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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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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了“經濟增長理論”，為什么還要有“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的關系是什么？打開任何一本發展經濟學教材，都會在前言提到經濟增長理論，這兩者是什么關系呢？經濟學家似乎沒有專門闡述清楚過。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理論只研究GDP的增長，發展經濟學還要研究制度的變遷、社會與人文的進步。但其實，現在的經濟增長理論已經不僅僅討論勞動和資本這兩個要素了，已經把制度作為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考慮進去了。社會和人文的發展與進步，盡管與經濟增長有關系，但更多的屬于社會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研究的領域。經濟發展理論不可能包羅萬象，不能說發展經濟學就是要包涵一切與“人的發展”相關的問題。
發展經濟學，還是應該專注于落后國家經濟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的問題不是由“增長理論”去回答的么？為什么還要有一單獨的分支“發展經濟學”？曾經有一段時間，提出“華盛頓共識”的人們，就認為一般經濟理論存在了，就不需要什么發展經濟學了，否定發展經濟學本身存在的必要（這曾導致一些大學取消了這門課程）。而早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如“結構主義理論”）基礎上提出來的政策建議，在現實中沒有取得很好的預想成果，更是擴大了這種“無用論”的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早期一些研究在方向問題上不是很清楚，也是導致其“無用”的一個原因。
發展經濟學要想發展，就必須確定自己特殊的核心問題，或其特殊的研究對象，那就是：發展經濟學是在一般的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專門研究落后國家如何實現其經濟增長。
二、“發展的悖論”：發展經濟學要研究的特征性問題
要說明發展經濟學與經濟增長理論有什么區別，首先要想一下“發展”的特殊含義是什么？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身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當中，研究中國經濟的各種問題，認知到“發展”這個詞的獨特涵義。
第一，落后國家的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任何國家，無論是落后還是發達，其經濟增長都需要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需要技術提升和制度改進。但是，落后國家的特點首先就是在這些方面“處處落后”，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因此沒有多少人力資本；資本稀缺、技術水平落后、研發創新能力不足，制度上也存在諸多不足。在這種落后的條件下，要想實現增長，就要面對“發達”國家或發達企業的壓制，因為所謂落后，是與發達相對而言的，是因為世界上有發達國家存在，在對比當中才顯得一些國家落后。所以，這時一個貧窮國家或實力弱小的企業要實現增長，就不得不在已經被發達國家“瓜分”了的全球市場上“擠出”一些份額；要花高價錢買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技術，要按發達國家制定的規則辦事；要由發達國家批準加入國際組織，當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發生利益矛盾的時候，比如發生貿易摩擦時，發達國家會用各種手段進行“制裁”、“管轄”，而落后國家沒有什么還手的招數……等等。總之，所謂發展，是指落后國家、落后地區、弱小企業的增長。“Developing country”這個英文詞最初也的確是為了給“Backward country”找一個比較積極的替代品而發明出來的。
第二，落后國家全面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只有比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得更快，才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追趕上發達國家。如果我國和美國每年人均GDP增速都一樣，都增長3%，人均收入差距永遠不能縮小，這種情況就是只有增長，而沒有發展。發展的最終涵義其實是縮小差距。歷史上的確有的國家，曾經每年增長5%，但人口增長要有2%，人均GDP的增長也就是3%，與發達國家美國每年增長3%沒有什么差別，結果幾十年過去了，差距沒有縮小（甚至還會擴大），還是處在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上。
這就是可以稱為“發展的悖論”的問題，也就是發展經濟學要研究的特殊問題：發展中國家處處落后，處處不如人，但還要比發達國家增長得更快!
