腐敗官員的不法收入無法長久得到隱瞞，為了使這些不法收入更好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同時為少數因一念之差偶爾失足的腐敗分子尋找一條戴罪立功的退路，有必要動員和勒令有過腐敗行為的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在規定期限內將不法收入存入國家特定的“陽光賬號”，其收繳的資金一律上繳國庫。此舉不僅可以動員和整合最廣大的社會力量，使反腐敗工作贏得各個方面的支持，而且可以避免韓國式的“資金外逃”，使經濟社會發展得到強有力的促進。
在法律上采取特別方略，實施赦免制度。赦免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對在頒布和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之前的規定時期內退還不法收入的，不論干部職級，不論問題大小，一律免除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法律責任，原政治、經濟、生活待遇不變；對沒有按期退還不法收入的，從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依法從重處罰。政治上，凡因貪污受賄觸犯刑律的，一律開除公職(是中共黨員的開除黨籍)，并存檔備案，永不續用；經濟上，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并處以高額罰金，讓其正常的合法收入承擔風險；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標準處罰，讓腐敗分子對號入座，以敦促其權衡得失，主動自首，自覺清退贓款。
如果說推行科學制度反腐是關系執政黨前途命運的一項重大改革，實行特別方略則是這項重要改革的關鍵抉擇。 (作者為反腐問題專家)
如何走出“分配窄圈”
——專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
作者：常修澤
陷阱二 貧富分化陷阱：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貧富分化陷阱是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誘因，共有2915人選擇此項，占總44%，排在第2位。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從人的角度來研究，反映了人權的某種缺失，特別是勞權的缺失。
不能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
人民論壇記者：收入分配問題是人們近幾年一直熱議的社會問題。2009年特別是2010年以來，進一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那么，您認為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如何借勢來做新的文章？
常修澤：收入分配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制度體系，其中蘊涵著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問題。150年前，德國人拉薩爾曾拋開所有制問題，單純“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并把這一思想寫入《哥達綱領》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進行了批評，認為應該超越分配問題，從更深層次的制度層面來思考問題。今天，中國的情況與當年德國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超越“分配窄圈”的思維，圍繞制度創新來作更大的文章，對我們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示。
建立“金三角”的社會結構
人民論壇記者：如何圍繞制度創新來作更大的文章，能否談談您的具體想法？
常修澤：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從人的角度來研究，反映了人權的某種缺失，特別是勞權的缺失。我們只要研究一下最近這些年勞動者報酬在整個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大幅下滑，就可以明顯看出。2000年，這一比重為51.4%，勞動者在初次分配格局中還是“優勢控股”的；而到了2007年，該比重已經下滑到39.7%，這一“優勢控股”地位已經不復存在。由51.4%下降到39.7%，為什么勞動者的收入比重在過去七年中下滑了11.7個百分點？我認為這表明了勞權的弱化。
人民論壇記者：這里是不是牽涉到如何看待“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說”的問題？
常修澤：對這一說法應當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確實勞動力成本低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貿的增長及其外匯儲備的增加，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對此“優勢”不應簡單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冷靜地看到：這里確有勞動力價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問題。而勞動力價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實質，則是中國勞權的弱化。對此不應過多地去頌揚。
人民論壇記者：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收入比重下降？為什么勞權明顯弱化？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關鍵還在于勞動者還沒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還缺乏一種制度性的安排。
常修澤：財富創造和分配機制轉型，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轉型問題。
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具備一種“金三角”的社會結構，由工會代表勞方(雇員)，由雇主協會代表資方(雇主)，由人大和政府代表國家。目前來看，資方力量(含國有資本)在一些地方還比較強大，相對來說勞方的力量比較薄弱，沒有形成“勞資談判”協商的機制。雖然一些企業也有工會，但是在關鍵之處(如通鋼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等等)人們看不到工會的力量。只有社會形成“金三角”結構，才能從制度上為克服“向非勞動者傾斜”的問題提供支撐。
除了“金三角”結構外，還有政府自身的轉型更是刻不容緩。我們不妨探討一下，收入分配的三方面傾斜(向非勞動者、向政府部門、向壟斷性行業)，哪個傾斜度最高？或者說，在解決“三個傾斜”的過程中，哪方面的利益約束最為嚴重？我認為是政府。從我們講了多年的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至今未見全面啟動，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推進制度改革的“窗口期”
人民論壇記者：您在幾年前就開始研究我國的資源環境產權制度問題，據我的理解，您在提出建立資源產權制度的觀點時，就是針對我國收入分配不均等現象。
常修澤： 分配問題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涉及深刻的產權制度。其中之一就是資源產權制度。規范和調整收入分配，建立和健全資源環境產權制度，這是繞不過去的。
考察目前中國社會的財富流向，第一位的集中點是房地產行業。另一個財富流向的集中點是礦產資源開發行業。比如煤老板暴富問題。為什么煤老板這些年迅速暴富？與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的關系。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導致利益不合理分配。可以說，“不完全成本”是目前煤炭行業取得暴利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煤老板”們超常致富的奧妙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放緩、資源價格有所下降，目前正是推出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的“窗口期” 。
人民論壇記者：根據您個人的研究，還涉及到哪些主要的產權制度？
常修澤：一個是與房地產行業緊密相關的土地制度，另一個就是壟斷性經營制度。
關于土地制度。在財富集中過程中，房地產商占的比重非常大。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存在嚴重的缺陷。具體表現為“雙重壟斷”：一方面，面對土地的擁有者(特別是農民的土地)，權力部門是“壟斷買方”，土地要轉換性質，必須首先“賣”給政府，而且價格較低，農民作為土地擁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實現。另一方面，面對“購房群體”這一最終消費者，權力部門又是上游要素——土地的“壟斷賣方”，消費者要購房實際上必須先從政府處購買土地。這就導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權力與資本合謀中，房地產企業獲取較高的收入。
關于壟斷性經營制度。目前，中國壟斷性行業改革相對滯后，有效競爭機制尚未形成。一是市場準入環境不寬松，進入壁壘障礙依然嚴重。二是支配市場的原壟斷企業與新進入企業不對等，使得有效競爭難以實現。特別是壟斷性行業國有資本“一家獨大”的問題依然嚴重，民營資本進入困難。可以說，當前社會熱議的“收入向壟斷性行業傾斜”的問題，與上述產權制度改革滯后有直接瓜葛。
總之，我們應由分配入手，源于分配，高于分配，切實走出拉薩爾式的“分配窄圈”。 (采訪整理 人民論壇記者艾蕓）
“國富民窮”的局面怎么打破
