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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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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如是說。而“城市安全”無疑是美好生活的最大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顯著的城鎮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正變得更發達、更繁榮、更包羅萬象。與此同時，隨著城市運行系統日益復雜，社會變革逐步加深，城市安全風險也在不斷加大，各種風險深度交織、相互纏繞。如果防范不力，就可能釀成重特大生產安全事故和重大經濟損失。尤其是近年來，一系列突發性的惡性事件頻頻上演，如何盡快提升城市安全風險治理能力和應急管理水平，已成為當下亟待補足的一大短板，也是高懸于頭頂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2019年1月8日上午11時17分，北京市西城區宣師一附小校內，一勞務合作校工為發泄不滿情緒，持日常工作用的手錘在課間將20名學生打傷，其中3人傷勢較重；
2018年11月22日中午，遼寧省葫蘆島市建昌縣第二小學門口，一男子因夫妻矛盾輕生厭世，駕駛一輛黑色奧迪逆行沖撞過路兒童隊伍，造成6名未成年人死亡，18人受傷；
2018年10月28日10時08分，重慶市萬州區一公交車在萬州長江二橋橋面與小轎車發生碰撞后，墜入江中。據調查，事故原因為乘客與司機激烈爭執互毆致車輛失控；
2018年10月7日下午，四川達州南城升華街一處路面出現塌陷，4名路人瞬間被吞沒。就在消防官兵和救援人員全力救援時，又發生了二次塌陷；
……
加強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已成為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共識。黨的十九大首次將“安全”作為新時代人民生活的基礎指標之一，與“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環境”一起，作為保障人民生活的必要基礎。去年1月7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城市為載體就安全發展問題專門發文。這也標志著我國城市安全進入系統化、規范化管理新階段，為加強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去年開展的新一輪政府體制改革，組建了應急管理部，將分屬國家部、委、辦13項應急管理職能集于一身。這也是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改變了以往應急管理中資源分散、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局面，從體制上將安全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為城市風險防控體系的組織體制建設樹立了模板。逐步形成的“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平戰結合”這一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有利于將防災抗災成效最大化。去年4月，《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安全生產責任制規定》正式印發，通過“約談”警示廣大領導干部時刻繃緊“安全弦”，一整套應急管理體制機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深化機構改革，完善應急體系，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減輕災害損失、保護群眾安全。不過也要看到，應急管理工作涉及單位多、改革力度大、挑戰任務重，需要進一步壓實安全責任，以及跨區域和跨部門的更好協同配合。應急管理體系的完善，有賴于進一步的改革，加強各地各部門的協同配合，特別是要組建并完善專業化、高水平的應急救援隊伍。通過實戰演練來檢驗預案、鍛煉隊伍，通過發現問題，進一步磨合機制。應急救援隊伍要在實戰當中得到充分鍛煉，應急救援的協同性、整體性、專業性還需進一步提升，以防范遏制事故發生。
比如，機構改革之后，我國消防部隊現役編制全部轉為行政編制，成建制劃歸應急管理部，承擔滅火救援和其他應急救援工作。這一轉變正是與國際化接軌，向更加專業化、職業化發展，符合消防事業發展的總趨勢?？陀^來看，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需求。隨著城市高層建筑越來越多，地下廊線錯綜復雜，部分基礎設施依然老化，城區安全風險越來越高，這些對消防應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強城市風險應急管理也需要全面運用最先進的科技手段，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新能源、生命科學等。通過深入研究和廣泛試驗，來建立模型、構建體系，從而形成理論與應用技術，科學降低城市風險發生的機率，控制損害范圍，在最大程度上最好預警防范，防患于未然。