三、發展經濟學與經濟增長理論的關系與區別
發展經濟學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區別是：經濟增長理論是“一般理論”，適用于研究任何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無論是發達還是不發達，一個國家要想實現經濟增長，都需要擁有物質與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制度改進等這些“增長的要素”，都需要通過要素稟賦的提升來提升收入水平。這些都是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對象。而發展經濟學則是在一般的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專門研究落后國家的經濟增長。
一般理論的特點是它的理論要點可以應用于任何一種情況，比如技術進步有利于收入增長、貿易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制度改進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從而提高增長速度等，既適用于發達國家，也適用于落后國家。
而特殊理論，就是指它專門研究一類特殊的問題。發展經濟學是特殊理論，就是它所研究的是落后國家在處處不如人情況下還要實現較快增長的有關的一系列問題。
如何判斷一個問題是一般性的增長問題，還是特殊的發展問題呢？一個基本的判別方法就是看這個問題是否是由“落后”產生的問題，是由于世界上有更加先進、強大的國家和企業存在，它們的存在導致落后國家所面臨的特殊問題。舉例來說。
（1）早年德國追趕英國時，經濟學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業”理論（infant industry theory）。這個理論后來被（正在追趕歐洲的）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進一步發展。這可以說是最初形成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因為它研究的是一個落后國家在有發達國家存在、壓得你無法增長的時候，必須有一定的貿易保護，給本國剛剛誕生的“嬰兒產業”一個成長的機會，才能長大成人與發達國家平等競爭。
（2）20世紀50-70年代“結構主義”理論所研究的世界二元體系問題，當然也是典型的發展經濟學問題。它研究的是由于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存在，落后國家的手工業等無法與之競爭并發展成為早年歐洲國家工業化的前期基礎，只能用資源與發達國家進行交換，換取工業品，而由于發達國家工業的技術不斷進步，出口資源和農產品的落后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一方面導致本國發生貿易赤字、債務危機，另一方面使得世界經濟總是處在“中心—外圍”（center-priphery）的二元結構當中，發達的越發達，落后的越落后，發展中國家總也追不上去。
（3）要素結構（也稱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的理論，也的確屬于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落后國家缺少資本和技術，但是有比較多的低收入、低技能的簡單勞動力，所以要想實現增長，就要搞勞動密集型產業。18世紀的英國也缺少資本與技術，勞動力也是主要的生產要素，搞的工業（手工業）也是勞動密集型，但那時各國還沒有一個要素結構差異的問題，只有在后來，世界上的國家分為資本富裕的發達國家和只有資源或勞動力的落后國家的情況下，有了要素結構的差異，才有了要素比較優勢的問題，而這當然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特征性問題。
（4）后發優勢理論。“后發”（late comer，也稱backwardness）本身就是差異存在的結果。如何利用“后發”這個本來的劣勢通過學習和模仿實現增長，是發展經濟學解釋許多問題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我們后面將著重分析這方面的問題。
（5）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這也是典型的發展問題：落后國家還很落后的時候，發達國家處處高叫“市場規則”和“市場競爭”，而當落后國家有了一些競爭力的時候，發達國家還會動用國家強力手段來遏制落后國家的增長。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其實多次發生（被稱為“修斯底德陷阱”），也是落后國家實現發展過程中一個特殊的難題。只有最發達的國家或一直在前沿的發達國家不會遇到這種情況。但正因如此，這不是對每個國家都適用于的“增長理論”的問題，而只是發展經濟學的特征性問題之一。
（6）此外，福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國際收支危機、國際援助、氣候變化議題中的“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等，凡是有了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差距之后發生的與落后國家相關的許多問題，都是發展的特征性問題。一些發達國家早期用過的增長手段，不再成為今天落后國家的“政策選項”（limited option），比如今天已經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再用殖民地的方法實現自己的經濟增長，也沒有國家可以像當年那樣毫無節制地碳排放，也可以說是發展經濟學的特殊命題。
同時，也有許多問題看上去是“發展”的問題，實際只是哪里都會發生的一般性的增長問題。
比如，200年前英國無論是工業化水平，還是人均收入水平估計都不如現在的中國高，但英國當時面臨的只是自身如何提升增長要素結構實現經濟增長的問題，而不是“發展”的問題，因為沒有比它更強大、更先進的對手，只有它到處侵略別人而沒有人可以“制裁”它。是不是“發展”問題，要看有沒有先進的一方存在。這是一個相對關系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絕對水平的問題。
