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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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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與爭議成為焦點話題。近期，胡錦濤主席在接受海外媒體書面采訪時，對中國政治模式作出重要回應，并給予高度肯定，不僅展現了大國的自信與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也明確回答了學界與公眾的關切。那么，中國政治模式為什么是成功的？其評判的標準與標志是什么？它將如何演變？
一、如何判斷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和成功標志
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政治體制模式，也不可能有惟一的模式，政治體制具有多樣化的類型，它們同時并存、相互吸收、相互借鑒，又相互競爭。這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人口和國家格局的重大變化密切相關的。首先，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從24億人增加至目前的近68億人。其次，世界的國家數量也大幅度增加，從45個增加到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一方面，戰后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國家數增加；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因蘇聯和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解體，又導致國家數增加；再有，平均每個國家的人口數由5300萬人下降至3500萬人，相對而言國家治理難度減小，經濟更加活躍。最后，世界經濟迅速地一體化、區域化和全球化，導致世界各國競爭日益激烈。在這場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進則退，進慢了也是退。各國的市場競爭和技術競爭本質上也是各國制度的競爭，這已不簡單地取決于哪個國家制度的好壞，而取決于該國制度相對于競爭對手的優劣。
中國總人口從1945年的近5億人上升至今天的13億多，與此同時也從一個貧窮落后、一盤散沙的弱國成為極富活力、日益繁榮、統一團結的世界強國。那么，中國是如何成功實現國家良治的呢？我們又如何從國際視角來衡量她的成功，并進而證明她的政治體制是適宜的，也是成功的？
這里不能靠主觀判斷，更不能按照西方價值觀來判斷，而需要用數據說話，用客觀事實來證明。這里“成功”與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只能使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案例”和“具體指標”；“成功”與否不是自我的評價而是橫向的評價，并可以進行國際比較，在比較中鑒別。以下從兩個方面作簡要討論：一是從過去30年（指1978-2008年）的長期發展角度，對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國際比較；二是從過去3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發展角度，對G20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進行國際比較，進而說明中國的發展成績是最佳的，確實是“風景這邊獨好”。
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比較都表明，盡管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它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也適應越來越開放的國內外環境，能夠回應來自內外部的各種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充分顯示出了巨大的發展優勢和獨有的競爭優勢。這源于過去30年實現了中國式政治制度的構建與改革：一是領導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保證了政治領導集體的穩定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二是領導人堅持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三是公共政策決策實現了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這是中國為什么總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3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顯著進步的秘訣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發展奇跡絕非偶然或僅憑運氣，而是有其發展之道。這個“道”也不是那么復雜、那么神秘，而是相當簡明又順其自然的。我們根據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數據庫，選擇了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三類指標進行分析，一是GDP年平均增長率，以反映經濟增長績效；二是GDP年均增長率相對差異系數，以反映宏觀經濟穩定狀況；三是人類發展指數（HDI）提高幅度，以反映社會進步和社會公平發展程度。我們發現，在1978-2008年期間，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經濟增長率最快的20個經濟體，都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中實行五年計劃的有13個；經濟增長率最快的前10個經濟體中，則有8個實行五年計劃（見表1）。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也不是國際的“巧合”。誠如鄧小平所言，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既運用五年計劃這只“看得見的手”，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進步，也運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提供良好投資環境，促進經濟增長，這是理解中國奇跡的一把鑰匙。
對此，許多真正了解中國的國外企業家和學者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2009年11月，美中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認為：我們（指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要設立目標、制定計劃，全力推動整個國家向前走。中國人有五年計劃，他們時刻牢記這些目標。（《美國可向中國學習的五件事》，《參考消息》2009年11月15日第1版）又如，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最近在其新作《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一書中將“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成長”作為中國新體制（指不同于西方國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國家的長遠目標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優先政策和優先發展重點，而人民各盡其責，在保持和諧與秩序的同時允許多樣性的存在。”（參見約翰·奈斯比特：《中國大趨勢》，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扉頁，第61頁）