加強城市風險應急管理也需要學界、智庫的深入研究，需要群策群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我們欣喜地看到：2018年11月23日，“2018城市風險管理高峰論壇”在上海舉行，本屆論壇以“風險視角下的城市安全發展”為主題，對城市安全發展中的風險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論壇承辦方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來，依托同濟大學豐厚的學術資源，聯手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致力于打造城市風險管理領域的高端智庫、交流平臺和人才培養基地。
2018年12月16日，第十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發布了我們第一份《中國城市化質量評估報告》。該報告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組織編寫，原建設部總工程師、科技委常務副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金德鈞擔綱主編。該《報告》對全國696座城市的城市化質量進行評估，評估體系主要包括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城市安全和公共服務五個一級指標。其中城市安全，包含生命線工程完好率、城市公交刑事案件發生率、食品抽檢合格率及本年重大、較大事故數4個二級指標，主要從“食、住、行”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幾個方面入手考量城市安全。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談及安全時的重要論述。習近平還指出，“人命關天，發展決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這必須作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痹诔鞘薪ㄔO和運營的各個環節中，管理者必須樹立“居安思危”的核心理念，不斷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提高風險意識和應急管理能力，盡快建設和完善城市精細化治理體系，以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效應對和化解各類城市風險。
安全是城市之本，離開了城市的安全發展，就沒有市民乃至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必須提升風險應急管理能力，盡快補足短板，有效保障安全，如此城市才能更美好，廣大人民群眾才能更有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
王德學：
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理事長
原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
亞里士多德有一句話：“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的更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顯著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諸多成長的煩惱也在困擾著我們。一些城市安全基礎薄弱，安全管理水平與現代化城市發展要求不適應，不匹配，不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需要我們加以分析研究，并探索解決途徑和辦法。
高度重視城市安全發展中不斷增加的風險點
歸結起來城市主要風險點包括：
1、城市規模不斷擴張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的風險，隨之產生交通擁堵、生態環境質量下降、極地熱導效應增強、自然風險加劇等一系列大城市病。
2、城市密度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的風險。高密度不僅僅帶來了繁華，還會帶來交通擁堵、公共設施不足、生態環境困擾、熱導效應、面對災害時疏散通道和急救設施超負荷等諸多問題?！?11”事件提醒我們高密度的人口讓恐怖分子更容易實現控制目標，2003年SARS病毒蔓延也與高人口密度有關。
3、城市形態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的風險。例如，我國普遍存在攤大餅式發展模式，當疫情、傳染病、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來臨時，城市與赤壁之戰當中曹操連環船何其相似！