作者：王占陽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其中一條就是行政開支太大，國富民窮的現象比較突出。導致國富民窮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共財政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多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有好的一面，也有惡化的一面。從好的方面看，應該說，社會收入的總水平還是提高了，民生財政也有了一定的進展。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不僅沒有改變，而且還有惡化的趨勢。以基尼系數來說，最新的數字已在0.5以上，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國富民窮。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也應是再分配改革。導致國富民窮的根本原因是，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致使我國嚴重缺乏社會公眾對于財政收支的民主監督、民主參與和民主決策，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能力強大，“內部人”決策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公共財政制度的后果是國富民窮，它也只有通過建立公共財政制度才能被消除。公共財政制度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征：
一是民生性。民生財政包括財政收支兩方面。首先是財政收入要適度，特別是不能過多地取之于民。目前我國的稅費負擔之重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2.5萬億元，政府總收入也約為12.5萬億元，基本上是1：1，這個比例實在是太高了。按照國際標準，政府總收入至少應當減少50%。這樣實行還錢于民，總額可達6.25萬億元之巨。其次是財政收入要更多地用之于民。2008年，全國預算內財政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文化支出總計19665億元，僅占當年預算內財政總支出的31.4%；如果再加上更少用于民生的預算外收入(預算內、外收入之比也是1：1)，這個比例更會降到20%多。而在國際上，與我國處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這個數字一般都在50%以上，發達國家更是高達60%-70%。這就表明，我國的民生支出實在太少，其比重應當提高到50%以上。按2008年預算內收支計算，這就是應向民間返還1.25萬億元。如此少收多支，總計可向民間返還7.5萬億元之巨，相當于全國人民的實際收入水平立即提高60%多。若能如此，則國富民窮、內需不足、“新三座大山”等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二是公開性。公共財政就是公民財政，因而也是陽光財政。有公開性才能實現和保障民生財政。因此，今后幾年應當大力推進陽光財政。應該是能公開多少就公開多少，至少是把大部分預算內外收支明細盡快地公之于眾。
三是民主性。民主財政的核心是財政收支的決策權應該切實放到人大，執行權應該放到政府，司法權應該放到法院和檢察院，監督權也應該獨立于行政部門。這樣才能在制度上確保民生財政和陽光財政。在政治體制改革尚未到位的情況下，現階段則可用發展參與式民主的方法彌補之。也就是說，目前應當大幅度地開放和擴大社會公眾對于國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以廣泛民意的力量直接推動和保障真正公正的再分配改革。否則，以公平分配為目標的改革就有可能被少數人再次篡改為加劇分配不公的假改革。
四是法治性。法治財政的核心是財政收支都須依法進行，違法必究。這樣才能使公共財政的民生性、公開性、民主性得到切實保障。而人治財政的隨意性非常大，幾乎沒有任何法律(特別是刑法)約束，這就給財政領域的腐敗、特權和分配不公留下了很大的制度漏洞。所以我國也必須走法治財政這條路。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教授)
數 字
中國的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1 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超過國際公認承受線。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2009年的基尼系數高達0.47。
2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城市藍皮書指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左右。
3 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4 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財富差距達到32倍。
不穩定幻像”與維穩怪圈
作者：孫立平
陷阱三 社會沖突的陷阱：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人心不穩，社會動蕩”也是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誘因，共有2319人選擇此項，占總35 %，排在第3位。
利益的矛盾和沖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個特點，就是它是一個最理性的東西，是可以用討價還價、協商、合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的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盡管我們社會當中有著種種的矛盾，但是發生大的社會動蕩的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大。近年來，有人說，10年之內中國一定會發生大的社會危機。我就不太同意這樣的觀點。
近些年來，由于社會矛盾的激化，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在引起多方面的關注。許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預示，如果這些社會矛盾得不到緩解，某種形式的社會動蕩就可能會發生，有人甚至認為，現在已經到了社會動蕩的邊緣。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斷中國社會穩定的形勢，就成為判斷中國社會未來走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社會動蕩與“不穩定幻像”
穩定問題之所以成為國人關注的一大焦點問題，與長期以來在我們社會中形成的一種 “不穩定幻像”是有直接關系的。
所謂不穩定幻像，其實就是一種以為社會矛盾很多、很嚴重，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觀感覺。應當說，這種“不穩定幻像”在我們社會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并影響了我們對目前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看法與處理方式。換言之，這種“不穩定幻像”是導致社會穩定問題泛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說，10年之內中國一定會發生大的社會危機。一開始我就很不同意這樣的觀點。2003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其中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會治安會明顯惡化。對社會不公的反應方式之一，就是破壞社會治安。
近些年來我一直在重復這樣一個觀點，絕大多數的社會矛盾沖突是一種利益的矛盾沖突，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也不要把它當做一個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當做一個利益的問題來處理，這是我們把握這些社會矛盾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導致社會抗拒或社會動蕩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通過案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實際上主要還是失業、下崗、農民負擔、拆遷等與人們切身相關的利益問題。
現在人民內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種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應當說是我們社會當中的一種慣常現象。
利益的矛盾和沖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個特點，就是它是一個最理性的東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識形態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經常是一個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東西。而利益的問題不一樣，利益的問題更多的時候不是一個有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多少的問題。相對來說利益的問題是能談的，能夠討價還價的，是可以用討價還價、協商、合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的。
“不穩定幻像”的形成，與我們對這種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應對手段而產生的擔憂心理有直接關系。我個人看法，和世界的其他國家比，我們的社會矛盾沖突雖然越來越多，但并沒有到一個我們明顯比其他國家要更嚴重的程度。
中國社會的彈性
過去的20多年中，人們曾經多次對中國社會做出過危機與崩潰的預測，但事實上，這些預測都沒有得到事實的應驗。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中國的預測為什么總是測不準？其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們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夠釀成危機甚或崩潰的因素，但卻對這個社會自身的彈性，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認，我們這個社會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的是，這個社會本身也具有相當強的彈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經濟迅速增長更進一步增強了這個社會結構的彈性。
