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會像中國一樣擁有那么多無證小販，而且他們隨時與城市管理者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沖突。
“追求更為便捷或更好生活是人本能，當鄉村與城市之間差距甚大時，人們自然會涌向城市。”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中國觀察專欄前學者高嵩說，“社會資源過度集中于城市，是中國長期二元社會體系下所形成。中國傳統社會的漫長歷史上，城市不發達也是重要因素，這種上千年的歷史欠債要在短期內改變，矛盾的累計自然不可避免。”
中國今天正在經歷的著西方社會曾經的巨變陣痛，但也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挑戰——如此多的人口，要在如此短時間希望實現城市化。北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院院長楊鳳春表示，種種情況體現出了中國現實社會的尷尬，因為許多呼吁和建議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與實踐，或者說政府似乎一直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
“魚笱效應”加劇城鄉差別
一條條溪澗、一道道山梁……鎖住了鄉村與外界的溝通交流，也鎖住了當地老百姓致富的門路。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是云南省會昆明市下轄的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勞動力大縣，其擁有大約20萬勞動力，其中7～8萬為富余人員。
“2011年全縣的勞動力輸出任務是2.3萬人，至4月底已經完成了9800多人。”祿勸縣農民就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錢衛東說，“在本地沒有更多的企業吸收勞動力的情況下，他們出門打工，進到城市用各種方法賺錢的情況很難改變。”
位于滇川交界的祿勸，縣域道路交通建設起步晚，基礎設施薄弱，直接制約著經濟發展。雖然2006年以來祿勸縣也達到了鄉鄉通油路，道路狀況得到一些提升，但建制村道路面臨著許多嚴峻考驗。盡管昆明市在“十一五”道路實施方案中將祿勸道路建設的直接補助提到85%，但需要縣自籌的15%也很難完成，造成村級公路建設存在嚴重資金不足，很多項目得不到實施。
事實上，基礎設施薄弱是制約西部貧困地區發展的重要“瓶頸”，行路難、用電難、飲水難、通訊不暢等問題還比較突出，因此規劃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要涉及飲水、架電、修路、文化、公益事業等。
錢衛東表示，云南全省幾乎都有著同樣的情況，如果農民們能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去找工作，而不需要政府幫助當然最好，但是情況不可能是這樣，他們對政府既信任、又依賴，“有一點需要說清楚，政府所組織出去的勞動力，基本都是進到工廠、企業有秩序地上班，沒有一例是讓他們去城市里擺小攤，做無證小生意的，同時有許多小販原本就是城市里的窮人”。
“一些人之所以到了城市里會成為小販，其實還是因為文化低、能力差，缺乏競爭意識，比如在我們本地搞工程、開辦企業，都很難招到有技術的工人，再提高工資都不行。”錢衛東說，“擺無證小攤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當他們意識到這樣做比打工更自由、更賺錢時，很可能會辭掉原來的工作加入這個行列。其實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合法經營，的確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個別也包括沒有這樣的意識。”
高嵩表示，拉美國家那些巨型貧民窟容納的更多是來自鄉村的移民，在中國這種故事每天都在重復，因技能和教育的差異，相當多的外來者只能在城市的邊緣尋找生活的空間，“即便是在紐約、香港那樣的國際化城市，‘走鬼’也從未被消滅”。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祿勸縣勞動就業部門就開始引導農村青年走出家鄉，希望使過去“輸血”式扶貧變為“造血”式扶貧，20多年來，不僅創造了40個億的勞務收入，還開拓了農民的視野。其中，由政府部門輸出的人數只占30%左右，即潛在的經濟價值還很大。
2005年，祿勸縣獲得昆明市勞務輸出綜合考核第一名，但一名縣領導表示：“拿第一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說明我們的經濟不發達。”錢衛東認為，在特定歷史時期，政府必須主導勞動力輸出工作，但未來經濟發展了，政府就應該回歸到勞動維權和創建良好用工環境的本位上。
長期關注中國鄉村問題的學者熊培云認為，在城市化、現代化背景下，農家子弟大量進城，此為大勢所趨，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必然導致鄉村衰敗，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它沒有一個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單向流動”，這是一種“魚笱效應”（一種頭大尾小、中間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魚簍）；作為個體，農家子弟能夠遠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卻無法救起自己的故鄉，故鄉難回，正是源于“魚笱效應”不斷加劇城鄉之間的差別，并促成鄉村的整體性衰敗。
祿勸縣皎平渡鄉加貢村的阮天翠說：“農村怎么也不可能超過城市，雖然現在政府對農村的關心也很多，但是仍然不能與城市相比。如果農村的交通、醫院和學校等條件能夠達到城市一半，我相信很多人就不會愿意出門打工了。”祿勸縣許多外出打工的農民這樣解釋著自己的舉動：“城市里工作機會、學校和醫院都多，房子、商店和街道都非常漂亮，農村里幾乎什么都沒有。”“
熊培云稱，由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農村稅收和支農支出收付相抵缺口、不合理征地以及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待遇等城鄉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國農民每年向城市輸出兩萬億元的“貢獻”。