4、城市成長速度快給安全發展帶來風險。一些基礎設施陳舊落后，功能區風險點集中，立體交通安全風險大，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安全基礎脆弱，應急能力與發生災難災害嚴重程度，復雜情境和實地救援要求不相襯。
5、地震、洪澇等自然災害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風險，且成因復雜性，結果有沖擊性、相互的連鎖性、影響的持續性。
深入研究城市安全發展當中風險點產生的原因
城市安全發展中風險點產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1、城市建設缺少統籌安全規劃。主要是內容分散，各項目之間不夠協調，部分與重點行業發展規劃相配套安全基礎設施無法協同推進。
2、相關部門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尤其是職責重疊部分，或者空白地帶最容易成為患點。規劃許可安全許可各行其是，關聯性不足，責任落實不到位，難以實現高危行業建設項目在安全方面源頭把關。
3、社會公眾安全意識淡薄。相較于國際經驗，我國相關組織單位、城市市民參與力量、風險管理能力不夠強，積極性不夠高，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城市的安全責任者。
4、管理水平落后。主要是城市綜合管理和安全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水平不高。應對突發災難災害措施，局部僅限于部門和地區性、行業性，部門之間縣區之間、條塊之間，政企、地企、企企之間銜接不緊密，處理不夠緊急，信息、人員物資快速集成能力不足，缺乏有效配合。
5、公共安全風險管理法律法規尚不夠完善。我國在公共安全方面研究起步較晚，相關法律法規出臺較少，以緊急條塊為核心的城市安全法律法規尚未建立，部分法律條文規定過于籠統，專門立法太少，突發事件應對處置立法可操作性不夠強。
6、缺乏制度化教育與訓練機制，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工作中尚未把對危機事件預防納入到地區發展重要議程上來。公眾日常生活當中也沒有風險與危機的觀念，對于危機征兆反映不敏銳，身邊普遍缺乏應急設備，感受力很薄弱。
嚴密排查識別管控風險，有效防范事故
為強化城市安全運行保障，有效防范事故發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在此，我提以下幾點建議。
1、加強基礎設施安全管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有序推進城市地下管網依據規劃，采取綜合管廊模式進行建設；加強交通、市政等基礎設施建設、安全監督管理，強化配套安全設施更新和升級改造；加強消防安全設施建設維護，因地制宜規劃建設特勤消防站、普通消防站、微型消防站，縮短滅火救援響應時間；優化城市路網和交通組織，科學規范設置道路交通安全設施，完善行人過街安全管理手段；加強棚戶區、城中村、危房改造過程當中安全監督管理，嚴格治理違法建設行為。
2、強化安全風險管控。對城市安全風險進行全面辨識認定評估，建立城市安全風險信息管理平臺，繪制紅橙黃藍四色等級安全風險分布圖；研究制定重大安全風險一票否決具體情景和管理辦法；明確每一個風險點管控責任部門，責任單位和個人；完善重大安全風險聯防聯控機制，組織化工企業入園，加強功能區安全監管，對重點人員密集場所大型群眾性、群體活動開展安全風險評估，建立大客流監測預警和應急管理處置機制。
3、深化隱患排查治理。制定城市安全隱患排查治理規范，健全隱患排查治理體系，進一步完善城市重大危險申報、登記控制監管制度，建立動態管理數據庫，加快提升在線安全監控能力。加強作業風險評估，強化動火作業、維修作業、塔吊腳、手架使用拆裝中的安全管理；嚴防倒塌墜落事故，加強老舊城區火災排查，督促整改超負荷用電、線路短路、老化、消防車通行障礙物等問題，加強隧道、橋梁、積水路段等交通安全隱患的排查治理，加強排查治理油氣煤隱患。
4、提升應急管理能力。加快推進建立城市應急救援信息共享機制，健全多部門協同預警，發布和相應處置機制，提升城市處置災難水平，完善應急預案體系。
5、健全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完善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體系，全面落實城市各級黨委和政府，對本地區安全生產工作領導責任，第一責任人責任，做到工作落實無死角，監督管理無盲區。
6、完善安全監管體制。加強安全監督管理職責部門工作銜接，推動安全生產領域綜合執法、聯合執法、嚴格執法，提高城市安全監管執法效能。
7、強化安全科技創新推廣應用，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提高安全自動監測和防控能力。
8、提升全民安全文明素質。完善安全生產、職業健康相關法律法規標準信息交流平臺；堅持“誰執法，誰普法”原則加大普法力度，提升民眾安全法制意識，增強協同自救、互救技能；積極開展安全文化創建活動，鼓勵創作和傳播安全主題公益廣告、影視劇、微視頻等；建設具有城市特色的安全文化教育體驗基地、警示場所和各類場館，把安全文化融入公園、街道社區，營造關愛生命、關注安全、關心健康的濃厚社會氛圍。
