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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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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發生了一起東北虎致游客傷亡事件，趙女士在東北虎區下車時被老虎咬傷，其母下車營救時被老虎撕咬致死。近日趙女士通過媒體發聲，對于動物園拒絕擔責且僅賠償定損的15%感到不滿，將提起法律訴訟。(10月16日澎湃新聞)
現在雙方各執一詞，趙女士方認為，野生動物園履行安全告知義務上還顯不夠，巡邏員未下車施救，現場沒有麻醉槍等設備，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主要責任，其提出了274萬元的賠償要求。野生動物園一方則認為，自己已經履行了充分的安全告知義務，安全保障措施也是到位的，政府調查組也有了“不屬于安全責任事故”的結論，因而他沒有法律責任，只愿意在定損的基礎上，承擔15%的道義責任。目前對趙女士母親死亡，雙方共同定損為124 .5萬元；對趙女士的受傷，雙方未形成一致定損，趙女士方主張159萬元左右，動物園主張75.4萬元。按照園方的說法，我計算一下，應該是只愿承擔約30萬元的道義責任。雙方差距也太大了。
根據雙方披露的信息，我在此斗膽預測，園方絕不能推脫得那么干凈，并非只有道義責任沒有法律責任，其確定存在一定過錯，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賠償責任。
首先應明確，趙女士購票，動物園提供服務，雙方之間確實形成了游園服務合同關系。但這種由《合同法》確立的服務關系，只限于一般層面———只要購票即應允許游園，未讓游園即應退票并賠償損失；購票不游可依約不予退票，損失由游客自負等方面。至于發生了野生動物傷人事件后的責任，則不是游園服務合同所能闡明的，而應由《侵權責任法》進行規制。
侵權責任一般實行“誰主張，誰舉證”，即原告主張被告侵權，應由原告證明被告有過錯應擔責。但法律也規定了少數例外情形，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主張被告侵權，由被告證明自己沒有過錯，證明不了即擔責。動物園的動物侵權即是如此。《侵權責任法》這樣規定：“動物園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園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第81條)。也就是說，法律在此首先推定動物園管理者有過錯，直接令其擔責；然后又規定動物園作為被告可以證明自己管理上沒有過錯，來推翻法律的推定。舉證責任上實行的正是“原告主張，被告舉證”之倒置規則。動物園免責的法定情形是唯一的，即證明自己“盡到了監管職責”。
具體到本案，趙女士方主張園方侵權應當擔責，依法不由原告趙女士方證明園方有過錯，而應由被告園方證明自己盡到了管理職責，沒有過錯，才不承擔責任；園方證明不了自己沒有過錯，就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當然，趙女士方雖沒有舉證義務，但有舉證證明對方有過錯的權利，其行使了這一權利就會大大增加園方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難度，令其完成不了舉證責任，承擔敗訴賠償的風險。
本案中園方稱，東北虎園內有11塊安全警示牌分布于游覽線路沿途兩側，間距30到100米不等，履行安全告知義務似乎很充足了。但趙女士方提出，當時雖然簽訂了協議，但園方的檢票員并沒有特別提醒趙女士方注意“自駕車游覽六嚴禁”的規定。這恰恰提醒了園方，應在此多盡些提醒義務，事后園方在新修訂的協議中，三個條款下畫線并加粗，進行了改進，實際上等于間接承認了安全告知義務上還有些許不足。
園方又稱，其巡視員事發時就在園內，見到趙女士下車就用喇叭喊話，讓她回到車內；老虎襲擊趙女士后，巡視員立即啟動巡邏車趕到山坡下，同時用設備呼叫隔壁兩個園區的巡邏車也趕過來，似乎盡到了安全保障職責。但趙女士方提出了園方沒有配備麻醉槍、獵槍等設備，安全保障不到位。園方僅稱“麻醉槍、獵槍等屬于國家管制器具，有嚴格的管理和使用辦法”是不夠的，還需證明獲得它們來保障游園安全存在法律上的障礙。而《槍支管理法》明確規定：“野生動物保護、飼養、科研單位因業務需要，可以配置獵槍、麻醉注射槍。”可見，園方未配備獵槍、麻醉槍等，“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如此危險的游覽項目，不作這些必要的裝備配備，確實難以說“盡到了管理職責”，進而難以為自己開脫免責。
毋庸否認，趙女士作為成年人，明知猛獸區的危險性而擅自下車，自身過錯很大，但園方將自己的責任開脫得干干凈凈，法律上的理由也不那么充分；所謂政府組織的調查組也認定其不屬于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也只是其不承擔行政責任的依據，而其民事責任的有無和大小，有賴于法院根據雙方的舉證情況和舉證規則作出認定，讓我們共同期待事件的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