這個彈性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第一，三七開或者四六開的城鄉人口結構使我們有一個很大處理矛盾的空間。第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有一種矛盾和危機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說像勞資關系，這個現在跟政府已經基本沒有什么太大的關系。第三，經濟的發展為解決許多問題提供了條件。第四，政府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具有很強的運用資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體的追求出現更大的差異。第六，上層的精英結成了比較鞏固的聯盟，從壞處說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個聯盟的出現也有利于穩定社會。第七，市場主義話語的形成，就是一種自我歸因。第八，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府在處理各種危機和矛盾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這八個方面賦予中國社會很強的結構彈性。正是這種彈性，使得這個社會往往能夠在面臨嚴重危機的緊急時刻化險為夷，盡管一些問題被拖延下來后形成更嚴重的隱患。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存在著一種“社會矛盾嚴重——民眾會起來造反”的慣性推理邏輯，其實這種邏輯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結果。強調危機的威脅有積極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決某些問題；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導致政府“過分反應”——不必要的控制，同時用“維持穩定”擠掉許多應該做的事情。
跳出“社會維穩怪圈”
近些年來，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為什么會陷入“維穩怪圈”，與事實上已經形成的僵硬的穩定觀有極大的關系。我們社會為了這種穩定的思維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價。 改革前的幾十年，我們對階級斗爭的狀態估計過重；現在，有些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估計過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穩定思維”。但正如有人說的，“穩定”壓倒腐敗了嗎？壓倒貧富差距了嗎？沒有。最后被壓倒的是民眾表達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
維穩需要新思維。現有穩定思維的最大誤區之一，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在目前的維穩模式下，通過壓制和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成了相當普遍的做法。結果是不僅治標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維護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對社會公正造成嚴重損害。
維穩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沖突，而是要為其設立規則，要為這類問題的解決提供制度化渠道與方式，建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機制。當前，不同的群體在爭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現了不平衡，有的群體有能力為自己爭取利益，有的則沒有能力為自己爭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就可能需要通過權力的均衡來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同時，政府還要注意防止用“運動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設。
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不是絕對穩定的問題，而是秩序的問題。我們要追求的不是一時的太平，而是長治久安，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有序化。
說到底，某些群體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穩定，用穩定的問題來綁架社會。我們不應當夸大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我們這個社會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態、實事求是地判斷和定位當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高瞻遠矚，進行制度化建設，形成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們真正的出路。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
運動式維穩是不可取的
作者：楊宜勇
謹防社會動蕩，維護社會穩定，就要切實解決好教育、就業、醫療、分配、社保等與群眾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的民生問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社會問題的增加也是一個好事。這表示人們敢于表達自己的訴求了，社會要有一個寬容的心態來理解這個現象。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去年我國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其他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蕩。
群眾利益無小事，民生問題大于天。謹防社會動蕩，維護社會穩定，就要切實解決好教育、就業、醫療、分配、社保等與群眾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的民生問題。有人講房價太高、腐敗問題、貧富差距拉大等都是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這里面公眾情緒的渲染比較重，不宜將這種情緒化的渲染直接與一個社會的安定與否掛鉤。以房價為例，都認為房價太高，為什么總是降不下來。房價也是買出來的。在房價這個問題上，應當三個板子一起打。即不僅開發商、政府有問題，消費者個體也有問題。這也反映了一種社會的浮躁情緒。當然，從根本上來看，還是我們在住房問題上沒有處理好。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黃金發展期”，但也是“矛盾凸顯期”， 中國的人均GDP到2010年將有望達到4000美元。這樣一個發展階段，社會矛盾和問題會增加，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從一個方面看，這些問題的增加也是一個好事。 這表示人們敢于表達自己的訴求了，社會要有一個寬容的心態來理解這個現象。 在改革推進的過程中，由于勞資糾紛，拆遷等問題沒有處理好，個人利益沒有得到很好地保護，導致近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發，也成為我們現在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但這些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用過多地擔心，只要我們從機制體制上做好文章，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我是比較樂觀的，中國會比較順利地度過這個階段。
民生安自然就天下穩。但穩定有多種狀態，舉例來說，一個鋼球，放在平面桌子上，滾到哪算哪，這就是隨機穩定；如果把這個鋼球放到一個大球上，可以立住，但一旦破壞這種狀態，就很難再回復；但如何有一個為這個鋼球量身定做的槽，鋼球無論怎樣拿進拿出，鋼球的狀態都可以回到原點，非常穩定。在我看來，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第三種狀態，而這個槽實際上就是各種體制機制的建設。運動式的維穩是不可取的，關鍵還是要靠制度建設。
維穩必須遵循社會穩定的科學發展規律。保持社會穩定有兩種方式：一是勉強維持的穩定，即它組織的穩定，這是一種消極的穩定。“文革”期間就是一種典型的消極穩定，比如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二是百事暢達的穩定，即自組織的穩定，這是一種積極的穩定。2008年11月以來中央已下達的四批中央投資中，民生工程投資所占比重超過50%，對返鄉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以及社會保障、貧困救助、增加居民收入、基礎設施建設等都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一年多來我們所取得的明顯成效世界公認。
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我理解就是低標準的廣義福利社會。2050年我們要從制度上建成中等的福利社會。改善民生必須“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只有著力加強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才能達到打基礎管長遠的最終目的，社會才能和諧、穩定、健康發展。 (作者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還沒擺脫城市化冒進誤區
作者：陸大道
陷阱四 過度城市化陷阱：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過度城市化問題是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誘因之一，共有2120人選擇此項，占總32%，排在第4位。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超出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能力的過快、過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業化來推動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和人口的失業所造成的，這是虛假的城市化和貧困的城市化。
