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面臨著30年未有之大變局,許多傳統經驗都不管用了。
對于飛速發展的中國而言,城市化的主旋律似乎是增長,除北上廣深外,一些調研報告和新聞報道把成都、杭州、重慶、武漢等15座二線城市晉級成“新一線城市”;但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是:有些城市正在收縮,東北地區收縮城市已經連成了帶狀。擴張與收縮并存,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獨特現象。
當我們把飛漲的房價、節假日擁擠的景區、公共系統不堪重負的“大城市病”等等,歸罪于中國人太多時。經濟學家馬光遠卻對人口增長的下降趨勢憂心仲仲:2017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比國家衛計委在全面兩孩子政策實施之初最低預測少了整整200萬,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
部分專家甚至推測,到2100年,中國人口消失一半。關于“中國人口形勢雪崩”的網文,今年1月一度成為熱搜。這些觀點是否浮夸,尚有待論證和實踐檢驗。但在當前中國城鎮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果人口生育率持續過低,的確可能導致人口紅利提前終結,并帶來老齡化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21世紀最重要的是人才”,2017年初武漢打響“搶人第一槍”,目標是留住150多萬在校大學生,避免他們畢業后“孔雀東南飛”,并通過打“校友親情牌”向海內外廣納英才。很快各地紛紛出臺各類優惠政策,開啟“搶人模式”:天津有“海河英才”計劃,海南有“百萬人才進海南”新政,西安放寬投靠直系親屬限制,石家莊、長春、鄭州、合肥、長沙等多地還發布了購房補貼政策。這一輪人才“軍備競賽”中,降低落戶門檻成為各市人才引進政策的普遍特點。
“搶人新政”促進一些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長,例如杭州2017年常住人口增長了28萬,幾乎等于2011-2015年的總和;西安僅2018年3個多月增加30萬人,而天津更戲劇性,一天有30萬人競相落戶……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陸銘教授認為,過去中國主要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并且取得了成功。近些年拉動效果減弱,中國在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一線城市控制人口,給二線城市帶來經濟增長新契機,二線城市希望通過加大對人力資源的吸引和投入,形成下一個經濟增長的動力。
人口向少數城市流入,對中國城市體系和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已經凸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相關研究顯示:當較大比例的人口居住在龍頭城市時,這里的房地產價格會更高。
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顧云昌認為:各地人才政策吸引人才過來之后,短時間迅速增加了購房的需求,供需緊張帶來房地產市場的上漲預期。
于是,近一年來,搶房潮與“人才戰爭”相疊加。各種捂盤惜售、半夜開盤、排號費、茶水費、捆綁銷售、7萬人搶1千套房等新聞頻繁見諸媒體。
在限價導致新房與二手房價格倒掛、供嚴重小于求的局面下,新房成為市場饑渴的稀缺商品。上海、深圳、南京、杭州、長沙、成都、武漢、西安、廈門等十余重點城市都開始實施公證搖號,有些城市搖號中簽率堪比買彩票和打新股。
火爆的樓市迫使調控不斷升級加碼。今年四五月間,住建部連續約談了十余個城市,意在防止房價繼續上漲帶來更大的壓力。據統計,2018年1-6月,全國房地產調控政策發布次數多達192次,比2017年1-6月增加65%。其中5月單月的調控次數,更是刷新了歷史紀錄。
針對房價陷入“越調控越上漲”的怪圈,有人將此歸罪于“搶人”新政。據不完全統計,超過35城以引進人才給住房市場限購開天窗。
也有人認為亂象源于供求信息不對稱,市場中的漁利者們在“坐莊設局”,人為地制造購房焦慮,引發“羊群效應”、從眾心理。針對近期房地產市場亂象,為嚴厲打擊侵害群眾利益的違法違規行為,6月29日,住建部等七部門聯合出重拳整治房地產市場亂象,將于7月份持續至12月底,在三十城專項行動打擊炒房和“黑中介”。
每每談及經濟現象和相關政策,常見的說法是“本輪XXXX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這句話用在眼下的房地產市場,再貼切不過。
《城市化》記者采訪十余位房地產、金融、人才智庫的權威專家學者,他們認為:本輪搶房熱,表面上源自城市搶人大戰,其深層次原因還包括當前的城市收縮焦慮與新一線城市擴張、棚改和三四線樓市去庫存壓力、貨幣與匯率政策、行為金融學和水暈效應等等各種復雜因素。本期封面報道試圖從上述角度剖析中國樓市的“斯芬克斯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