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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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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近年來，圍繞著辦理準生證、落戶、買車、購房、拆遷、移民等問題，“假結婚”、“假離婚”現象驟然增多，而隨著中介的推波助瀾，甚至已形成一條利潤豐厚的產業鏈。
來自北京市民政局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6年，三年的結婚數均平穩保持在17萬對左右。而與此同時，離婚人數卻逐年遞增，2016年達到97600對，比2014年上漲73%。此外，2016年北京復婚數為22607對，比2014年上漲131%。盡管尚難以斷言這其中究竟有多少“假結婚”、“假離婚”，但數據異常的背后，必然有著各種復雜的考量、算計，上演著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劇。
“假結婚”的現象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初，面對嚴密的管制，一些青年不得已與外籍人士“假結婚”，然后實現出國夢想。其時百事猬集，讓人百感交集。
而大規模的“假離婚”現象，則至少發生在十幾年前。據報道，2005年8月，華北石油管理局出臺下崗再就業政策，規定雙職工都買斷工齡的，有一方可以上崗；離婚后的下崗職工等同于單職工，可以上崗，但以離婚證為準。此舉迅速引發眾多夫妻突擊辦理離婚手續。一名大學新生離家前，還硬逼著“離婚”的父母各寫一份保證書：“永遠相伴，不能分離……”
再往后，隨著城市化的勃興，與拆遷補償有關、與宅基地分配有關的“假結婚”、“假離婚”持續出現。到了2013年“新國五條”重拳調控房價時，為了獲取購房資格，“假離婚”現象更是司空見慣，一再挑戰社會規則、公共秩序與法律尊嚴。而眼下，隨著部分地區把婚姻、戶籍等與購房、購車資格掛鉤聯動，“一紙婚書”更是成了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獲取灰色收益的“敲門磚”。
“假結婚”、“假離婚”現象盛行，當然與一個時代的觀念價值變化、民眾的個性解放訴求有關。當下，隨著教育的普及乃至個體權益的張揚，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很多人的婚姻家庭觀念都淡化了。很多時候，家庭已不再是唯一的避風港，而婚姻也更多傾向于利益扭結而非完全是情感歸宿。
很難斷然判定這樣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么，這不僅涉及到對于傳統的重估、對于人性的認知、對于社會的理解，更關系到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等復雜的纏繞。何況，每一個圍城有每一個圍城的情況，每一個人又有每一個人的想法，這本身也是社會多樣化、包容性的呈現。但無論如何，過于草率、過于頻密的分分合合，不僅會影響個體，也會灼傷社會的穩定與秩序。
而當“假結婚”、“假離婚”現象與這個社會的制度體系相關，或者說，如果這種行為本來就是因制度而生、日漸滋蔓，并蔚成風氣的話，則需要反思與檢討的，就并非僅僅是那部分“投機取巧”的男男女女，而恰恰是政策與制度本身了。
華油職工為什么會“假離婚”？因為政策規定，有離婚證的就能上崗再就業。當民眾的生計遇到困難，而又只需要在婚姻的形式上做一些讓步時，如何選擇，似乎不難做出。畢竟，當時華北油田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有30000人之多，困居小城，一旦有一絲光打進來，怎么可能不拼力追逐？
同樣，基于控制房價這一宏大構想的“限購”政策，如果民眾能夠從中找到一點縫隙，可以買下二套房，或者在拆遷補償政策中，通過一些技術性的策略，多獲得一份補償，則必然會刺激民眾“假結婚”與“假離婚”的沖動。其他諸如落戶、孩子上學、購車上牌等等情由，均是如此。問題并不在于老百姓都蜂擁而去“鉆空子”，而在于政策、制度本身留下了“空子”。
以住宅限購為例，提高貸款門檻固然會堵住一部分“炒房客”，但同時也會封堵住更多的正當訴求。一項公共政策出臺，理應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然后定性，進而做出權衡。房價畸高，究竟是遏制正當需求更合理，還是控制供給，以及削減政府的逐利沖動更合理？無視地方政府的“地產驅動”、開發商的暴利訴求，而只是盯著老百姓追逐美好生活的訴求，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事實上，這也是幾乎每一次限購都效果不彰，反而進一步刺激了老百姓瘋狂置產的根源所在。即，政策本身就缺乏長遠考量，不具備連續性、貼近性，只會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到頭來，只會遭遇報復性反彈。而當中介機構加入其中，上下播弄、左右逢源，則亂象自然一瀉千里，不可收拾。
因此，政府應該做的，首先是出臺政策要多一些周延性，不要倉促草率。據報道，在南京“假離婚”案件中，有這樣的拆遷規定：“夫妻倆凡在民政部門協議離婚的，離婚必須滿五年以上，才能按政策以兩戶計算。”盡管制度貌似嚴密，但有一家法律服務所的工作人員卻幫村民到法院打離婚官司，因為拆遷政策中并沒有規定“在法院判決離婚不享受拆遷政策”。
此外，要盡快實現各種信息數據的打通，以封堵各種政策性漏洞。比如，公民的房產信息實現聯網并公開信息，盡管輿論吵吵了多少年，但進展依然緩慢，這顯然是有問題的。不僅造成了剛需、炒房難以甄別，也嚴重影響了反腐敗的進程。如果每一個公民的房產信息都可查詢，則施政自然就會有精準性、針對性，非但不可能“誤傷”民眾，也不會刺激民眾“投機取巧”。
而根本之策，則在于公共政策要真正體現公共性，既要“參酌民意”，也要“查漏補缺”，從而釋放對民眾的善意。為什么總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畸變？根源就在于某些政策并非基于對現實的深刻了解，也沒有反映市場的真實情況，而不過是“等因奉此”的產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