貧困、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低等現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往往都被認為是“發展”的問題，都是現在落后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但是，所有國家早期都會面臨這些問題，本身并不特殊。在某個時點上看，即使是200年前，世界各國也是有差異的，但是你如果把視野再拉長，人類各民族在最初的經濟發展水平都是一樣的，后來因地理、氣候等原因，有的較快進入了增長階段，有的則遲遲沒有，或者有的出現周期與倒退，差距就出現了。人類最早的“增長理論”，其實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以西歐為背景分析論述各國人民如何依賴農業生產和自然資源，沒有技術進步，幾百上千年平均每年的增長率為0.1%（Madison，2001），在生存線上掙扎（戰爭與瘟疫）。馬克思當年分析的歐洲工業化早期存在的固定工資（他所說的“必要勞動”）、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在后來開始通過工業化實現經濟增長的落后國家往往也會一再出現，所以從基本性質上來說這是一般性的早期階段增長問題，而不是“后發”的問題。落后國家現在才發生，只因為它們剛剛處在這個發展階段，發達國家則已經跨越了這個階段（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問題本身不必然與發達國家的存在相關。
這里要特別提及的是“劉易斯模型”。劉易斯模型的精妙之處在于它把當年基于工業化早期歐洲勞動力市場上“工資不變”的情況形成的“古典理論”，與發達國家剩余勞動力用完之后工資隨勞動生產率上升的“新古典”情況，通過“劉易斯拐點”，連接、統一在一個理論模型當中，因此它事實上是對經濟增長全過程的一個完整描述，可以應用到任何國家經濟增長過程的分析與描述，屬于“一般理論”。但是，由于發達國家早已過了“拐點”，而發展中國家還處在拐點之前的早期階段，在當前看上去好像只是適用于落后國家的特殊理論。由于發展也是增長，所以我們在研究落后國家經濟增長時，自然也要用到各種增長理論，包括劉易斯模型進行分析，但是我們要明確的是，固定工資情況是一切國家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都會發生的，而不是落后國家的“特征性問題”。事實上，只有一種情況，我們可以說是劉易斯模型中包含著“落后國家的特殊情況”，那就是新部門的產生和經濟的二元結構的形成，是由于發達國家“外資”進入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本國內生的某種創新（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市場創新）所引起的。
總之，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實際就是發展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即研究在發達國家已搶占市場的前提下，落后國家如何比它們更快地增長。也就是說，只有這種強弱關系前提下研究落后國家如何增長的問題，才是發展經濟學的“特征性問題”；只研究一國自己，就只是經濟增長理論講的一般性問題。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落后國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政治體制、國家治理、宗教信仰、自然條件等，它們有時也與貧困并存甚至與貧困相關，許多人也把這些納入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這是“越界”了。不是一切落后國家的問題都是發展經濟學的問題，不是對落后國家中某個問題的研究就是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
四、增長的要素
在說明了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理論的關系之后，我們先要回到增長理論，簡要地分析一下“增長的要素”，從這個角度來看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別。作為一般理論的增長理論畢竟是發展經濟學的基礎。
經濟增長理論在過去這些年實際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增長的要素不僅僅包括最初眾所周知的勞動和資本，還包括技術和制度。后來，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無法被資本和勞動所解釋的那個“殘差”（residual），被歸為技術進步，并將其稱為“全要素生產率”。再后來，與制度經濟學相結合，制度也逐漸被納入了經濟增長理論。因此，現在研究增長理論已經不是兩個增長的要素了，而是4個“增長的要素”了，即勞動（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包括資源）、知識（技術進步）與制度（包括企業管理）。因此，我們現在研究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要超出資本和勞動這兩個傳統的生產要素，還應該更加關注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這兩個新的要素。
從這個角度來看，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核心差異就是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落后國家除了物質資本積累存量低，人力資本水平低，更關鍵的還在于技術水平和制度質量上的落后。總之，人均收入低只是落后國家經濟之所以欠發達的表面現象，要素稟賦結構落后才是最本質上的原因。
中國經濟過去40年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技術上有我們的弱處，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效率仍然不高。發生貿易摩擦，發達國家通過限制一些高科技產品對我們的出口，會對我們的經濟、企業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我們站在落后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追趕。我們應該研究如何進一步發展教育，培養和吸引優秀人才；如何形成科技創新的能力和體制機制；如何改革金融體系，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和開放。
五、“發展要素”：用好相對優勢
通過增長要素結構的分析，我們看到了什么是落后國家的“處處落后”。但是，處處落后，要素稟賦結構低下，還要更快地增長，比發達國家增長速度還要快，發展中國家怎么辦？在要素結構的問題上處處落后，這個結論其實提示我們，要在增長要素之外尋找一些可以利用的因素，才能取得發展。這就是我們可以稱為“發展要素”的東西。