“城市變成了‘抽血機’，只從鄉村抽取養分和年輕人，但很少進行反哺和滋養，甚至連一個老人也不回饋給它。200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由于醫療服務保障的城鄉差異，中國大城市的人均壽命比農村高了12年。僅此一項福利，就足以決定大多數有還鄉之愿的人繼續住在城里。”
集中力量辦大事？
“如果能有一份好工作，沒人愿意這樣風吹日曬，還被城管攆來打去。”類似的話語從許多有思考和表達能力小販中經常聽到。
1998年起一直從事小攤販行當的南京網民“批評家老趙”表示，小攤販小買賣都是貧窮致富的“支點”，是失敗者的緩沖帶，無商不富無富不危是個客觀規律。
“小攤販表面上看起來比較自由賺錢容易，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痛苦的工作，城管、保安、衛生、街道、店鋪老板、黑惡勢力都要管，有時警察也管，還經常看顧客臉色，有人管沒人保護，面臨著體力和心靈雙重傷害，所以小攤販的眼神總是充滿了恐懼和憔悴。”他感慨。
“我認為未來中國的城市還會越來越大，這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思路有關。”錢衛東說，“現在全國都有一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導思想，具體到地方發展就是要先建好各種中心城市，然后再對周邊、對農村產生輻射和帶動作用。”
他表示，按照這樣的發展思路，短期內勞動力還是大量要往大城市、中心城市會聚，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肯定會成為小商販。
祿勸縣皎平渡鄉太平村16歲的祝麗說：“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都愿意出門打工，既能掙錢又能學本事，而且他們絕大部分都去了工作機會更多的昆明。”
楊鳳春認為，成為城市人和貌似城市人是許多中國農民的夢想，因為1949年以后的二元制格局致使城鄉發展不平衡，這樣的情況并非自然的結果，而是政策強力導向所致；如果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的發展還有些“發展面”的概念，但八十年代以后基本就是“發展點”的現實了，后者例如深圳、廣州、北京和上海等，政策導向決定了它們能夠積聚大量的高端資源，而其他的地區發展卻屢屢受到各種制約。
“中國農村不發達與城市里發生的這些矛盾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中國人的人性、國民性沒有發生改變改變之前，大量農民其實是被逼出門的，因為城市文明、現代文明都是農村里沒有的，也缺乏賺到現金的機會，農民們對城市普遍存在一種既羨慕、又嫉妒的心態。”
有學者認為，要解決好“三農問題”必須“提高農民人均收入，主要出路是減少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即讓農民進城”。不過，中國到底要不要讓更多農民進城和大力推進大城市化，長期以來似乎也是一種沒有定論的爭議。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由于外出的農民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產生了很多“空心村”、“老少村”，即平時已經沒有多少農民居住，或者只有老弱病殘在居住，村莊面積很大卻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浪費和閑置了很多土地。錢衛東證實：“這樣的情況并非危言聳聽，比如我經常到一些農村里上課培訓，看著講臺下面很少有青壯年，同時大家精神面貌不佳的情況，總覺得很心酸。”
熊培云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會加大投入補貼農業生產，而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中國農民不但得不到補貼，而且還要不斷為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輸血。即使近些年中國經濟有了較好的發展，政府對農民的補貼依舊捉襟見肘。2005年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政府補貼給本國農民的錢只占本國農業總產值的6%，而歐盟諸國平均是34%，美國是20%，日本是58%，韓國是64%。
“現有的不合理制度造成所有優勢資源都集中在城市里，因參軍、入學及打工等導致農村精華大量持續外出不歸，只剩下‘386199部隊’（指婦女、小孩和老人）。”他說，“鄉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設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鄉發展的嚴重失衡，都是鄉村衰敗的重要原因，背后的局面就是有想法、有能力的農民紛紛進城。”
可變因素
據熊培云觀察，中國與歐洲等國家的差別，除了體制之外，最主要仍在于鄉村社會的面貌及其是否可以作為家園繼續存在。眾多努力和變化集合在一起，所產生的力量會扭轉目前“農民大量進城做小販，城管暴力對付小販”等尷尬局面。”萬物消長，一些新鄉村社會同時正在形成。最終應當使農民是為選擇想要的生活而非只是為了謀生而逃向城市。
但在楊鳳春看來，現在中國的城市問題遠非城鄉制度不平衡那么簡單，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些能夠左右國家政策的利益集團，如果不把優勢資源集中在少數地方，而是公平分配城鄉各地，那么現有的龐大利益就會消失，利益集團肯定不會輕易答應。
“中國有著特殊的國情，不可變的因素不要硬闖，但可變因素也存在。由于現在管理城市的官員基本都是30年前接受的高等教育，除了所有城市都是一樣的面孔，官員們對城市管理的方法也大同小異，因此城管與小販的沖突隨處可見，很少有例外的地方。城市怎么管要由大家而不是市長說了算，教育、培訓現有市長的水平和修養也是可行的。除了要求他們不再像小包工頭，每天做些拆遷、重建，沒有多少技術、智慧含量的工作，更要消除那種沒有文化多樣性、沒有歷史感，盲目崇洋媚外的城市建設異相。”
“批評家老趙”認為，許多人錯誤地認為“城管”是上個世紀90年代新型的產物，事實上自古以來就有這個部門存在，只不過每個時期的叫法不一樣，新中國成立以后起先在各個城市里組織起來的“工人糾察隊”就是現在“城管”的前身。他表示：“翻開中國古代史可以看到的禁令太多，唯一就沒有禁過做小買賣的，然而在近代歷史上就連續兩次，一是計劃經濟時代，二是現時代。”
“中國的城管現象在世界范圍內應該是特例，其是被推到第一線的執行者，背負著巨大的行政壓力。”高嵩說，“當城市要靠暴力來維護它的光潔時，人們有理由懷疑，這樣的城市能否誕生令人溫暖的文化與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