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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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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章林：中國以老養老銀族創新工程課題組副組長、中國正信集團監事會主席
近來，中央一些文件特別強調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就是說，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差別將逐步縮小，戶口遷移將隨著人們生活或工作的需要減少控制。這不由勾起我的許多回憶。
50年代：戶口從市區遷到鄉鎮
我生于1954年。在那個年代，對戶口的遷移管理并不十分嚴格，我的一些同學和親友的家庭，就是在那個年代或由農村進入城市，或由城市進入農村，“遷徒自由” 寫在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中并作為公民的一種權利。很幸運，我就是那個年代出生在廣西桂林市。
當年，桂林市還是桂林地區行政公署的駐地，我父親是行署機關的一名干部，他一個人的工資就足以養活全家7口人。照今天的話來講，我母親當年是“全職太太” 。不過，當我記事的時候，母親己經離開市區，到24公里外的雁山公社水泥廠當車間主任，父親也因為歷史和現行問題被下放到雁山以南10來公里的六塘中學當總務主任。半年后，他被打成右派兼歷史反革命送到柳州新興農場勞改。桂林城中只留下了我尚在讀中學的兄長，我和兩個姐姐隨著繼奶回到了老家良豐街，戶口也由市區遷到了鄉鎮。雖然不是農業戶口，仍屬城鎮戶口范疇，但處于郊區的城鎮戶口要想再遷回桂林市區，確非易事。
良豐，距桂林市區22公里，如今桂林的許多大學都搬到了良豐，這里還是雁山區政府駐地，十分繁華。但在1958年，良豐還十分偏遠和貧窮。記得當地每家都集中到“公共食堂” 吃飯，我隨繼奶要繞過一座鐵橋到對河的食堂打飯，返回途中要在鐵橋頭歇下來，每次我都會掀開菜籃說：“奶，我今天是偷點你的飯吃還是偷點我的飯吃？”繼奶總是笑呵呵地說：“孫子啊！隨你偷！”后來，食堂合并到了雁山街，就由我隨大姐每天兩次到兩公里外的雁山街食堂打飯回良豐，返回途中，我大姐也會讓我“偷” 點飯萊吃。不久，繼奶病逝，我和兩個姐姐隨母親住進了雁山水泥廠的茅草房。再后來，水泥廠撤消，母親就以雁山為中心，在公社食堂當炊事員，到良豐農場一隊當農工，到公社蔬菜隊當農民，到雁山基建隊做建筑工……在那個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是饑餓，我家可以將我在公社幼兒園分到的兩根豬骨頭熬到不剩一點骨渣！二是搬家，一年搬幾次家已是常態！
那時，我感到城市離家十分遙遠，能生存下來是第一重要的事。
60年代：戶口從城鎮遷到學生集體戶口
我對戶口的最初印象是在1963年春節后的一個晚上，剛度過饑餓之后的雁山街在街委會重新登記戶口，我那時正讀小學一年級，碰巧湊上這份熱鬧，也碰巧見我二伯父在對登記的民警說，“我家老四的小仔就寫丁小狗得了！”我父親排行第四，他有三個兄長，四兄弟在解放前生的五個兒子按“仁義禮智信” 排列取名，我胞兄排行第五就叫丁章信。只有我這個男孩是生在解放后，不再搞排序，父母因我生在桂林給我取名“丁章林” 。二伯父不知道，信口給我取了“丁小狗” ！我一聽急了，但不敢與二伯父辯駁，忙跑回家帶著哭音跟母親說！母親也急了，跟著我跑到街委會，笑著對二伯父說：“二哥，老四的小仔叫丁章林！讀書就用的這個名字！”二伯父有點為難，“我都報給警察寫上了！”這位警察很好講話，“就按讀書的名字重新登記！叫丁小狗也太難聽了！”在眾人的笑聲中，警察翻出我家戶口登記底冊，劃去“丁小狗” ，寫上了“丁章林” ，還在上面蓋上了一個小方紅印，以示更改合法。但我懸掛的心，直到領到新戶口本，見上面真寫著“丁章林” 時，才落地！