所謂的“發展要素”，主要是以下3種。
第一，比較優勢。落后國家勞動力成本低，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具有優勢，因而可以為經濟起飛掙得“第一桶金”。
第二，后發優勢（advantage of late comers）。作為落后國家，我們可以通過學習或模仿前人所積累的大量技術，學到別人在之前發展過程當中的經驗與教訓，從而可以少走彎路，多走捷徑。進一步的研究將表明，這個后發優勢，是一個落后國家最終能夠實現追趕的最重要的一個發展要素。
第三，“本土優勢”，指的是在本國市場當中，本土的企業、本土的競爭者有特定的優勢。尤其是，歷史上美國和中國的情況都表明一國人口較多所導致的“本土市場規模”較大，在競爭中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國內市場大，本國品牌走上國際的機率會高一些。國內市場大，也會更多地吸引外國企業的進入。不過這與本國制度與文化特殊性無關，而與大國還是小國的特征有關。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在這些相對優勢中，一些學者一直強調的是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學教科書也大都在一開始就介紹比較優勢。的確，一個落后國家要想實現經濟增長，一開始只是有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這一個要素，也只能利用它、依靠它。但是，如果只靠勞動力這個要素，經濟增長難以持續很久。事實上，中國過去持續40年的高速增長，也絕不僅僅是只靠勞動力這個要素。
中國過去40年的增長過程，特別是后面的2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重要的其實不是比較優勢，而是“后發優勢”發揮作用。后面的20年里，勞動工資的增長已經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下滑，而在另一方面，各行各業的發展，包括重化工業的發展，已經有非常明顯的技術進步，高新科技產業也在不斷發展。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有著截然不同。比較優勢是依靠較低的勞動成本，競爭力僅僅局限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當中。后發優勢是后來者以較低的學習成本，模仿、引進、吸收，縮短知識和技術與前沿的差距。
后發優勢概念當中，“模仿”是一個關鍵詞。實際上，落后國家模仿不丟人。中國過去這些年取得的技術進步，被一些人說成是“偷竊”（知識產權），這就屬于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遏制與打壓了。我們當然不否定落后國家總會有一些違反知識產權的事情，美國當年追趕歐洲時也是這樣。一方面，我們每年花300多億美元買仍然受專利保護的知識產權，另外一方面，中國消化、吸收、模仿大量已經不受知識產權保護（off-patent）的技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知識都是不受產權保護的，但要掌握它們也需要付出學習和引進的長期努力。中國過去這些年做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很早就開始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讓發達國家各種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得以“外溢”到我們這里來。
過去這些年的經驗表明，我們做對了的一個事情是很好地利用了后發優勢。與發達國家的一些經貿摩擦，使我們對哪個發展要素是更加重要有了新的認識。發達國家不會擔心落后國家發揮比較優勢會對它們構成挑戰，因為第一，它們反正沒有廉價勞動力來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了，第二，在那些勞動密集型低端產業做得再大，也是低端技術，也沒有上升到中、高端對他們形成競爭。真正會改變競爭格局的“后發優勢”，是知識的學習和技術的交流，這會使落后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獲得提升，實現真正的發展。
六、發展的階段
過去人們往往用收入水平或產業結構來劃分發展階段，其實那些可以說都是在劃分“增長的階段”。在以上分析基礎上，我們也可以根據“發展要素”起作用的過程，來劃分真正的“發展的階段”。
概括地說，落后國家要實現真正的發展（而不是增長幾年就停滯了，根本沒有實現趨同），一定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純粹依靠比較優勢，掙得“第一桶金”，從而可以開始建設更多的基礎設施，可以更多地投資教育。
第二階段，進入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同時起作用的時期。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開始的時候，也就是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就開始對外開放，學習模仿，主動地受益于“知識外溢”，積以時日，才能在后面的階段上接續發展。
第三階段，繼續學習模仿，發揮后發優勢，同時也到了加大自主創新的階段了；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階段，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也迫使我們必須進入自主創新的階段。
再高的一個發展階段，是成為世界創新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不可能一個國家制造所有的東西，應該通過開放的世界體系，各國之間專業分工、相互貿易，這樣才更有效率。
當然，中國現在還處在第三階段的開始，我們在許多知識和技術領域里仍然還落后于發達國家，仍然要努力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知識和技術，但我們的確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創新的階段，也是只有這樣才能突破發達國家對我們的技術封鎖。
（原文刊發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34-38頁。作者：樊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城市化委員會榮譽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