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華社的一則報道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城鎮化方向的熱議。文中提出這樣的披露這樣的現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迫切希望加速發展,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這些規劃能容納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新城,誰來住?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規劃能容納全世界近一半人口!
我一直關注和研究中國城鎮化有關問題。中國目前正經歷著全世界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而伴隨著這個進程,中國也正經歷著全世界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造城運動。近些年,造城運動在各地大規模地、狂飆突進式地展開。一個中等省份,可以規劃100多個新城,可以規劃幾百個工業園區;一個大城市,可以規劃建設20個新城、新區、新鎮;一個三四線城市,規劃建設三四個新城、新區、新鎮不在話下;一個縣城,總會有一兩個新城、新區、新鎮,建三四個工業園區。一個新城動輒規劃十幾、20、30平方公里。問題是人從哪里來、地從哪里來、錢從哪里來?
地方政府為何熱衷于造城運動?
為什么各地方都熱衷于大規模造城呢?我在2011年寫過《說說“土地財政”》的短文,2013年接受采訪時我也談到“勿將城鎮化等同于房地產化”的觀點。我覺得,造城運動與“土地財政”有著直接的關系。
“土地財政”是為一些經濟學家和業內人士最為詬病的詞匯,它被認為房價升高且居高不下而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罪魁禍首,被看作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政績導向甚至官員腐敗的代名詞。原來,我對土地財政也是深惡痛絕,認為它惡貫滿盈。但是我經過深入調查和思考,對它有了許多的深層的東西。
我有好多擔任地方官的同學朋友,在我們交流過程中,我得到許多坐在辦公室里不能理解的信息。我的這些本來學者出身很儒雅的同學朋友,他們感慨地說,沒當官之前,也對土地財政不感冒、不認可。身在其位后,對土地財政有了切實的理解。他們說,不管誰來做這個官,你要想干點兒事,有些政績,有些作為,為老百姓做些實事,也得去賣地,沒有更有效的辦法。最起碼的,跟你干活的那些公職人員開資你得管吧。
和同學朋友的這番交流,引發了我深深的思考。
土地財政,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屬于預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財政。中國的“土地財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創造財政收入,也就是說通過賣地的土地出讓金來滿足財政需求。近年來,各個城市建設熱火朝天、大干快上、突飛猛進,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其奧秘就在政府通過經營城市,積聚了大量建設資金。而經營城市經營什么?最大的經營對象就是土地。
在經營土地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之命脈在于土地出讓收入,因為這種模式,推高了地價并造出了一個個地王,同時又反作用房價,形成新的房地產泡沫。實體經濟發展速度低于房地產的發展速度,房地產泡沫對整個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都將產生嚴重毒害。而且制造業利潤下降,有些行業利潤少得可憐,利潤“比刀片還薄”。所以好多制造業者也去建房,也去炒房,自己主業不被重視了。同時,土地財政使地方政府的收入過分依賴房地產開發商。開發商處于天然壟斷地位,他們有必要也有可能大肆抬高房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國式的房地產泡沫。還要看到,土地出讓收入由本級政府“自收自支”,長期缺乏收支規范與監督機制。土地財政極易變成“土地尋租”,公款化為個人“灰色收入”的現象屢見不鮮。
房價居高不下背后:中央與地方的博弈
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房地產將是一個導火索。而房地產問題,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問題。所以說,房價居高不下的背后,有著地方利益的支撐。中央政府希望房價越低越好,地方政府希望房價越高越好。如果說,美國次貸危機是華爾街銀行家的幕后黑手的話,那么中國的高房價地方政府是重要推手——很簡單,地方政府愿意房價高,這樣土地出讓金高,摘牌的多,收益就大。我們可以去查一查幾年前一些城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上面會有一條:經過幾年的城市建設和會環境改善,我們城市的土地價值得到了提升,房價由4000元已經升到7000元。當時的理念就是這樣,政府重要政績是把本市房價提升起來,那樣土地就升值了,城市經營就好了。
房價,以及背后的地價,實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希望房價更平穩、更理性,地方政府是不能承受房價下跌的沖擊的。土地出讓金關乎地方的腰包,有些地方政府靠著“賣地”為生,其中土地直接稅收及由此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甚至一半以上;而出讓金凈收入,又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一些中小城市甚至達到80%、90%。不賣地,地方政府就沒錢運轉。
所以說土地財政、房地產財政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導向之一。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到政府收入的最大部分,沒有這部分,好多事情做不了,好多人工資都開不出來。這兩年,“招拍掛”沒人摘牌了,地賣不出去了,好多城市城區政府,連公務員的工資都要借錢來發了!
土地財政到了這樣地步,所以房價調整、宏觀調控不易奏效。因為中央希望房價越低越好,地方承受不了房價下跌的風險。而且地方政府現在處境也很艱難——房價不下來,對中央交代不了;如果下跌了,對開發商、對先期購房者、對招商引資對象也交代不了。所以最近各地出現了很熱鬧的場面:本地出現了房價小幅增長,漲幅環比上漲0.20%。那我就問了,用環比,為什么不用同比?漲幅零點幾個百分點,那幾乎不是等于只漲了不超過十元錢,還用作為新聞傳播開出去嗎。
現行財政制度催逼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財政?
地方政府頑固堅持土地財政,這里面有更深層的東西。說白些,是被逼出來的,嚴重點兒,叫“逼良為娼”。為什么?現行財政制度使然。分稅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而地方政府只有“另辟蹊徑”大搞土地財政,雖說中央會通過稅收返還等形式把相當一部分財政收入返還給地方,但這種隨機性可想而知,就某個地方政府而言,稅收返還不易看作是長期穩定的財政收入;就深層原因來說,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機制一直是以“GDP為綱”,如此引導的結果必然是投資沖動極強,因為它馬上見效,“立竿見影”。
中央財政把絕大部分抽走了,地方財政捉襟見肘,財力有限的很,公職人員,特別是公安、教師等工資開資都不夠,還搞什么民生工程、公共服務啊?!地方政府嚴重地缺錢,必然從土地財政上獲得他的補償。所以想干點事情,只能從土地上找出路,你說地方財政不難嗎?網上流行段子“中央財政亮亮堂堂,省級財政喜氣洋洋,市級財政勉勉強強,縣級財政水水湯湯,鄉鎮財政哭爹喊娘”就是各級財政狀況的寫照。真正接觸民生的是基層,但基層財力太有限,難以維系。這樣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就不難解釋了。換句話說,誰當市長,都得這么做,別無他法,不是人的覺悟問題。
如何解決中國城鎮化泡沫化問題?
在1994年我國財稅體制改革之前,中央財政收入只占總財政收入的22%,地方占78%,現在中央收入占50%多,地方收入占40%多。現在制造業、實體經濟經營乏力,利潤“比刀片還薄”,搞一種工業項目沒個十幾年很難出成效。這種情況下,不賣地,不造城,地方財力如何保障?
所以,解決中國城鎮化的泡沫問題,克制大規模造城運動,一方面財稅體制改革必須跟進,實施財稅體制體制機制創新,解決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的劃分問題;同時在貧富地區、沿海和內陸地區、資源枯竭城市和其他地區實行差別化的財稅政策。另一方面,樹立理性的政績導向,明確科學的城鎮化方向,創新地方官員的考核機制。這些將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要治標,更要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