在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許多城市的發展超出了正常軌道，城市建設布局出現無序乃至失控，使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愈來愈嚴重，已經對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危害。
近年來，我曾多次上書中央，直陳我國城市化發展與規劃建設中出現的盲目追求大規模、高標準以及嚴重浪費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趨向，并用“冒進式”城市化來形容這場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的“造城運動”。現在情況雖有所好轉，但城市化發展的盲目性和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比如“勞民傷財”的政府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規劃調整；寅吃卯糧的圈地運動等等。
實際上，中國還沒有完全擺脫城市化冒進誤區。在城鎮化率從20%提高到40%這個過程中，英國經歷了120年，法國經歷了100年，德國經歷了80年，美國經歷了40年，前蘇聯和日本分別經歷了30年，而中國僅用了22年。城市化水平應該由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崗位的增加來決定。超出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能力的過快、過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業化來推動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和人口的失業所造成的，這是虛假的城市化和貧困的城市化。
蔓延式的城市建設。許多城市的發展，攤子都鋪得很大，各項設施缺乏嚴格的占地標準，以致亂占土地。城市周圍的開發區太多。在過去10年間，我國各類建設濫占耕地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冒進式城鎮化導致城鎮建設用地盲目擴張和無序蔓延，過度侵占了大量的優質耕地。
“大都市”，“大”規劃。據不完全統計，各地提出要建設國際性大都市的城市不在少數。許多城市提出不切實際的發展目標，要求按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乃至三倍、四倍進行大城市規劃。一些城市運用超前標準進行用地和各項基礎設施的規劃，如會展中心、中央商務區、多個高爾夫球場等等塑造城市形象。許多中小城市，也將城市發展框架拉得很大 。
有些發達地區的農村小城鎮建設“城不像城、鄉不像鄉”現象依然沒有改變。 在一些中小城鎮周圍及大城市的郊區，城市化發展很快。但卻是：遠看像城鎮，但每家房子是獨立的，缺乏必要的道路、給排水和環境衛生系統，形成了“城鄉兩不像”的狀況。
造成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其一，對我國國情和城市化道路缺乏清楚的認識。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總量迅速擴張但水土資源嚴重不足的國家。 大規劃不一定帶來大發展，卻可能引起巨大的風險。其二，科學的城市規劃工作沒有跟上。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化速度過快。一系列城市發展方針的制定和規劃工作跟不上。在大規模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曾經提出了“經營城市”的理念和口號，使土地和水資源等過度開發利用。其三，政府領導的政績觀不全面。不少地區對“城市化”規模和速度紛紛提出高指標，形成彼此競賽之勢，以不適當的超前標準規劃建設城市。更有甚者，以大綠地、大廣場、大立交、大馬路等作為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其四，城市管理嚴重滯后。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的立法工作薄弱，缺乏符合我國城市化要求的指標體系。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城鄉發展失衡的主要癥結所在
作者：遲福林
海南(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未來5—10年，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黃金期，我國將進入城鎮化主導時代。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十二五”有望實現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性突破。
這些年，在強調統籌城鄉發展的同時，城鄉失衡的矛盾和問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突出。例如，近幾年城鄉收入差距仍然有所擴大。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局面？我們的看法是，在工業化主導時代，勞動力成本優勢與城鄉二元結構直接相聯系。城鄉二元結構失衡，不僅是城鄉發展失衡的主要癥結所在，也是我國經濟結構、分配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
未來5年，我國將開始進入城鎮化主導時代。其主要標志是，我國的城鎮化率將由46.6%提升到50%以上。第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主導向城鎮化主導的歷史拐點。從國際經驗來說，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鎮化快速提升的關節點。根據相關研究，2010年我國人均GDP將接近4000美元。第二，未來3-5年，不僅東部，而且中西部的城鎮化、城市群、城市帶、城市圈都處在一個較快增長的階段。第三，中央明確3年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估計5年左右放開大城市的戶籍是大勢所趨。由此，城鄉一體化將有重大突破。與此同時，改變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將對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做出重要貢獻。
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十二五”有望實現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性突破。
擴大內需對城鄉一體化提出現實需求。 在居民消費總額中，農村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30年中下降了近3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率從1983年最高點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8.8%，25年間下降了近24個百分點；2008年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只有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32%。如果能夠在這些方面形成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格局，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投入，將會大大刺激農村的消費需求。據測算，把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到全國平均消費水平，也就是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60%，新增消費規模將達到3.2萬億元。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鄉一體化提出現實需求。據統計，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重在60%左右。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6:1，擴大到2009年的3.33:1，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趨于放緩。近年來，國家強農惠農政策力度明顯加大，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加快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通過改革土地、財稅、金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資源向城鎮傾斜的格局，就能使農民收入持續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長遠的保障，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礎。
人口結構變化和人口流動趨勢對城鄉一體化提出現實需求。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就業比重高出近30個百分點，服務業勞動力就業比重低出30個百分點左右。從我國就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看，以城鎮化拉動服務業就業比重的提高，是解決兩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問題的戰略性舉措。第二代農民工全面融入城市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由此，城鄉一體化對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全局性與深刻性開始全面凸顯，城鄉結構的變化正處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十二五”時期，以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為重點，形成城鎮化與城鄉一體化齊頭并進的發展新格局，是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需要。 (作者為海南(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弱勢群體邊緣化的潛在風險