孫建平：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院長
隨著人口大量流動、產業高度集聚、高層建筑和重要設施高度密集、軌道交通承載量嚴重超負荷，再加上極端天氣引發的自然災害、技術創新中的不確定性等，許多過去的“城市問題”、已經演變成為“城市風險”，這對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構成極大的威脅。
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院長、原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認為：風險防控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和未來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或者說壓倒一切的根本問題。城市，尤其是特大、超大型城市，必須將更多的精力聚焦到風險的預防、事先控制及系統治理上來，聚焦到科學務實的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上來。
為此，孫建平在2018年11月23日舉行的2018城市風險管理高峰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他說：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談到民營經濟發展時說“民營經濟面臨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聯系到我們的城市風險管理研究，也要邁過這三座大山——風險的“火山”，理念的“冰山”，技術的“高山”，但我還要加一座山——市場的“金山”，危中有機，城市風險產業未來潛力無窮。
跨越風險的“火山”
城市安全是最基礎、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但隨著中國城鎮化大踏步前進，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深度變革，城市傳統風險和新型風險交織，實際上保障城市安全、規避風險，已經成為一個大課題，對主政者而言，為官一任，執政一方，必須要跨越城市風險這座“火山”。
孫建平指出，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定位之上。綜合中央層面對安全發展的科學定位和戰略舉措，我們作出以下判斷：
——城市安全應成為最基礎、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基于城市安全的風險防控，是確保城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確保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最重要的基礎工作。
——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應該是基于城市安全的系統性、規范性、制度化建設。
融化觀念的“冰山”
孫建平強調，從城市安全管理來說，目前首要突破的是觀念問題。
具體來說，構筑城市風險防控體系，應按照城市治理的社會、市場、政府三個維度來思考，不能頭痛醫頭，腳痛治腳，要構筑體系、搭建平臺、創新機制。那么，如何構筑城市風險防范體系呢？
一是樹立“居安思?！钡暮诵睦砟睢？偨Y以往經驗教訓，除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外，幾乎所有風險都是可預防、可控制的，關鍵在于是否有足夠的風險意識。風險意識是構建風險管理體系的首要條件。
二是形成社會、市場、政府三個層面有機整合的體系框架。
城市風險防控的體系框架，有如金字塔結構。底層是社會，是基礎，是根本，解決的主要是認識問題。中層是市場，是載體，是平臺，重點解決技術難題。頂層是政府，是關鍵，是核心，重點解決機制創新。
征服技術的“高山”
孫建平指出，城市風險管理，需要應用到幾乎所有的前沿科技來支撐，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等等，通過建立模型、構建體系，從而形成理論與應用技術，來科學降低城市風險發生的機率，控制損害范圍，甚至提前預警防范。
但從實踐而言，需要應對的已知未知風險還有很多，這就需要我們梳理分類，集聚人才，組建體系，未來相信能夠攻克難關，形成適應中國城市特點的有效技術方案。
具體而言，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必須有合理的目標和科學的指導思想。
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目標是：城市總體實現風險可防、可控，確保所在城市的治安、消防、生產、交通、網絡、食品、電梯、寄遞等重點領域有序運行，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的安全風險。