待我真正長大時，才懂得這次戶口重新登記的重要意義：不僅關系著我是否有一個能叫出口的姓名，而且還關系到我全家的生存——我家是被劃為“非農業戶口” ，而生活在雁山公社的絕大部份人都是“農業戶口” 。我家為什么能得到“非農業戶口” ，也許與我母親當年在公司食堂當炊事員有關。雖然我家戶口是核定居住在遠離桂林市區的雁山公社雁山街，但仍像城市人口一樣，每月都有定量的糧油供應，享受城鎮人口待遇。這在當年，至關重要。
我真正對出生地桂林市有印像是在1964年。那時，被勞改6年的父親剛回到雁山街上，與母親都在桂林市建筑工地做臨時工，我兄長領著我到父母工地住了幾天，帶我看了電影，在市少年宮愉快地玩了半天。此后，我到桂林的次數就多了。但印象最深的還是1965年的農忙假，因為掏不出5角5分的公共汽車票錢，我們兄弟倆步行24公里到母親所在的工地。為抄近路，我們壯著膽子走過橫跨小河的水渠，水渠面寬不到20公分，長有十幾米，萬一失足就會掉到距渠高7米多的小河，結果可想而知！至今回想起來，我還心生寒意！
1966年初夏，文革開始了。也在那一年，母親將我從雁山小學轉到了距離父母工地不遠的桂林市區大慶路小學（如今恢復原名觀音閣小學了）。遺憾的是，小學期間就沒正經上過幾天課，1967年畢業的時候連班上的同學都認不全。直到1968年的冬天才按區域劃片把我分配到桂林五中讀初中。這是一個動蕩并禁錮的年代，我的家庭一下子被劃分成了五塊——根據“我們也有兩雙手，不在城里吃閑飯” 的口號，雁山街的城鎮居民全部要下鄉當農民，由于父親戴著右派兼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只好回到祖籍湖南鄉下當農民，躲過批斗的進一步升級，因我有一個堂侄在祖籍當大隊書記；母親和胞兄到離雁山4公里的大埠公社當農民；大姐因是技校生，幸運地分到桂林市區工廠當學徒工；小姐初中畢業下到臨桂縣當知青（農民）；雁山街戶口本上剩下的我，被遷到了五中的學生集體戶口本上。
桂林五中有近千名學生，住校生不到30人，我是其中之一。待到周六學校放假，20多人的男生宿舍里就剩下我一個人。家中惟一有工資收入的大姐用每月僅有的20來元，肩負著她和我的生活費。常環繞在我頭腦中的是如何解決吃飯問題，實在沒心情讀書上課。好在那個年代也不認真教學，而且學農學工學軍的日子還特別多，動不動就打起背包出發。熬過一年多初中畢業，由于不滿16歲，我沒被安排上山下鄉當農民，而是直升高中。我賴在母親和胞兄插隊的農村不進城，天天釣魚摸蝦，既能改善生活，又充滿樂趣。但母親不放任我自流，找到五中講情，班主任很好，給了我最高助學金每月6元。這樣，我又回到了校園，僅領了一個學期的助學金，就因為自尊受到傷害，主動申請取消了。
當時政策略有寬松，母親和胞兄帶了一些農民進城搞建筑，手頭總算有了一點現金，生活稍有了一些改善。我經常找出種種理由請“霸王假” ，在他們的工地上打些短工，掙點零花錢。由于學習成績不錯，加上學校管理也不嚴，高中順利畢業。至今想來，我的全日制就讀加起來也就7年。
70年代：從黑人黑戶到兩個戶口
高中畢業也沒逃過上山下鄉當農民的命運，我被分在良豐農場當農工，但我沒有服從分配，跑到母親和胞兄當農民的生產隊去當知青了。也因此，學校將我的糧油關系遷出懸掛有6年之久，并卡住我的戶口長達4年，當年知青下鄉的一應補助我也都沒有。但我當時顧不得在乎這些，已經到最底層當農民了，戶口對我有何用？！當年，只要有生產大隊證明就能外出務工，而我在生產隊如魚得水，干了不到一年的農活就讓我帶著青年農民進城搞建筑副業。由于我有搞建筑當泥工的底子，第一次當頭帶農民承包工程，就自報4級泥工并順利過關，領到了每天2.13元的工錢（如要得到口糧和工分，每月要交給生產隊30元）。
由此以往將近三年，我跑遍了桂林周邊的城鄉村寨，泥工木工油漆工樣樣拿手，在插隊的大埠公社小有名氣！1975年，農業學大寨要搞農業機械化，公社把我安排在公社農械廠搞農機研制，每月發我33元工資，這是我第一次領到固定工資，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對農機一竅不通，只好開了農械廠介紹信到桂林圖書館辦閱覽證自學。沒想到農械廠是公社的，級別太低不給辦。我找到大姐叫她在她的國營工廠開一張證明，就這樣，我用大姐丁章華的姓名，附上我的照片辦了一張閱覽證。泡在圖書館一個多月，我自學了農機知識并結合實際繪制了全套圖紙，提出要搞全市第一臺用手扶拖拉機做動力的動力脫粒機。這一建議不僅得以通過，后來還真讓我成功制造了出來，轟動一時。借此，我還學會了車、刨、磨、銑、鉆等機床的使用，技多不壓身啊！