我最近訪問了臺灣，在一個經濟論壇上以制定“十二五”規劃作為案例，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決策如何實現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其大體分為11個步驟：歷經了兩年半時間的研究制定過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這個過程并不是什么秘密，等于把中國的決策機制公開化，也就是我們說的“把黑箱變成白箱”。第二天《旺報》就有臺灣的學者來抨擊和反省臺灣的決策機制，其中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臺灣到了向大陸學習的時候了”。
表1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20個經濟體主要指標與發展計劃
（1978-2008）
排名 | 國家和 地區 | GDP年增長 速度（%） | GDP年增長率 相對差異系數 | HDI提高數 (1980-2007) | 實施五年 計劃數目 |
1 | 中國 | 9.92 | 0.28 | 0.238 | 11（53-10） |
2 | 新加坡 | 6.92 | 0.55 | 0.159 | |
3 | 越南 | 6.82(84-08) | 0.28 | 0.163（85-07） | 9（60-10） |
4 | 馬來西亞 | 6.26 | 0.59 | 0.164 | 10（56-10） |
5 | 韓國 | 6.25 | 0.59 | 0.216 | 7（62-96） |
6 | 泰國 | 5.71 | 0.72 | 11（61-11） | |
7 | 印度 | 5.68 | 0.50 | 0.185 | 11（51-12） |
8 | 香港 | 5.47 | 0.71 | ||
9 | 印度尼西亞 | 5.44 | 0.73 | 0.212 | 8（69-10） |
10 | 巴基斯坦 | 5.16 | 0.42 | 0.170 | 9（56-10） |
11 | 約旦 | 5.15 | 1.07 | 0.139 | 3（76-90） |
12 | 埃及 | 5.07 | 0.40 | 0.208 | 6（60-12） |
13 | 智利 | 5.05 | 0.82 | 0.130 | |
14 | 愛爾蘭 | 4.97 | 0.64 | 0.125 | |
15 | 斯里蘭卡 | 4.88 | 0.37 | 0.109 | （60-90）a |
16 | 蘇丹 | 4.59 | 1.23 | ||
17 | 孟加拉國 | 4.57 | 0.31 | 0.214 | 5（73-02） |
18 | 布基納法索 | 4.55 | 0.71 | 0.141 | |
19 | 突尼斯 | 4.52 | 0.52 | 0.164(85-07) | 11（56-11） |
20 | 以色列 | 4.40 | 0.54 | 0.105 | |
注：未計入人口數在300萬以下的國家和地區。a為實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但計劃周期并非5年的國家；括號內為起止年份。 資料來源：GDP增長率和波動系數計算數據來源于World Bank, WDI 2010；HDI計算數據來源于UNDP, HDI Trends Components 2009；實施五年計劃數目系作者收集整理。 | |||||
由美國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造成了沉重的創傷，不少主要經濟體深受其害，而中國幾乎是一個例外。危機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對各國應對危機體制的一次重大檢驗。這里我們選用G20國家的四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來比較：一是經濟增長率；二是通貨膨脹率；三是失業率；四是財政赤字占GDP比重。
從20個國家的考試成績看，2009年中國在G20國家中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最好，其中經濟增速居首位，為9.2%，是為數不多的7個避免經濟負增長的國家之一。2009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是-2.5%，歐盟國家平均是-3.9%，日本是-5.3%，中國比經濟增速第二的印度高出了2.7個百分點。
表2 20國的經濟考試成績（2009）
單位：% | ||||
國家 | GDP增長率 | CPI上漲率 | 失業率 | 財政赤字 占GDP比重 |
美國 | -2.5 | -0.4 | 9.7 | 9.9 |
英國 | -4.7 | 2.2 | 7.8 | 12.2 |
日本 | -5.3 | -1.4 | 5.1 | 7.4 |
法國 | -2.2 | 0.1 | 10.0 | 7.9 |
德國 | -4.9 | 0.4 | 8.2 | 3.2 |
加拿大 | -2.5 | 0.3 | 8.3 | 3.1 |
意大利 | -4.8 | 0.8 | 7.8 | 5.0 |
俄羅斯 | -8.0 | 11.7 | 8.2 | 7.2 |
澳大利亞 | 0.9 | 1.8 | 5.3 | 3.8 |
中國 | 9.2 | -0.6 | 4.3 | 2.2 |
巴西 | -0.3 | 4.9 | 6.8 | 3.4 |
阿根廷 | 0.7 | 6.3 | 8.4 | 0.6 |
墨西哥 | -6.8 | 5.3 | 4.8 | 2.3 |
韓國 | 0.5 | 2.7 | 4.8 | 4.0 |
印度尼西亞 | 4.6 | 4.8 | 8.1 | 1.4 |
印度 | 6.5 | 10.7 | 10.7 | 8.0 |
沙特 | 0.2 | 5 | 3.2 | |
南非 | -1.8 | 7.1 | 24.3 | 6.0 |
土耳其 | -5.9 | 6.3 | 13.0 | 5.4 |
歐盟 | -3.9 | 0.3 | 10.0 | 6.3 |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Feb. 20th-26th 2010, pp. 89-90；其中中國失業率數據系城鎮登記失業率，調查失業率可能會略高。 | ||||
為什么中國能夠比較成功地應對金融危機呢？有哪些深刻的認識和重要的經驗呢？首先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制度政治優勢有充分的認識和深刻的把握。其次是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既堅持政府主導和引導，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投資為例，2009-2010年政府投資4萬億元，但是帶動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資，兩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達到50.3萬億元，保證了中國經濟高增長。
各國的發展能力和國家能力是不同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表現也大為不同。從中國情況來看，我們應對危機的能力主要來自于：第一，全體中國人的集體學習、靈活應變、善于競爭的發展能力；第二，高效率的國家決策能力；第三，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第四，日益增強的國家財政能力；第五，充分發揮了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
由美國引發并出口到全世界的國際金融危機本質上是空前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國成功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引起美國學者的廣泛關注，也引起他們對這一資本主義危機的自我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發表文章稱贊：中國之所以成功地應對金融危機，是基于她的政治體制能力，能夠迅速作出重大的、復雜的決策，并有效地實施決策，至少在經濟政策領域是如此。相比較而言，美國卻不具有應對危機的體制能力，它變得更加剛性。在事實面前，這是他對20年前發表的《歷史的終結》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總之，“中國道路”不僅是一條從未有過的新路，還是一條越來越成功的新路。最好的選擇就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