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堅持“全方位、全覆蓋、全生命周期”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立足“全天候、系統性、現代化”城市運行安全保障，突出橫向到底、縱向到邊的“立體性、多維度、成閉環”的管控思維，構筑“事前科學防、事中有效控、事后及時救”的風險防控體系。
綜合預警應該成為今后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重點工作。綜合預警平臺建設的內容主要有：
——集風險管理規劃、識別、分析、應對、監測和控制的全生命周期的風險評估系統；
——在統一規范的標準基礎上，加強各行業與政府間的安全數據庫建設；
——整合各領域已建風險預警系統，構建覆蓋全面、反應靈敏、能級較高的風險預警信息網絡；
——形成城市運行風險預警指數實時發布機制等。
做強產業的“金山”
孫建平表示，城市風險管理領域，需要許多前沿科技、先進設備、優秀人才來支撐，所以做大做強城市風險管理產業，也是中國提升城市安全能力的必然路徑。
基于城市風險日趨復雜多變，加快“城市風險管理學科”的布局和創設，在高校和學術機構的平臺上，完成基礎奠基和頂層設計。做好城市風險管理相關的理論研究、人才培養、經驗提煉，事故反思等；為行業帶來“安全創新活力”，以行業運營的“全生命周期”為目標，帶動現有安全保障體系的更新提升。以廣泛的技術創新和實踐探索，打造更有生命力的產業基礎升級。以推廣各類防控技術和創新各類防控模式，不斷提高風險防控能力和水平；
為市場構筑“安全保障產業”，與保險平臺和專業的咨詢服務機構合力，完善“安全綜合險+風險主體自控+第三方專業技術服務保障”的兜底制度安排，形成一批專業性高、操作性強的風控機構，從各個維度對風險進行評估和把控，最大程度地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和減少事故造成的損失。
為社會打造“安全維護制度”，逐步推出風險防控師這一普及概念和行業制度。深入到社會運營的基礎單元，包括企事業單位、運營機構 、居住社區等，使城市風險從最微小的源頭開始，始終處于可防、可控、可救的有序狀態。
王書梅：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
公共衛生是城市風險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傷害預防與民眾息息相關。
一直以來，說起艾滋病人們都為之色變。然而從全球來看，是哪種原因導致人類死亡更多呢？其實，傷害所導致的死亡遠遠高于艾滋病、瘧疾。而且，傷害所導致死亡的，基本都集中于青壯年人口。這無疑令人痛心，而針對傷害所導致的死亡，干預效果非常顯著，且只需要投入少量資金。
社區干預投入少、效果好
全球信息里面有關于自殺的統計數據。自殺在2012年排在前15位，2030年預計會下降到16位，全球對于心理健康干預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也有跌倒所導致的死亡數據，2012年排在21位，2030年會上升到17位，跌倒主要是發生在兩個人群，一個是學齡前兒童，一個是老年人，老齡化對于跌倒傷害是很大的挑戰。
基于社區開展傷害預防有很多優勢，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在我們中國，說起社區來通常指的是一個街道、一個鎮。在國外，比如日本，一個社區相當于一個市，在韓國一個社區至少是一個區，就像韓國首爾區，他們是以區為單位開展工作。這種優勢體現在是小政府，政府可以承諾，可以整合資源。交通方面可以和交警部門合作，火災方面可以和消防部門合作，學生方面可以和教育部門合作……社區是老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在這個層面發動百姓參與也最接地氣。
在社區層面，可以用主動干預和被動干預相結合。什么是主動干預？就是強調人的行為改變。一旦發生事故我們會強調是人的原因。其實有時候從學科角度和全球經驗來看，被動干預比主動干預效果還要好。舉一個例子，對學齡前兒童，你主動干預，讓學齡前兒童自己掌握風險辨別技能，這很難做到。我們給他提供一個安全環境，這就是被動干預。當我們設計這個城市，設計兒童娛樂空間、居住空間、學習空間時，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設計，要適合他年齡段和認知程度空間，社區也很方便營造安全文化，因為每一個社區成員，他在這個社區都是有歸屬性。這個社區當中，他會比較容易形成安全文化。
現在，全球比較公認的傷害干預措施有四塊：環境干預、工程技術干預、宣傳教育干預和立法執法。最近世界衛生組織又強調，所有的干預一定要進行評價，如果沒有評價，你就不知道干預效果是不是有效，不知道干預是不是有針對性。甚至是在設計干預措施之前，就要有一個評價。比如，你社區主要傷害問題是什么？假如跌倒非常高發，就要分析一下這種高發傷害背后原因是什么，然后看到底要采取哪一種干預措施，是采取環境、技術、教育，還是立法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要本土化。
一個越南鄉村溺水發病率很高，當地在兒童基金會資助下開展調查，對溺水案例進行分析后，發現河道橋梁是溺水高發場所，這個地方沒有路燈，騎車人夜間很容易發生溺水事故。于是給橋梁裝上護欄，非常簡單的措施，也不用花費很多，但溺水事故大幅度下降。還有一個案例，那里的居民家里面有儲水池子，還有挖的井，原來上面沒有蓋子，小孩不小心就會掉進池子和井里面，后來基金會資助他們，有開口裸露的地方加上蓋子，溺水死亡率就大幅度下降。在環境改善的時候不一定要高大上，一定要切合當地實際情況。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