此時，父母和胞兄得到將戶口重新遷回雁山當城鎮居民的政策落實并回到基建隊搞建筑。我想，我已在農械廠工作，就到學校申請將戶口遷回雁山街，以便將懸掛多年的糧油關系落上。桂林五中很痛快地給我開了戶口遷移證，但這次碰上的警察沒我當年改名時的警察好說話，要我補辦的手續很多，忙了近一年也沒能在雁山街落戶，沒戶口自然落不上糧油關系。在那個年代，沒有糧票油票，光憑錢是買不到米和油的。此時，我真成了黑人黑戶。
城市與戶口，都不屬于我了！
人的命運往往在瞬間得以改變。這句話，也許很多人不信，但我信！我這人自小就興趣廣泛，其中，寫作和無線電愛好始終伴隨著我的成長，并多次改變我的命運！一次偶然的機會，因為共同的無線電愛好（其實也就是業余安裝收音機），我認識了雁山派出所一個姓秦的警察，當他得知我的戶口沒能落戶時，很隨意地說可以給我辦好。不到5天，他真辦好了。事隔多年，我總算是有了戶口，但糧油關系還是沒能在糧所落上，因我的糧油遷移證是1972年開的，超過一年就過期了，得重新補開。這是在1976年，一個改變中國的年代。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還爆發了舉世聞名的唐山大地震，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這都是全黨全國全軍全民要參與的大事，這些大事往往湮滅了個人的小事。
雖然糧油關系沒落上，我個人的命運卻發生了變化。由于桂林市城區一位領導看中我的寫作能力（自1975年起，我開始業余寫作電影劇本并給電影廠投稿），將我安排到桂林市紅星城區公社政工組當政宣干事（如今的桂林市秀峰區政府）。總算可以把戶口遷進城了，我高興地找到秦警察，他立刻給我開出了戶口遷移證，還告訴我糧油關系干脆回到桂林市再補辦。就這樣，我在1977年6月有了桂林市區戶口并開始當政宣干事。沒到3個月，就出大事了！當年做政工干事要進行嚴格的外調政審，坐在我辦公桌對面的政工組組長是參加外調政審人員之一。他說，我的問題不僅父親是右派兼歷史反革命（我父親1979年春得到平反、恢復工作并作為老干部離休），主要問題在于我有兩個戶口。原來好心的秦警察忘了注銷我在雁山街的戶口底冊，而我在桂林市又有了新的戶口，從無戶口到有了兩個戶口，這是人生難得的奇遇，也因此，秦警察受到了批評，我的轉干泡湯，雖然還從事政宣工作，只讓我成為集體職工，屬于以工代干！
受此沖擊最大的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首屆考試，整個秀峰區只有10人上線，我是其中之一。其他9人都上了大學，惟我例外！后來上線的人太少，又補給秀峰區十幾個上線名額，他們都去上大學了，我還是無緣（我后來是讀“五大” 得到大學文憑的）。當我辦好1978年第二次高考證時，一位參加高考政審的青年同事再次提及我父親問題以及我兩個戶口的問題，他說，你考得再好也難通過政審上大學！我氣得沒參加第二次高考，約上兩個同事，打報告離開機關，創辦了桂林市第一家無線電服務部。直到1982年，我已在桂林地區文化局當創作員（俗稱專業作家。我于1980年底因自由投稿連發3篇小說和1部電影劇本被桂林地區行署1981年破格使用僅有的兩個國家指標招收到文化局工作）。當時有個文件說，1977年恢復高考首屆成績上線但未能進入大學的考生可上調一級工資，文化局一位副局長帶我到市教育局查我當年高考成績，發現我當年的平均成績是64.5分！這個成績連教育局管檔案的干部都驚異，“當年平均考50分的都可以上大學。你怎么回事？！”我只能是苦笑，“漏銷了一個戶口！”這話能讓人信嗎？！后來，我才得知，戶口問題的最終責任并不在我，真正原因是派性！要我到城區工作的領導與管我政審的領導是不同派別，我只是個犧牲品！好在戶口之禍并沒有阻擋我的成長，我不僅重新尋找到出路，事后還得到多加一級工資的補償。也就是自1977年6月開始，我有了理應屬于我的城市戶口，隨著工作的需要，在不同的城市自由遷移。
我受累于戶口也得益于戶口！戶口曾使我遠離城市在鄉村受到磨難，但最終得益最多的還是我自己，不僅促進了我的成長與進步，還讓我成為了桂林五中畢業生中的第一個博士和第一個教授！
呵呵……我的戶口我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