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既是改革開放40年間的“貢獻者”,也是“受惠者”,背靠內地巨大的經濟體量,加上自由經濟制度的良好基礎,香港成為全球主要的服務業中心,并為內地提供世界一流的生產性服務,也從一個區域性的金融市場華麗轉身,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證券時報記者近日專訪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他認為,香港在國家全面改革開放、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可以持續發揮作用,這個作用不局限于為人所知的經貿、金融、專業服務領域,而是更多元的,特區社會會繼續鞏固擴大香港作為“超級聯系人”的作用,不僅要“走出去”,也要“引進來”;不僅要引進資金和現代管理經驗、技術,更要將科技和國際聯系引入內地。
那香港是如何發揮“超級聯系人”的作用,又將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這其中又面臨哪些障礙,又該如何破局?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交通是關鍵
證券時報記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給香港帶來什么樣的發展機遇?香港應該在其中發揮什么作用?
梁振英:首先,從改革開放的第一年開始,香港和廣東在經貿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關系就非常密切,廣東的珠三角地區充分利用了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以及建立的全球經貿網絡,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且富有競爭力的輕工制造業。兩地之間合作早,合作歷史長,合作效果好,這是我們搞大灣區建設一個很好的基礎。
另外,交通便利是一個重要前提。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開通,香港與深圳東部連接的蓮塘/香園圍口岸預計半年內開通,將會是首個采用人車直達措施的口岸,也是香港、深圳之間第七個陸路口岸,加上即將開通的港珠澳大橋,一年時間內,有三條大動脈相繼開通。這三條大動脈的開通,兩地在通關上都作出了創新,比如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既創新也意義重大,香港和廣東的往來會更密切。我們講到發展首先要講交流往來,而交流往來的前提是交通,兩地往來更便捷,無論是在經濟、文化、教育或民生問題上,都給香港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也能更好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便捷流通。
香港居民,包括學生,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走出去,不要將視野和生涯規劃局限于香港,香港很多學校在廣東都有姐妹學校,將來中小學生可以更多更好地交流,比如隨時打一場友誼球賽,當天來回。青年學生對內地的認識要從小培養,未來甚至不排除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尤其是退休半退休的香港居民選擇去大灣區定居,這也是融合的大趨勢,是歷史的潮流。
在經貿方面,香港可以發揮一個很好的橋梁和地區總部作用,我經常鼓勵國外的機構,如果仍然未有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現在可以考慮先設一個點,一個本國經理,一個本地助理,加上一個秘書和一個司機,成本不高,可以每天來回。當天來回,可以對大灣區11市近七千萬人口全覆蓋,對這個建議,很多外國企業和在香港的商會也認同,并且也開始這么做了,這樣既有利于控制成本,也更好地利用大灣區的優勢,香港也能推動大灣區的廣東城市進一步走出去,和國際接軌,成為國際上有競爭力、有創新能力、有發展動力的灣區城市群,所以建設大灣區是一個很令人興奮的規劃。
證券時報記者:您剛剛提到香港居民去內地定居,那么就意味著他們可能還要向內地繳納個稅,而內地個稅比香港高出約3倍,這也被外界稱為“個稅墻”的稅制差異,您怎么看?
梁振英:關于稅收問題,我們也很關注,其實過去我們提過很多意見,比如廣東要吸引一些人才,包括科技人才,是不是在稅收方面給香港居民一些減免,如果沒有的話,這會影響到譬如兩地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因為內地稅率高,那么香港的科研人才不會到內地去工作。那是否能在大灣區的某些領域實行“港人港稅”政策,我們接下來也會去探討和研究。
證券時報記者:所以在大灣區發展中,港澳和內地融合也存在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又主要來自于哪些方面?
梁振英: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其他的大灣區還不太一樣,像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等都是一國一制零海關,我們是一國兩制三個海關。
這種障礙首先來自于通關,我希望手續能夠盡量簡化,盡量減少三個關稅區對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影響,同時符合一國兩制的方針、符合基本法,這是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另外港澳和珠三角9個城市群之間還存在規劃和實施上的協調問題,這就需要在國家層面來統一協調,由中央統籌,要有全局觀、戰略觀,并明確各城市群之間的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等問題。
香港將持續發揮“超級聯系人”作用
證券時報記者: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香港能發揮什么樣的獨特作用,目前又做了哪些工作?
梁振英: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長期國際化的城市,所以香港的功能是“超級聯系人”,“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可以通過香港走出去,也可以通過香港引進來。
比如香港在金融、保險、航運、物流、法律制度、專業服務乃至科研等方面與國際高度接軌,擁有熟悉國際市場、了解國際規則的專業服務人員,香港有超過20個主要的外國商會,代表了大批世界各國的大小企業,內地企業到香港,可以集中、高效地與各國外商洽談業務。
外商如果想要進入中國內地,那么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基地,這里有精通中外業務、懂兩文三語的人才。
舉個例子,瑞典卡羅琳醫學院成立于1810年,有著200多年歷史,自1901年起就負責評審和頒發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后來這所醫科大學想到國外設立研究室,他們很希望能和中國合作,但是到內地城市和大學調研以后,他們覺得在文化、溝通上還是有障礙,不適應。在我還是特首時我去正式訪問,向他們提供了一個很簡單的信息,我說你想和中國合作,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有中國優勢,同時香港實施的是另外一套制度,也有“兩制”優勢,加上香港的文化語言都與世界接軌,卡羅琳醫學院可以來香港設立分支機構。2016年10月,瑞典卡羅琳醫學院首個海外分支機構在港開幕,這是他們200多年歷史里,第一次離開瑞典。
這說明什么呢?香港這個地方很小,我們精力有限,我們沒有全面的科研力量,但是在某些領域,如果國家需要的技術香港沒有的話,我們利用香港的關系可以去外面找,發揮雙向聯系優勢。
現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在柬埔寨推行一個“柬埔寨磅湛省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該行動的目標是在18個月至24個月內為磅湛省8000~10000名白內障致盲病人完成復明手術。這是“民心相通”項目,也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項人道主義援助工作,體現中柬人民之間的共享精神,不斷發展兩國之間的友誼。這是香港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舉措。
證券時報記者:毗鄰港澳一直是廣東對外開放的最大地緣優勢,但香港的經濟規模已遠被廣東省超越,甚至很快被深圳、廣州超越,您認為,香港在連結中國內地與全球市場方面,未來是否會持續發揮作用?
