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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戶為主”的模式下，從業者素質低，用藥隨意，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按照食安標準改善養殖環境，積極應用新技術。

　　新京報記者探訪京津冀地區的部分魚塘，發現這些魚塘管理非常混亂，簽訂承包協議不需要備案及監控。養殖戶還自曝，為保證產量，會在養殖過程中加入各種獸藥和抗生素，他們自己都不吃魚塘的魚。

　　水產品的安全，超市只是處于末端的環節，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追根溯源，從養殖環節入手。

　　毫無疑問，目前的水產品養殖，管理基本在失控狀態，水產養殖業濫用藥物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新京報記者的調查只是揭開了冰山一角。

　　之前，央視有報道也披露，“有地方水產養殖，一瓶一瓶的抗生素往水里倒，抗生素直接進入水體。”

　　水產養殖業濫用藥物，人們食用這些水產品后，藥物殘留會在人體內蓄積，最終引起致癌、致畸、致突變等健康危害。不僅如此，大量藥物被投入水體后，加重水體污染，又需要再添加更多的藥物，以防止魚類患病或死亡，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那么，水產業濫用藥物的“傳統”是如何養成的？這主要是水產養殖“散戶為主”的模式所決定的。

　　我國從事水產養殖的人數龐大，超過500萬人，其中八成左右都是散戶，這些養殖戶的水面養殖面積少則三五畝，多則十來畝。而在國外，一般水面養殖的面積都在數百畝甚至上千畝之多。

　　“散戶為主”的模式下，從業者素質低，用藥隨意，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按照食安標準改善養殖環境，積極應用新技術，如在國外，水產品養殖中預防疫病，多使用水產品疫苗而非抗生素，這在國內遠未得到重視。

　　作為政府監管部門，面對規模龐大而分散的養殖戶，執法力量捉襟見肘，難以對每一塊養殖水域展開監管，對每戶的用藥情況進行跟蹤，建立起完整的水產品安全的追溯鏈條。

　　因此，在我國的小農經濟散養模式下，養殖戶難以向市場提供安全、可靠、放心的魚。

　　所以，扭轉水產養殖業的混亂局面，保障水產品安全，必須推動水產養殖的規模化，產業化。只有產業化，才能專業化，科學用藥，進行水產品疫病防治。監管部門才能集中力量有效監管，實現水產品安全全程可追溯。所以，“超市活魚下架”當成為推動水產養殖產業化的一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