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三年級學會做飯,一個人燒、一個人吃…為了讓家看上去不那么冷冰冰,開著電視吃飯…希望爸媽能抽空陪我吃飯,我可以給你們燒桌好吃的。”湖北襄陽市小姑娘李詩怡隨打工的父母在江蘇讀書,這是她參加全國鄉愁散文大賽獲獎作文,被網友稱為“最催淚作文”。(11月4日《楚天都市報》)
孩子稚嫩的筆觸,為“沉沒的聲音”找到了一個表達出口。四川大涼山彝族小姑娘一篇“最悲傷作文”,透視了弱勢群體艱辛、脆弱的境遇。8歲小男孩一篇“連狗也討厭爸爸”的作文,折射了醫生的辛勞與疲憊。這一次,“最催淚作文”也反映出父母的“失陪”,給孩子精神世界的發育和建設帶來了負面效應。
從昔日的留守兒童到今天的進城農民工子女,李詩怡盡管跟父母住在了一起,“失陪”現象卻一直存在。“最催淚作文”之所以打動人心,就在于它用真誠的態度和真實的力量引發了讀者的情感共鳴和心理共振。作為進城農民工子女生存生態的一個縮影,“最催淚作文”在本質上是一種利益訴求,飽含著孩子對親情互動和家庭溫暖的渴望與追求。
父母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監護、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是其法定義務。只不過,為了更好地實現家庭的經濟功能,許多父母“失陪”現象嚴重。這一點,在農民工群體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工廠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通常會讓農民工加班加點;而農民工為了多掙錢,往往也愿意多加班;下班后身心俱疲回到出租屋的農民工,缺乏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陪伴孩子。這一切,何嘗不是一種權利貧困?
著名文化學者、《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通過參與式觀察,對此作出了警醒和反思:“一個全面工業化的時代,工廠的倫理在哪里?現在我們工廠的倫理不包括日常生活。給你最低的工資,你必須靠加班才能賺錢,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7點,甚至更久。你沒辦法嬉戲、沒辦法培養家庭感情。”
因為下班晚,李詩怡的父母經常在單位食堂吃晚飯;正是父母長期性的角色缺席,才讓孩子有了“父母陪吃飯”的情感訴求。只關注孩子的物質生活和知識學習,卻忽視了他們的精神家園,為人父母者的認知誤區和價值排序上的錯位,以及工業流水線時代對勞動者的異化,共同催生了“最催淚作文”。
避免“最催淚作文”的再次出現,既需要改善和優化農民工的生存生態,也離不開農民工轉變家庭觀念和教育觀念。一方面,提高農民工在市場經濟中的機會和待遇,讓他們除了做工掙錢以外有更多陪伴孩子的時間;另一方面,農民工也要充分認識“失陪”的危害性,想方設法多花一些時間陪伴孩子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