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澳門、香港、上海、漢口是中外條約體系下“因商而興”的城市化,北京、開封、洛陽、西安是中國集權體制下“因官而興”的城市化,那么遍布臺山的僑圩城鎮網絡,是一種典型的“因居而興”的城市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英美郊區化的時代,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想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英國美國的農民先“轉業”、再“搬家”,從農村奔向工廠轉業為產業工人,隨著城市環境的污染擁擠再奔向郊區選擇更適宜的居住環境。恰恰在這個時候,美國自1880年代到1940年代的《排華法案》令在美務工的華僑無法實現“my house my car”的“美國夢”,不得已將本應在美國郊區置業安家的積蓄匯回大洋彼岸的故鄉,在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遠低于美國的臺山家鄉置產興業,工業化的美國拉動城市化的臺山,引出了臺山百年前農民上樓為特征的城市化。
嶺南的“圩”,是 “墟”字簡寫,相當于北方的“市”或者“集”。北方人說的“趕集”在嶺南叫“趁圩”。華僑返鄉建房,可以在田野中建起離群索居的碉樓,可以在華僑新村中買一塊宅基地建中式的大宅,還可以通過股份集資的方式在新市鎮聯排的騎樓中按照自家的審美偏好建一座兩層的洋樓。這種由華僑聯合建成的新市鎮就叫僑圩,臺山擁有數量最多、面積最大的僑圩。臺山電視臺臺長伍國堯堪稱是一部臺山活地圖,車行鄉道、路窄會車的時候,他一打方向盤就會帶我們多看一個行程計劃外的僑圩,據他說臺山現存僑圩還有近百座。
由于上樓的愿望和僑匯資金來源自于民間,每一棟洋樓的風格都是各個家庭自主的選擇,這樣就會在統一的聯排中看到形式各異的建筑,看到千千萬萬家庭不同的審美偏好,因而表現出豐富多彩的活力。
這些僑房大多數都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建成的,在那短短的二三十年時間里法術一樣變幻出一座座僑村、一座座碉樓、一排排騎樓和一個個漂亮的僑圩。其規模和速度完全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人口輸出地城鄉建設高潮的先驅。
與今天東莞、深圳大量農民工“半城市化”相反,百年前臺山是大量務農僑戶搬家小城鎮、住進洋樓洋房、享受市政服務的“過度城市化”。其實“半城市化”和“過度城市化”是一件事情的兩面,說明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不是農村,不是農業,而是來自于遙遠的工業地帶。無論是百年前臺山住上洋樓的僑眷,還是今天在中國內陸地區走進縣城、住上新房的留守人群,他們自己雖沒有直接參與到工業化的過程,但是他們的親人,遠在他鄉打工的華僑和農民工,由于融入了工業革命后城市經濟體系而獲得了遠高于在家務農的收入,支持了家鄉親人將自己的生活水準漸漸接近于城里人。
臺山博物館中間陳列著華僑在北美用過的鐵銑、鎬頭,用這樣的工具在家鄉務工絕對掙不出一棟洋樓,說明北美作為后西方最先進的經濟體,其效率遠高于當時的中國,正如今天珠三角的效率遠高于中國內陸省份。今日中國農民工尚不能完成“市民化”,不能享受城里人的醫療教育住房等等福利,不僅有二次分配的原因,也說明僅僅依靠模仿先進文明取得的紅利也在邊際遞減。
臺山的城市化是城市非基本功能也就是消費功能的發育結果,消費可以拉動經濟,但僅僅是拉長本地經濟內部的波及效應。城市的發展根本還是要依靠基本功能,也就是服務于城市以外人們的功能。臺山從農業社會進入城市消費社會,依賴于美國工礦城市的基本功能。一旦相互聯系切斷,城市化的衰落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