作者：許正中
陷阱五 公共服務滯后的陷阱：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公共服務滯后是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誘因之一，共有1855人選擇此項，占總28%，排在第5 位。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正中：社會上開始出現相對集中的弱勢群體，如果他們處于社會結構的邊緣并具有高能量時，就會出現所謂的結構失衡，社會解體的風險也就越大。
對大國興衰史進行國際比對不難看出，一些國家之所以難以跳躍“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原因在于缺乏支撐經濟社會多元復合轉型需要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當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3600美元，構筑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勢在必行。
躍升的社會制度平臺
放眼世界，無論是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英國，還是19世紀的德國、法國以及當今的美國，都相繼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了主導或核心地位，引領和推動世界的進步。透視大國雄起史，其間蘊含著經濟躍升、社會進步之規律，即構筑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為經濟社會轉型奠定堅實基礎。
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國家都憑借社會制度的改進促進其從二流國家躍升為一流國家。英國創立了基于私有財產權的民事制度、法國成立了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的制度、德國創立了市場經濟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保障制度在保證市場自由競爭的同時，又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由于市場自由競爭導致的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使競爭和經濟增長的好處讓全體人民都能享受，覆蓋全體公民，使所有最低收入和無收入的人，都可以從國家那里得到住房和貨幣收入，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實現社會公平。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德國迅速崛起的社會基礎。另外，英國推行民事制度、法國擴大公民參與權等使其成為一流國家。中國的和平崛起也需要躍升的社會制度平臺，構筑社會普遍服務體系是必然的選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的要義是指市場主體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公共服務的社會公正性以及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
相對集中的弱勢群體的潛在風險
人文普遍服務是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的子系統。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包括醫(醫療)、食(低保)、住(住房)、行(交通及通信)、教(教育)五個方面，主要解決民生的問題。保障社會發展的公平、公正與均衡穩定，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人均GDP接近4500美元的傳統社會瓦解區，經濟制度、行政體制及社會治理模式、主流文化形成互動格局，經濟社會處在快速分化期。開始出現相對集中的弱勢群體，主要包括失地農民、進城農民工、城市失業者。社會學理論研究表明，群體成員越多，其相應的社會活動能量也越大。當他們處于社會結構的中心時，社會結構才能穩定平衡；如果他們處于社會結構的邊緣并具有高能量時，就會出現所謂結構失衡。社會解體的風險也就越大。建立社會普遍服務機制，把起點相同，機會均等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給予弱勢群體充分的教育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通過努力改變處境，改善生存狀態，保障社會經濟和諧發展。
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包括生存權的社會普遍服務、發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和自由流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生存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是保障機會均等的基石。目前在中國構建人文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的進程中，至少應當建立健全食物保障(低保)、基本住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和基本養老五個項目以保障中國人民的生存權。而這正是一個國家保持其競爭力的基石。發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是適應現代世界潮流的新時期的要求。發展權是個人、民族和國家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并公平享有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的權利。促進發展權實現而做出的任何努力和實施的各項政策，其目的都必須是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保護本國人民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證男女平等；消除社會非正義等。自由流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保障人們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潛能，生產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動權，是充分發揮要素潛能的保障。現代社會的生產要素，是在微觀層面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技術資本的互相滲透和融合，在知識流動的狀況下，形成新型的社會復合資本。在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受戶籍制度和土地產權的制約，勞動力和土地的自由流動性較小。勞動力、技術和金融資本的融合才初見端倪。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應該自由流動，這體現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一方面是可以保障追求生存權的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如從自然環境惡劣的區域遷徙到相對較好的區域中，另一方面可以保障人追求自身進一步的發展。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三個延伸”
人文社會普遍服務的主要內容，包括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住房保障體系、基礎教育保障體系、自由流動戶籍制度等一系列旨在維護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發展權、受教育權、自由遷徙權的普惠制度體系。其中，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的核心內容是社會安全網絡，由此，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基礎教育保障制度、自由流動戶籍制度等成為構建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的有力支持。政府人文社會普遍服務的目標，首先是履行保障公民生存權實現的義務，而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就在于通過人文社會普遍服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來保障公民生存權的實現，進而促進公民其他權利的享有和實現。在我國，保障公民生存權的基本制度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Scheme of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這是一項社會救助制度，是一種由政府運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轉移支付制度。
今后數十年，中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模式的進一步設計，應考慮到“三個延伸”：
一是低保制度設計本身的橫向延伸，即要探索和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相配套的綜合性社會救助體系。二是最低生活保障線與其他“保障線”的縱向延伸，即要探索保障線之間的縱向聯動機制，促進公平與效率兩大目標的同步實現。三是低保對象受眾廣度的延伸。
目前，我國政府的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項目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農村合作醫療等等，而在國外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住房保障普遍被納入到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之中，成為其重要內容。所謂住房保障，就是政府要通過提供廉租房、移民安置房、拆遷安置房等非商品房政策和提供中低端的經濟適用房，以實現“人人有房住”的保障目標。