梁振英:這個問題很好,我希望通過此次采訪能夠突出一個重點,就是香港在國家全面改革開放,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可以持續發揮作用,不局限于為人所知的經貿、金融、專業服務領域,而是多方面的,香港這個重要作用應該受到重新重視,為什么說重新?因為40年前開始內地向香港借鑒學習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很多內地官員來香港參加各種培訓班,內地也邀請香港的專家學者到內地講課,雙方就如何改革、如何開放往來密切,近年我們在經貿、投資、金融業務上依然往來密切,但內地過來香港借鑒學習的活動少了。
改革還未完成。比如內地證券市場,雖然規模發展起來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市場非常活躍,但是管理技術和水平要繼續努力,金融市場也是一樣,畢竟歷史短,經驗淺。我們經常說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認為這40年的改革開放有三個精神不能忽視:一是攻堅闖關的精神,從理念上政治上都有突破;二是艱苦奮斗;三是借鑒學習。
證券時報記者:您剛談到內地證券市場管理方面有一些問題,那您如何看待內地證券交易所與香港證券交易所的競爭與合作?
梁振英:首先,內地市場很大,經濟發展速度也很快,企業的體量很大,比如最近來香港上市的企業,大的市值有千億港元以上,市場大了大家就不必爭了,大家可以去開發新的市場、新的業務,而且競爭本身沒有錯。
不僅是證券市場,內地的房地產市場歷史也很短,因此在基本功方面不扎實。基本功是什么呢?無論證券市場還是房地產市場,都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市場經濟就是信息經濟,買賣雙方根據全面、及時、公開、準確的信息來做判斷,買還是賣,什么價錢,什么時機,現在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信息還沒有達到這些要求。基礎工作還包括相關法規和市場管理機制的完善等。
改革沒有止境,我們不斷往前走,有基本功的問題,也有深水區的問題,那香港的角色就是在國家全面改革開放中持續發揮獨特作用。
香港要集中優勢追趕科創 配合國家發展大局
證券時報記者:與內地相比,香港的科創氛圍近年來表現比較低迷,尤其在科技創新方面,香港顯得有些落后,您覺得原因是什么?
梁振英:這主要是我們過去的發展理念問題,長期以來大家都認為香港不能搞科技,搞科技是要賠本的。但是近年來我們認識到,香港雖然不可能在科技創新的每一方面都做,實際上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城市在科研領域什么都能做,但是我們可以盡香港所長,集中優勢在一些擅長的領域和國家發展大局相配合。
證券時報記者:市場上有種說法,覺得香港的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過度輝煌,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它在互聯網科技方面的發展,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梁振英:金融業只占香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金融業本身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我們是國際金融中心,但很多金融的門類我們還沒有做。
舉個例子,房地產融資,大小銀行都可以做,但如果有艘油輪去跟銀行借錢,做抵押,銀行會做嗎?不一定。銀行想做,銀行聘的律師會起草抵押文件嗎?有人會做輪船的評估嗎?同樣的,關于航空融資、海事融資、保險問題等,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還有貿易和物流占GDP的25%,旅游占5%,專業服務占5%,剩下的47%就是一條長長的尾巴,這條長尾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產業,我們都可以發展起來,包括科技方面。
2015年香港就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港府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面一直在努力,包括財政上大力支持科創產業發展,過去香港科研多集中于基礎性研究,現在可以多做一些應用性研究。現在香港社會科創氛圍已經起來了,中央和內地省市也給了我們很多支持,比如香港和深圳共同開發兩地之間的“河套地區”,深港科研合作在這里也大有文章可做。
鼓勵香港青年走出去
證券時報記者:內地已經認識到人口老齡化對未來經濟的巨大影響,香港作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區之一,您認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嗎?
梁振英:香港一直以來是個移民城市,我們的人口增加主要不是靠出生率,外來移民是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所以出生率低不等于人口增長率低,總的來說香港人口是增加的,目前有740萬。當然香港同樣也面臨老齡化,這是人口結構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是今天多生幾個就會解決的。
證券時報記者:未來兩地融合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青年人,但是就目前來看,香港青年人來內地工作意愿不強,將來會改善嗎?
梁振英:這些年來香港政府也在努力讓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少年有機會去內地,除了組織他們到現場去看看外,我們還要在學校、在社會上,多做宣傳教育的工作,開拓他們的視野。
隨著內地不斷進步,創新科技在大灣區的發展前景非常好,交通往返方便,粵港澳大灣區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更大更好的舞臺。舉個例子,香港科技大學有個很好的航天工程本科專業,如果學生畢業后堅持要留在香港工作,只能在機場做飛機維修,如果要去參加飛機零部件的研發、航空器的設計和生產,就必須要離開香港走出去,現在內地就在提供機會。
證券時報記者:能否談談您對香港未來的愿景?
梁振英:展望未來,特區社會會繼續擴大和鞏固“超級聯系人”的作用,考慮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這個“超級聯系人”的作用,包括聯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我們還要用改革的精神和氣魄做好和實施大灣區的規劃,積極作為,香港未來的發展前途無量,我十分羨慕香港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