教育學領域有一個數據，參與式教育效果是最好的，一定要自己參與。在韓國用了很多參與式方法，比如，讓一個人戴上眼鏡負重，模擬一個老年人行走的時候，非常不方便，有很多傷害風險。這是說正常人和殘疾人或老年人是有差異的，應該怎樣關愛他們，怎么樣給他們提供安全方便的環境，我在日本參觀社區項目，他們帶我去看了一下災難預防避難場所。這個避難場所里有一個地震體驗處，人坐在里面，旁邊工作人員按按鈕就能模擬地震，通過這種模擬方式，讓老百姓體會到真正地震來臨是很恐怖的，要提前做好應對的準備。你還要自己判斷，這種晃動程度是幾級。這種教育是很細致入微的，給受教育對象影響很大。
以前講干預，很多會說盡量干預高危人群，大部分的精力、資金投入到高危人群，但收益只有5%。即便有了效果以后風險降低，收益也只有5%。而假如在社區進行全覆蓋，多傾聽老百姓的聲音，多吸引老百姓參與，整體效果顯然會更好。
社區干預有兩種模式比較常見，在中國主要采用的是政府自上而下，而在日本還有一些自下而上的模式，就是自治體模式。我們通過實踐和研究發現，在社區干預過程當中，既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任何單一模式都難以持久，是沒有可持續性的。每一個方面的角色是不一樣的。我們的研究人員通過一些社區傷害的調研和數據分析，可以知道社區存在主要問題是什么，主要風險是什么，可以提出建議。但是到底怎么做，建議怎么樣實施，還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我們可能需要政府部門整合資源，整合相關部門的一些有效資源，同時也要傾聽老百姓聲音。只有老百姓知道你這個方法是不是適合自己，是不是適合他們社區。我們有很多干預方法，在全球實施的經驗也可以發現，有時學者提出的建議是很好，很有針對性，提出的措施也是很好，但是為什么到一個社區實施不好？這里面是有原因的。
加拿大有一個案例，專家想做營養調查，然后就把模擬食物拿到老百姓家里，一家一戶走：你喜歡吃魚嗎？你喜歡吃肉嗎？你喜歡吃大米嗎？喜歡吃面包嗎？結果“都不喜歡吃”。研究人員就覺得奇怪：怎么回事，我們這個調查怎么什么都不喜歡吃？你們喜歡吃什么？他們通過跟老百姓溝通交流，發現因為這個食物模型是用塑料做的。他們說我們肯定不吃塑料。所以，老百姓的理解和科研人員理解有時不在一個軌道上。
我們做任何項目還是要傾聽老百姓聲音，要把你專家提出的建議，領導的想法以及百姓聲音結合在一起，我們這個項目才做得好，如果缺少沒有一個好的結合點，很多干預措施就只能停留在空談上，或者只是專家設想、領導想法。
陳文濤：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副秘書長
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副秘書長、世界衛生組織（WHO）國家安全社區認證中心委員陳文濤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社區安全風險防控與治理研究實踐。他與合作者提出了我國社區安全建筑方法與居住路線，推動并指導我國內地100多家社區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國際安全社區。他認為，安全社區建設是完善基層應急管理體制機制的重要途徑。
以基層應急救援遏制事故傷害
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是各類危險源的所在地，也是各類災害的主要承載體。意外傷害的受傷者在受傷后5分鐘內給予救命性措施，傷后30分鐘內給予醫療急救，18%到25%的受傷者的生命可以得到搶救或避免傷殘；在一些大地震中，主要的還是靠自救；越到基層發生事故的第一現場，事故傷害的時間限制越會成為應急救援成敗的關鍵因素。
突發事件能否在第一時間得到有效處置，取決于社區的應急管理能力。當前，社區的應急準備不足是共性問題，公眾不執行，無監測預警。而救助時間是救助成功的決定因素，所以，需要加強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療急救網絡建設，制定社區應急準備的指南，強調應急管理以社區為中心。
居民生活在社區，主要的安全感是從社區來的。開展安全社區建設，是通過跨界合作來減少傷害和死亡，增強社區居民的安全感，達到更高的生活標準。
WHO提出在全球推廣安全社區模式，積極倡導通過安全社區和安全促進活動開展事故與災害預防工作。實現安全健康的目標需要個人、組織和社區共同努力，并在不同的社會層面展開，包括國際、國家、部門、地方、社區。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是在社區開展。國外不叫安全城市而是叫社區，因為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在社區。