當前，中國經濟長期以來積累著的結構性問題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凸顯，亟待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及躍升的關鍵是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謹防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社會斷裂和失衡。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具有均等化、全覆蓋、可獲得性、強制性、可持續性五大內在規定性。在提供社會“安全網”的同時，搭建起能夠使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礎性平臺。借助于社會普遍服務體系，中國數千年來的鄉土文明死結將被徹底打開，中國將避免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而成功實現轉型。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導)
中國經濟的幾個隱憂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張卓元
陷阱六 經濟停滯的陷阱：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經濟增長放緩或停滯的問題是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誘因之一，共有994人選擇此項，占總15%，排在第6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 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做不到，分配差距繼續拉大，就極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代價高昂
人民論壇記者：有觀點認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跡象在中國已經顯現， 對中國經濟的挑戰已在2008年以來經濟增長減速過程中逐步凸顯。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在您看來，“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產生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張卓元：“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產生，在我看來，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發展戰略沒有轉變。依然沿用從低收入國家躍入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戰略增長模式——強調增長、粗放發展的戰略。
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可以帶來高速的增長，可是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甚至是慘痛的。造成結構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中國的基尼系數接近0.5，警戒線是0.4。所以，我們要堅持兩個轉變，一個是發展方式要轉變，粗放型的發展方式造成資源環境代價太大。二是分配方式的轉變，蛋糕做大了，怎么分蛋糕就成為核心問題。城鄉、區域、群體之間差距太大，同樣是工業，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語。這些是社會矛盾的源頭。所以，中央提出一方面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方面在分配方面強調公平正義。
中央最早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1995年，現在15年過去了，效果還是不理想。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做不到，分配差距繼續拉大，就極易掉入“陷阱”。
“把最好的房子留給孩子”的承諾實現了多少
人民論壇記者：在大力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低碳經濟的同時，令人遺憾的是，2010年第一季度單位GDP的能耗反而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增加了。發展方式轉變難，究竟難在哪里？
張卓元：“知易行難”。最大的問題在于政府轉型沒有到位，仍是“GDP至上”。把“保增長”放在首位，發展方式轉變很難。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矛盾，包括儲蓄和消費、內需和外需、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收入差距過大。這些都很難解決。
相應的是財政體制改革，從經濟建設財政轉變為公共服務財政。現在，很多地方熱衷于“土地”財政，弄到了錢再去搞政績工程。最缺的是公共服務 。和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比較，公共服務投入相差接近20個百分點。面子工程太多了。高速公路里程越來越長，可農村中小學校舍依然破舊。“把最好的房子留給孩子”的承諾實現了多少？這對我國的經濟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消費不足。 老百姓的收入都用在醫療、養老、孩子上學上了。
人民論壇記者：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中的高增長地區正在進入中等收入轉型時期。中等收入轉型難度很大，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強有力的政治勢力在現狀之下擁有既得利益。一些情況下，這些利益集團的力量足以改變政策方向，使之服務于他們的利益。對此，您有何看法？
張卓元：這是中國掉入“陷阱”的最大的威脅，即來自權力和資本的結合。過去溫總理講過兩條，一個是腐敗問題，一個是通貨膨脹。就目前來講，通貨膨脹的壓力存在，但是還不構成根本威脅。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在中國當代是比較突出的。之所以如此多的人對政府權力“趨之若鶩”，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一旦擁有權力，就可以支配巨大的資本。另外，這也是群體性事件高發的根源之一。比如，看似由環境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實質上也是當地政府或官員同排污企業勾結。小平同志曾講：“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更應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利益集團漸漸出現利益固化的趨勢，利益集團的活動猖獗，利益鏈條越來越長，甚至有將國家機構和政策綁架的危險。
中國的改革是要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沒有大決心，就干不好，推不動。
“十二五”時期應解決的幾個隱憂
人民論壇記者：未來五年，經濟工作的著力點有哪些？
張卓元：我希望“十二五”著力在解決失衡問題上取得突破。包括：一是內外需失衡。我國出口依存度上升較大，外需收縮、出口下降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很大。二是投資消費失衡。最終消費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費下降尤其劇烈。這是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根源。三是經濟高速增長與資源環境承受能力失衡。目前，我國資源環境承受能力已滿足不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四是區域、城鄉發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過大。 在上述四大失衡問題中，投資與消費失衡問題最為突出。
總體來講，各項改革的潛力很大并且任務艱巨。就改革路徑來講，我認為，從上到下要優于從下到上。壟斷行業不可能自己改革、地方政府自我改革動力不足。 (采訪整理：人民論壇見習記者 劉新圣)
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馬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馬克：中國剛剛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很大，短期內應該不會出現長期徘徊、甚至停滯的情況。
中國剛剛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從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很大，短期內應該不會出現長期徘徊、甚至停滯的情況。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和規模不斷擴大，但是結構失衡和扭曲的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可持續增長面臨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應該對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危險保持高度警惕。
實際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所伴生的一系列問題，處于貧困和低收入階段的國家也存在。只不過處于低收入階段的國家，它的調節和騰挪空間相對比較大，可利用的外部資源比較多，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一方面發展空間受阻；另一方面社會各方面因素和經濟發展問題交織在一起，對經濟增長形成更大的挑戰。
對于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心，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轉型或者發展方式轉型能否順利實現的擔心。中國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的市場經濟，轉型中面臨兩方面問題，一個是市場發育的成熟度問題，一個是政府轉型以及政府轉型是否和市場發展相吻合的問題。
