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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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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城市化委員會委員陳甬軍5月28日在《浙江日報》撰文《“一帶一路”引領新一輪開放的理論分析》指出，“一帶一路”引領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內在機理。
《“一帶一路”引領新一輪開放的理論分析》全文如下：
對外開放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十九大后的中國經濟呈現三個基本特征：目標導向、系統平衡、聯動開放。
第一個特征目標導向，意味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到總體發展目標的牽引。十九大提出了兩個百年目標，這兩個目標就從總體上決定了十九大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征是目標導向，也就是要以實現這兩個目標出發來實行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安排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結構調整的深度和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廣度，從而努力使經濟發展適合這兩個目標發展的要求。
系統平衡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個特征。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在具體運行過程中往往是不平衡發展的。但是為了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又必須控制這個不平衡發展的程度和時間。十九大對于我國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轉化的分析，從根本上決定了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促進充分發展的同時，必須把解決不平衡問題放在重要位置。中國經濟的發展，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必須“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如何解決好目標導向、系統平衡這兩個問題？除了要繼續進行改革，不斷完善體制機制，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積極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之外，還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所以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個特征就是聯動開放。這首先是由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
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表現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內外聯動，以充分利用資源和比較優勢，通過合作實現共贏。經濟學理論表明:當一國的產業結構符合經濟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時，其貿易和投資結構會達到最優。但是一國的稟賦要素會隨著經濟發展程度提高發生變化，比較優勢也就隨之會發生變化。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國比較優勢變化的反映。而實行開放經濟就是推動實現這個變化鏈條的催化劑和助推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說明了這個道理。經過發展和積累，我國的經濟稟賦已不再是初期單一勞動力廉價充沛的唯一因素，而是形成了包括勞動力、資本、基礎設施建設、制度政策等在內的多元化結構。
正因為如此，十九大提出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具體要求。明確不僅要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還要構建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
其次，對外開放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助推器，還與實現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擔當有關。從更高的層次看，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就必然要求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個與世界經濟聯動發展的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放經濟也是中國通過積極參加全球分工和治理結構體系，成為引領全球化發展過程的領跑者的助推器。
“一帶一路”引領新一輪開放的內在機理
在實踐中，助推器的作用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來實現。“一帶一路”提供了新時代國際合作和一個大國和平崛起的新模式。它通過其內在的合作實現“多贏”的機制，可以給全世界的發展提供“一帶一路”的紅利。這個機制的作用既符合現代經濟發展內在通過對外開放進行資源市場配置和比較優勢提升的要求，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現實途徑，從而奠定了它引領新一輪開放的基礎地位。這在十九大報告里關于“一帶一路”的新定位已有基本體現。
十九大報告里對“一帶一路”的定位，第一是從建設現代經濟體系的角度，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加強創新能力開發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這是從實體經濟活動的角度。第二是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提出促進“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這個詞是第一次出現。這兩條實際上就反映出“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者之間的聯系：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扮演好引領全球化的角色，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從“一帶一路”建設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是一個國際合作項目。參加合作的各方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和市場經濟規則，簽約履約進行項目合作建設，在獲得利益的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從這個角度觀察，“一帶一路”就是一種新型的國際經濟合作模式。可用供求結合的經濟學模型來說明。中國的供給要素有三樣：第一個是產能。通過40年的發展，中國有充足的產能，現在是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第二，有高中端的技術。以動車、高鐵為代表，還有港口、核電站、橋梁、高速公路的建設技術在全世界領先。第三，中國的外匯存款。最高時達4萬億美元，現在有3萬多億美元。這三樣是供給要素。
需求方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國30年來逐步完成了這個過程，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重走中國的這條道路來實現現代化，所以迫切需要基礎設施。這樣，就可以供給和需求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特定的國際合作商業模式，實現互利共贏。“一帶一路”倡議由此而生，所以“一帶一路”倡議是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
“一帶一路”并不限于沿線的65個國家。非洲國家本身很缺乏基礎設施，歐洲的工業強國這幾年苦于需求不足，增長乏力。法國有空客、核電，英國有創意產業，德國有工匠精神、精密機械，意大利有奢侈品產業。把它們的技術和中國的建設能力相結合，與中國的企業組成一個聯合公司，到需要基礎設施項目的亞洲、非洲國家合作搞建設，不但可以獲得多贏，中國企業也可以在合作中學到很多東西，提高效率。
更加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對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假設今后“一帶一路”建設每年有400億美元的投資，按照投資乘數1:5計算，那就創造了2000億美元的需求，就可以彌補全世界需求不足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這將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助推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經濟通過國際投資和貿易內在進行資源配置和結構調整機制，就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發揮作用，各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就得到了發揮和提升。這就符合對外開放的基本要義。
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角度來看。2017年12月1日，習近平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開幕式時發表的題為《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中指出：“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4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有關各國實現共同發展的巨大合作平臺。”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帶一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性作用。運用一個全新的國際商業模式，與世界各個國家進行項目合作建設，助推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有了一個具體對話和具體實現的平臺和紐帶。正因為如此，“一帶一路”既是關系到中國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的宏偉遠景，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國崛起的和平模式。它的這個內外聯動性質決定了它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用高質量開放實現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是抓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是基礎。用“一帶一路”引領新一輪開放的理論觀點就是在這個機理上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