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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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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國經濟理論界，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觀點，那就是認為居民消費不足是我國經濟增長長期面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們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國居民消費率持續走低，表明目前擴大居民消費仍面臨很多困境，尤其是居民偏低的收入水平以及較低的社會保障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熱情。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居民消費率偏低，不能有效拉動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目前不景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些對中國經濟消費不足的論述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許多人把當前的所謂“消費不足”，理解為消費疲軟、消費能力差和消費水平低。
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情況卻與這些理論分析完全相反。近年來雖然從統計數字上中國的消費率持續走低，但是中國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不但沒有萎縮，反而在各個消費領域不斷蓬勃高漲，在一些領域幾乎呈幾何級數增長，甚至根本沒有受到這兩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影響?，F在全球都公認中國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消費大國，無論是工業產品、消費產品、大宗產品還是奢侈品，甚至旅游產品，中國消費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消費市場。而這種中國居民消費能力和水平的巨大增長，恰恰就是近十多年才突顯出來的。
在我看來，持有這種理論的很多人混淆了兩個基本概念，那就是消費率和消費增長率，把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
所謂一國的消費率或居民消費率，所指的是整個消費或居民消費在GDP中與投資、凈出口相比所占的比率。它反映的是GDP的結構。當我們講到消費率高或低時，主要是指消費所占比例相較于投資所占比例和凈出口所占比例而言的“高”和“低”。近年來中國的消費率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投資率在持續走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采取了增加4萬億投資來救經濟的政策，使得GDP中的投資率更加明顯上升和消費率更加明顯下降。由此可見，這里的消費率高低與實際發生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上漲衰退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并不是真正衡量實際消費能力和水平的指標。
消費增長率（又稱為家庭消費增長率）則不同，它是對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年增長率的統計數據。由于它統計的內容是每年居民購買所有貨物和服務（也包括耐用品，例如汽車、洗衣機等，但不包括住房）的最終支出，因此可以說，這個指標才是衡量每年國民實際消費能力和水平增長或衰退的恰當指標。
據統計，中國從1990年到2010年這二十年間的消費年增長率達到8.64％，舉世無雙。同期世界經濟整體消費的年增長率只有不到3％，另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大國印度年增長率也只有5.8％。另有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消費增長率為7.53%，除低于印度的7.84%外，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這就印證了為何近年來我們國家能夠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更令人費解的是，很多強調中國消費率低的論者，總是喜歡拿中國的消費率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他們認為，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目前世界低收入國家居民消費率平均達到75%，高收入國家達到62%，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57.5%，全球平均為61.5%。中國的消費率不但低于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國家。
事實上，GDP中的高消費率或者國民經濟中第三產業占比高，并不一定就是高經濟水平、高生產力的表現。落后國家工業發展水平低，在它的國民結構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比例都可能會高于第二產業，GDP結構中消費率也會高于投資率。只有當一個國家進入高速工業化階段，它的GDP結構中投資率才會不斷升高，它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比例也會大大超過第一產業，同時也會超過第三產業。那么為何發達國家現在的第三產業比例又遠遠超過第二產業，在GDP中投資率也占比也較低呢？是因為它們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大量勞動密集的制造業已經通過全球化的產業轉移轉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了，而它們自己則在全球價值鏈的頂端，掌握著核心技術和資金，掌握著全球領先的高端服務業。它們的高消費率和低投資率以及高第三產業和低第二產業，與那些落后國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而我們國家目前則仍處于高速工業化階段，所以我們的投資率高于消費率，我們的第二產業比重仍然很高，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
在時下有關擔憂我國消費率偏低的眾多理論中，我認為還有兩點值得研究：一是中國的消費率是否真的這么低？二是中國投資率的偏高是否表明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了？
現在已經有學者指出，中國消費率如此之低，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國的居民消費在國民經濟核算中被大大低估了，主要是在統計中對居民的住房消費大大低估了。我很同意這個觀點。
我剛才已經提到，在對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年增長率進行統計時，包括了每年居民購買所有貨物和服務（也包括耐用品），但卻不包括購買房屋的支出。而眾所周知，這恰恰是中國居民最大的一筆消費支出。為了在統計上能夠把居民住房的消費包括進去，在現有居民消費支出統計中有一項叫居住消費，包括所有租房者實際付出的租金以及自有住房者的虛擬租金。而統計部門在計算自有住房者的虛擬租金時，長年不變用的是房屋的造價（城鎮每平方米2000多元、農村600多元）乘以一個折舊率（城鎮住房是2％、農村是3％）。顯然，這種理論計算方法大大低估了中國居民的實際住房消費水平。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用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消費，只是交通費加通信消費的1．5倍 。這怎么可能呢？如此計算出來的中國居民消費率，肯定大大低于實際水平。
我想，如果在虛擬租金計算公式中用當年實際市場租金標準來代替房屋造價，也許要符合實際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就留給了我們研究者一個重要的課題，那就是怎樣制訂一套科學正確的方法，來更加真實和準確地估計中國居民住房消費的實際水平。
在講到中國較低的消費率時，還有一點原因，就是中國大多數民眾不習慣有了收入就“吃光喝凈”，更不接受“超前消費”。他們注重“量入為出”，因此中國人的高儲蓄率是世界聞名的，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國情與世界許多國家的不同之處。這種幾千年的習慣和傳統，與他們是否“錢緊”并沒有直接關系。而這種“未雨綢繆”的消費習慣，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消費避免大漲大跌。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中國消費者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不大，金融危機后約有75%的中國消費者繼續維持甚至提高現有消費水平，而在北美和歐洲，有近60%的消費者減少開支。調查還顯示，金融危機后只有12%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經濟出現了問題，而這個比例在美國和歐洲高達1/3以上。
當然，高儲蓄率還會帶來高投資率，這也是中國幾十年來以高投資實現高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了嗎？事實上中國近3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很高的投資率來實現的，這點已經是世所公認的不爭事實。問題就在于，如果說高投資率就是結構失衡的話，那么一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經濟體，怎么可能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取得如此的成功甚至創造了非凡的奇跡呢？
其實持有這種理論的人，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中國這些年來尤其是加入WTO后，不但成為一個充分開放的經濟體，而且成為世界工廠，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它用很高投資率生產出來的產品，供給全世界很多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的消費市場，因此與中國的高投資相對應的不只是中國的國內消費，而且還包括國外的消費。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很高的投資率并沒有產生嚴重的產能過剩，相反形成了較適應于其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合理結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導致歐美市場嚴重萎縮后，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才開始突顯出來。而且在歐美市場嚴重萎縮后，中國政府才會更加明確地大力提倡、鼓勵、促進和刺激國內消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使其彌補原來國外消費的那部分空缺，與此同時又大力壓縮原有的過剩和無效投資，從而力求使經濟結構達到新的再平衡。
所以當我們論述中國的投資率和消費率是否合理時，不能只從表面數字上一概而論，還要深入現象看本質，這樣的分析和研究才是客觀和準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