轉型是必須的，但是體制狀況決定了轉型也的確非常困難。上世紀90年代我們已經提出要進行增長方式轉變，包括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十一五規劃中制定了很多結構調整目標，但是實現得并不理想。十七大我們提出發展方式轉變，表明中央注意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經不夠了，經濟發展與政治、社會等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應該整體轉型，發展方式轉變的提法更加科學了。但是轉型也不理想。
以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為例，為什么投資結構的轉變難？背后就是體制性的原因，長期以來我國投資的快速增長含有很強的政府主導因素。我認為，在所有的轉型和改革中，政府轉型最為關鍵。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跨越陷阱的日韓經驗
作者：張亞光
現在全球低收入國家實際上是少數，高收入國家也是少數，絕大多數國家是在中等收入這個層次，國際上公認成功地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躍升的國家和地區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還處于徘徊、停滯不前階段，沒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韓國是“東亞奇跡”的領跑者。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和韓國都花了大約12年時間。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對漫長的工業革命進程對比，日韓兩國的成功經驗尤其值得借鑒。
產業升級造就經濟奇跡
我們無法想象在一個襯衫換飛機的貿易中，雙方國家的人均GDP是相等的。從統計意義上說，高收入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的區別也正在這個地方。通過產業升級戰略，改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布局結構，使工人的單位勞動創造出更高的單位價值，這是實現人均GDP指標提升的最有效途徑。
日本：輕工業——重工業——第三產業的適時轉換與升級。上世紀50年代初期，纖維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而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出口行業中機械行業占比大幅上漲，其中汽車制造業的迅速崛起，帶動了鋼鐵、石化等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也因此大幅提高，機械電子類產品逐步成為日本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1980年開始，日本政府覺察到，依靠基礎工業延續的經濟奇跡不會再出現，產業結構應轉向以最終消費產業為主。在政府推動下，以文化創意為發展方向的第三產業比重迅速提升。日本經歷了“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的過程，通過成功的產業升級，進入了具備完全創新能力的“全球領導者”行列。
韓國：從保護戰略產業到鼓勵創新活動。韓國上世紀70年代的“漢江奇跡”主要也是依靠出口導向型經濟，但此后韓國就開始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階段。韓國政府意識到由于對技術開發重視不夠，面臨產業競爭力下滑的問題。因此韓國政府將產業發展方向從制訂扶持戰略產業優惠政策，如免稅、減免關稅、外匯支持以及其它保護措施等，轉向了創新活動，并廢除了所有的個別產業法，將全部產業置于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以激發它們內在的創新能力。在這一政策導向下，韓國將產業技術開發作為20世紀80年代產業政策的重要內容，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同年出臺科技發展15年規劃，明確提出將技術開發的主體由政府逐步轉到企業；制定頒布“提高產業技術五年計劃”(1989-1993)，積極推進產業技術開發促進措施的實施。投資方向也從輕工業和成熟的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
重視民生，縮小差距
日本和韓國之所以能夠順利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與國內社會的相對穩定和收入差距相對較小也有密切關系。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有效實施。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之前，貧富差距相當明顯，基尼系數一度高達0.47。但隨著“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收入差距問題得到明顯改善。
韓國：重視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韓國之所以能在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過程中把總體收入差距維持在較低水平，重視農村地區發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韓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1971年政府啟動了“新社區運動”(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約一半的政府投資通過“新社區運動”分配到農村地區，集中于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環境保護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這些政策顯著增加了農戶收入，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
日韓兩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啟示
首先，產業結構能否順利轉型升級是影響人均GDP增長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農業到輕工業，到重工業，再到高科技制造業和創意產業，日韓兩國已經探索出了清晰的路徑。
其次，社會收入分配可能是決定一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因素。工業化程度越高，貧富差距越容易擴大，社會越不容易穩定。社會一旦陷入動蕩，發展就無從談起。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期間，很好地控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問題。通過縮小城鄉差距和最低工資制度，使初始財富分配比較平均，國民在面對經濟發展機遇時擁有大致均等的機會，社會因此相對穩定。
最后，政府在跨越過程中始終處于強勢的引導地位。日韓兩國的歷次產業戰略調整和轉型，幾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訂政策并加以推動。一方面依靠市場的自由競爭培育企業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又通過某些措施扶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未雨綢繆地引導經濟向更高層次躍進。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中等收入陷阱困擾東南亞國家
作者：高偉
越南：
越南自20世紀90年代進行經濟改革以來，經濟發展令人矚目。1991- 2000年越南的GDP年均增長率達7.6%。但是近期越南經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主要表現為：
通貨膨脹嚴重。從2007年上半年開始，越南通貨膨脹呈現持續上揚。
貿易逆差迅速擴大，越南盾大幅貶值。越南近幾年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狀態，主要原因是國際能源、建材和化肥價格的上漲，使越南的進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越南盾自2008年3月下旬急跌后，其匯率持續下滑。
股市樓市雙雙暴跌。越南的股市和房市已接近崩盤。
國家信用評價下降，國家財政力量薄弱。標準普爾、惠譽、穆迪等國際評級機構紛紛將越南長期債務評級展望由穩定調低至負面。這將導致越南主權信用的下降。已有大量資本外逃，這可能導致越南盾的繼續貶值，引發惡性循環，同時這也將使越南政府向外舉債，吸引外資變得困難。
越南潛在的經濟問題：
東盟(AFTA)，世貿組織(WTO)，自由貿易協定(FTAs)——(東盟產品特別是日本產品)的大量涌入可能摧毀越南的工業基地。
泰國自1961年起開始實施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他信政府執政以來，強調“雙軌式”經濟發展戰略，主張拉動內需與外貿外資并重。泰國是東南亞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之一，2000年GDP總量為1654億美元，人均達到2738美元，是次區域六國人均GDP最高的國家。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海灣戰爭和國內政局的影響，泰國經濟增長率有所下降，但年均增長率仍有8%左右。隨著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旅游業的崛起，泰國經濟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主要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農業國逐步向新興工業國轉化。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過2500美元，世界銀行將泰國列入中等收入國家。
然而，1996年，泰國經濟增長率急驟下降，僅達6.9%，為過去13年來最低水平。尤其是外貿出現嚴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經常項目赤字占GDP的 8.3%，通貨膨脹率也上升到6.2%。
越南有可能失去批量生產的基礎，而只能作為銷售代理。越南的工資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太高，但是技術水平對于知識密集型產業又太低。