1989年，瑞典社區成為全球第一個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國際安全社區。2018年全球已有400多家安全社區，其中中國大陸有108家。安全社區是什么概念呢？以建立一套跨界組織和程序，聯合社區有關機構、志愿者組織、企業和個人共同參與事故傷害預防和安全促進工作，持續改進實現安全目標的社區。強調社區公眾積極參與并在事故傷害中起主導作用，通過社區文化政治等方面作用，實現安全保障的目標。
安全社區建設的基本原則
WHO社區安全促進合作中心在對全球安全社區進行綜合分析之后認為，成功開展安全社區建設的社區，事故與傷害可減少30%到50%，可有效提高公眾安全意識和自救能力。它強調在社區因地制宜開展工作，而非提出一個絕對指標來衡量，因為中國這么大，不好統一標準。
建設安全城市，跨界合作和信息共享是第一條規則，要打破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比如，校園安全，需要衛生部門、教育和學校、公共交通管理、社區、家庭等共同參與。這不僅僅是教育部門的事情，我們做安全發展示范城市，不僅僅是應急管理部的事情，還是需要建立優勢互補、資源互享、分工協作的工作模式，在基層也是這樣。
規則二，要有長期持續覆蓋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員和各種環境及狀況的傷害預防計劃。比如，在中國很多城鄉結合部存在安全管理的盲區，在這一層面上應該消除盲區，轄區內生活的人群，無論是臨時的還是長期的，還是路過的，其安全都應該受到關注。
規則三，針對重點人群和重點場所、環境要進行重點的預防。比如，對高風險地區要進行風險關注，以項目的方式解決風險防控問題。
規則四，以證據為基礎的促進項目。在任何一個安全措施之前要進行認證，要進行可行性認證，是不是可以有效解決問題，這個措施和方法是不是在別的地方已經得到驗證了。有記錄傷害發生頻率及其原因的制度，要定期統計發生的事故傷害，進行針對性的預防。
規則五，強調評估。要定期回顧每個項目是不是達到了目標，如果不達標其原因是什么。
準則六，強調經驗交流和分享，看看別的地區怎么做的。
安全社區促進應急治理模式轉變
國際上的安全社區結構比較單一，不像中國幅員遼闊、情況復雜、類型多樣。在中國開展安全社區建設，包括社會管理創新、基層風險治理、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各方面緊密結合，也豐富了安全社區的內涵，在應急體制機制完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好的案例和實際的成效。
目前，我們開展安全社區的地方主要包括：一是企業，比如大型央企，職工的集聚區；二是經濟開發區，在廣州比較多；三是農村，對農機安全、農藥中毒等風險開展預防；四是企業和其他人員密集區，像佛山一些鄉鎮，一個鎮里有工業企業四五千家；五是城鄉結合部。每一個特點不一樣，要結合自己的實際開展安全社區建設。
這一過程中，要強調跨界合作，為政府各部門在街道層面開展工作搭建了一個新的平臺，促進條塊結合的社區管理體制建設。同時社區很多單位整合資源，建立集多功能于一體的社區突發事件應急指揮中心。社區安全長效機制和應急聯動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充分調動社區居民和公眾參與事故災害預防和應急管理的主動性。
另外，加強風險監測預警機制建設，夯實了社區安全和應急管理基礎。進行社區安全診斷，開展事故災害統計，隱患排查和風險辨識評價，建立重大情況隨時匯報的制度。播報和發布地區環境監測、醫院門診、交通事故等信息，提示社區公眾做好各類事故風險防范工作，促進社區安全和應急知識培訓普及機制建設。社區安全應急和教育應該從娃娃抓起，小手拉大手，不僅僅是學校的事情，也要社區發揮作用。這不僅對小孩有利，也可以向上一輩延伸和傳遞，營造良好的安全氛圍。
形成持續改進的社區安全和應急管理機制，實現了應急管理由政府包攬，轉變為政府主治、社會共治、公眾參治的綜合治理模式。通過資源整合，統籌建立了社區綜合應急救援隊伍，在不替代原有條線管理的基礎上，通過跨界合作，資源共享，打破行政管理邊界，將都不管和搶著管，變成一起管和合作管，協同聯動，增補管理空白和薄弱環節，安全社區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安全。
王文杰：東莞市緊急救援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
重慶萬州22號車上十幾條鮮活的生命，被兩個情緒失控的男女帶到長江去，類似的遭遇我們在公交車、飛機、高鐵……都有可能面對。
“躁動的當下迫切需要一場心理重建”，這是我們研究群體情緒管控這一課題的首要原因。我們每一位都有切身感受和體會：不論年齡、性別、職業，也不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幾乎每一個人都受到過焦慮、煩燥、抑郁、冷漠等負面情緒影響。所以有人說當前“戾氣叢生”，全面焦慮似乎正成為社會病。
城市公共安全需要做好危機狀態下的群體情緒管控
聚焦公共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這個層面上，其實我個人認為所有的風險無非是兩種，一種是物的風險，一種是人的風險。如何管理人的風險？人的心理問題，是社會安全和城市安全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所有的風險帶來的影響是三個層面：
