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已經成為了施壓特大城市的一把“利劍”。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提出了要嚴守人口總量紅線,積極推動“人隨功能走、人隨產業走”,不斷降低中心城區人口密度。北京稱,到2020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礎上下降15個百分點左右。
《關于北京市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上半年執行情況的報告》指出,盡管北京市2016年上半年常住人口增量、增速較上年同期均有所降低,但總量仍持續增加。從全國的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人口增長概況看,由于就業機會、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優質資源相對集中,深受流動人口青睞,因此,要想在短期內完成人口的調控目標,任務十分艱巨。因此,積分落戶政策就成為這些城市的必然選擇。
在國外,類似積分落戶或者附著在戶籍登記上的管理內容也不少,但基本上不限制遷徒自由。不過,即使在美國等一些國家的城市,也有居住資格的限制,這個居住限制和居住貢獻有關。
金德鈞認為,回顧我國的戶籍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歷程,不論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還是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農民進城打工,或是今天的全面取消農業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這都是黨中央、國務院根據我國不同歷史階段所做出的政策決策,也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改革與完善是歷史必然。
印度著名農經學家、印度“綠色革命”建構人斯瓦民納森說:“中國人對農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之間的就業創造有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印度到處充斥著都市貧民窟,無地的貧民飄移到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過著最窮困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還有,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在2007年啟動的《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研究課題,將隨著二元戶籍體制的終結,而完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所賦予的歷史使命。盡管在統計上將不再出現兩種口徑的城市化率,一種叫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另一種叫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但由于二元戶籍體制所造成的中國特有的半城市化現象仍將繼續存在。例如2014年4月19日發布的《2012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戶籍城市化率為35.33%,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2.57%,相差17.24個百分點,涉及人口達2.32億人。
孫中山先生曾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以取消農業戶口的戶籍制度改革,剛剛拉開中國城市化進入提質時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