過早放開資本項目助長了國際游資投機行為，打亂了越南的金融秩序。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開始放開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外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寬到49%。而這些對游資的寬松政策為越南的股市樓市暴跌，本幣貶值，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埋下了隱患。
泰國：
泰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基礎設施薄弱，缺乏人力資本的積累，教育和科學技術滯后。具體表現為：
農村貧困問題成為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一個威脅。泰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不平衡，曼谷及鄰近的5個府發展最快，與這些地區毗鄰的另10個府次之，其它府、特別是北部和東北部的山區，經濟發展水平極其落后。
經濟不景氣的預期導致外資流入下降。金融危機后，泰國通過調整金融部門的資本結構，引進了大量外資，出現了一個外資流入高潮。近年來，外國赴泰投資明顯放緩。
泰國對于國外經濟的依賴過于嚴重。近年來，美國經濟放緩、日本經濟也持續萎靡，使泰國對美國及亞洲地區出口下降。
金融危機后金融部門的巨額壞賬一直困擾著經濟的健康發展。
產品附加值過低，很難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
馬來西亞：
從獨立到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很快。20世紀50年代馬來西亞還是一個農業社會，到80年代已經成為亞洲的“四小虎”之一。這一飛躍主要是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的。但是隨后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出現了停滯。
馬來西亞現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經濟政策”(NEP)。這一政策在當時是成功的，但是現在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條件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由于這一經濟政策與知識導向型的增長不一致，導致了私有經濟的投資額大幅下降(1995年占GDP的32.7%，而到了2007年只占9.3%)。這一政策過多地關注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的增加，法制不健全，種族主義嚴重，阻礙了人力資本的形成。
具體來說：
價格控制。1946年，馬來西亞執行了價格控制政策，而且直到今日這一政策依然存在。價格控制的產品包括基本必需品如大米、面粉、糖、肥料、牛奶、雞肉，甚至出租車費。由于價格控制，這些商品在馬來西亞的價格較低。這直接導致了馬來西亞的工資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國家。由于勞動力的低廉，導致了馬來西亞的生產主要依靠原料和勞動力，而不是機器設備。這使得馬來西亞生產的產品價值較低，生產率增長緩慢。
補貼政策。馬來西亞的補貼政策開始于1961年，補貼的項目包括汽油、天然氣、糖、大米和其他的基礎物品。這些補貼項目到了20世紀70年代給政府帶來了極大的財政負擔。導致政府鮮有資金進行基礎設施的興建，拖慢了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
產權控制政策。馬來西亞的產權控制使得成功的中國企業不能在股票市場上大量融資，許多中國企業都將總部搬出了馬來西亞本土。 (資料提供：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 高偉)
拉美國家的反面教訓
作者：張勇
大多數拉美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變價格和當前美元價格計算，拉美國家人均GDP分別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時隔40載拉美國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國家之列，這與起步時間相近但用時不到20年就成功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某些東亞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訓引人深思。
“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困惑
早在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就被稱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典型，危機頻發則成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突出表現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會—政治危機，中有80年代的債務危機，后有90年代以來連續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年)、巴西貨幣危機(1999年)以及阿根廷經濟危機(2001年)。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長后發展”的主流意識及其政策導向，并沒有使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步入良性循環，反而使兩者同時受損。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嚴重。資料顯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現非常集中的狀態，基尼系數最低者為0.44，最高者為0.66。到上個世紀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數達到0.64，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就業不足和非正規經濟成為持續存在的現象。 正規就業大幅縮減，非正規就業比重顯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規部門(自謀生計者、家庭服務和微型企業)對新增就業的貢獻率達到61%。
與此同時，社會結構被長期固化，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職業分層不利于向上的社會流動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貧困問題雖然在經濟擴張周期中有所緩解，但是程度依然嚴重。整個拉美地區貧困率1990年達到48.3%，創歷史紀錄。至2008年拉美貧困率降至33.2%，但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貧困率再度反彈。
拉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失衡之謎
發展模式轉換錯失良機，貽誤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選擇進口替代工業化是大多數國家工業化初期的普遍現象，而拉美的失誤在于，在簡易進口替代結束后直接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之后，拉美國家也沒有像東亞一些國家那樣及時轉換發展模式，反而繼續維持著“舉債增長”的發展戰略，使進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續了半個世紀。
利益集團之間始終存在“變革與反變革”的斗爭。在拉美國家作為“精英意識形態”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與財富擴張，要求保持傳統，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至少要把這類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在這種意識形態主導下，拉美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始終伴隨著社會財富占有的不斷集中。經濟財富的這種集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也會導致政治權力的集中。與此同時，這種不穩定的極端情況必將導致中產階級的流失。
宏觀經濟政策偏差放大了經濟的波動性。最主要的是，財政政策對經濟所具有的“穩定器”作用在拉美幾乎喪失。選舉周期對預算執行的影響、各級政府之間對財政安排的博弈等都對財政政策制定產生作用。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制度框架，經濟快速增長帶來債臺高筑，順周期性最終導致危機和經濟崩潰。當高失業率、貧困和收入不平等交織在一起時，情況更糟。因此，在政策不能提供穩定預期的經濟環境中，社會發展有可能停滯，甚至倒退。
國家作用在不同時期都走向極端，公共政策難以發揮效果。進口替代發展模式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為保障，例如，特殊的關稅、稅收、貨幣等，國家的作用可以說無所不在，然而國家干預的弊端也顯現出來，如：阻礙市場運作效率，滋生尋租、投機和腐敗行為等。而在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經濟改革時期，市場被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國家的作用被極度削弱，市場本身不能解決社會的所有問題，而此時日漸式微的國家已經沒有能力通過公共政策來彌補“市場失靈”。
阿根廷經濟危機期間已經無錢可存的老婦人：“我來銀行存點東西……”(注：按西方老百姓的傳統說法，家里的錢是“藏在床墊底下的”。)
拉美啟示：經濟政策的社會效應“顯現化”
拉美的歷史經驗表明，在制定經濟政策的同時必須將涉及社會平等的因素考慮進來。實施這種融合發展戰略的前提是建立一個能夠制定一體化政策的制度。該制度應該以促進經濟政策的社會效應“顯現化”為指導原則；應該讓社會各部門、各階層積極參與，特別是要重視貧困者和弱勢群體的“聲音”；應該完善經濟和社會權力部門的協調機制并使社會領域成為主流經濟政策強調的重點。簡言之，經濟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社會公正因素，政府需要通過公共政策引導和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這是從拉美國家經驗教訓中獲得的重要啟示。(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