第一，心理影響。生命和財產損害，包括人員的傷亡，會導致情緒失控。傷害一個人造成的恐慌是一家人，最后可能導致社會層面影響。當社會負面影響不斷累計疊加，后果有時是不可估量、有破壞性的。9年前深圳市龍崗區一個民辦學校五年級女孩，某天放學莫名其妙在自家門口吊死了，他父母是湖南來的打工人員，他們召集了500位湖南人抬著尸體去學校鬧事，有關部門只好現場花錢把500人一個一個請回去。這件事背后的邏輯關系就是心理問題。
我覺得在城市風險中，人的風險更重要，其中情緒風險更重要。不做好危機狀態下的群體情緒管控，維穩、城市公共安全都會有大問題。
這些年人的情緒風險，對工作安全和城市管理造成的沖擊已經越來越大。2018年5-8月份，滴滴車連續發生兩起滴滴順風司機奸殺案，兩個司機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是城市務工人員子女，小時候是留守兒童，大了是民辦打工子弟學生，以后變成城市邊緣人，他們成長當中造成嚴重經歷問題。十年前我是深圳市教育局專門負責民辦教育工作者，接觸很多打工子弟，一定要在這一部分人群當中做好心理建設。
最典型的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案，打司機的是處于更年期一位離異婦女，沒有穩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司機是人到中年夫妻分居，和母親弟弟擠一起過日子，他最喜歡自己唱歌，最喜歡唱《再回首》。這兩個人應該都有嚴重心理缺陷，是有著情緒風險的社會元素，這兩個元素由于某一個小的事件誘發，導致了15條生命墜江的慘劇。我分析，估計司機猛打方向盤時，腦子里可能有一句話：“老子跟你同歸于盡”。這不是個案，從2016年到2018年，各級法院正式立案、上升到刑事案件的公交車沖突223起，這是一個大概率社會事件。
人心是最難測的，人心是危機之源。要建物理和法理隔網，更要注重情緒的梳理防護。管子曰：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心安心治是治身內圣，國安國治是治國外王，二者究其實乃一體。人心不安如何能城市安、國家安？這個問題講到多大都不過分。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當中提出了一句話：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生態。縱觀黨的歷史，這是第一次心理學寫在黨的文獻當中，說明中央對全民心理健康已經認識到并給予最高度關注。
城市應急安全工作者也需要做好心理建設
我們的管理隊伍迫切需要心理方面的建設。2003年中國遭遇了非典疫情，北京有家專門治療非典的醫院，里面一個女大夫要跳樓，心理學專家去現場做心理干預，這女大夫還沒有安撫好，病人又出事了：第一批治愈病人第二天將要出院，在當時是大事情，他們出院就是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可以治愈SARS，但是下午剛通知這一幫人，晚上這些病人全病了，發高燒、嘔吐、眩暈，大夫們查不出病因,就向那位安撫女大夫的心理學專家請教。
心理學專家問:“你們怎么通知這些病人的，什么狀態，在什么地方？”
大夫回答：醫生戴著防護口罩、穿著三層防護服，通知病人明天可以出院了。
心理專家明白了癥結所在：病人是給大夫嚇壞的，可能以為醫院要放棄治療他們。醫生要把防護服脫了，和病人同喝一壺茶，告訴他們是真的治愈了、可以出院了。
這樣一試，果然病人們都好了。
這個典型事件說明一個問題：在救援過程當中，我們救援人員首先要有自救能力，否則壓力過大很可能自己扛不??；其次也要有第一時間做心理救援的本領。
有一位專業的災難救援人員，他自認為心理強大，在遇難者遺體旁邊都能照常吃飯、工作，不需要心理調節。但我發現他每天注射40單位的糖尿病胰島素，他說一開始是12單位，但每次救援之后，就控制不住了，注射量不斷加碼。我認為，他屬于是心理問題轉移成了身體疾病。
前不久，我國消防隊員集體轉成綜合消防救援力量，一定要注意對救援人員開展心理解壓培訓。只有保持健康的心理，才能有持久旺盛的戰斗力，所以應急心理專業教育非常重要。
在汶川地震之后,我國加強了災后心理救援研究應用，這是一個進步。但一定要堅持對心理干預的工作人員開展應急心理專業教育和培訓。需要每一個人都應該好好去觀察自己的內心。
應急心理學科如何構建？
第一，應急心理第一個特性是要關注個體心理應急反應，更要關注群體的情緒分析。普通醫療心理學關注個體，我們需要關注的是群體。首先要研究媒體的管控，媒體是情緒放大器，媒體對危機事件報道的作用通常是雙向的——會起正面作用，也會起反面作用，甚至會形成群體恐慌?，F在是網絡媒體時代，尤其是一些自媒體追求流量，需要研究如何引導媒體進行負責任的報道。
二是既要研究自我減壓，也要研究救助別人。要研究事后心理疏導，更要研究心理安全預警預防。要把心理安全放在前面，而不光是建立一個物理隔離，比如給公交車司機做一個護欄和乘客隔離開，比如萬一遇到有人放火怎么辦？遇到持刀行兇怎么辦？心理安全工作一定要做。
應急心理的理論建設，既要有理論東西，也要有應用性的指導技術和產品。核心內容是三個方面：一是壓力關系，二是危機管理，三是媒體管理。研究的具體方向，包括應急管理，風險管理，壓力管理，沖突管理，溝通管理，媒體；五個重點是社會安全心理預計、災難救援危機決策、群體情緒管控、個體心理癥狀干預、災后心理救援以及救援人員壓力管理，對群體情緒進行有效管控和疏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