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威家的玉米已經堆積成小山。比起去年,他的100畝田地增產了近兩萬斤。但他此刻正在小山前踱步,盤算著明年還要不要種這么多玉米。
為了這堆玉米,這位30歲的河南省平輿縣射橋鎮的農民前后忙活了一個月。收割、脫粒、晾曬、運輸,一套流程下來,他累得“輸了一星期‘水’”。
按照去年的價格,他本該增收4萬元左右。可入秋以來,玉米價格比去年同期下跌超過三成,即便今年增產不少,仍比去年少收入了3萬元。
“累出一場病,結果一來一去少賺了7萬元。”劉威把手里的煙頭使勁摔在地上,接著狠狠地罵了一聲。
和劉威一樣,豐收并沒給射橋鎮的農民帶來多少喜悅,寫在他們臉上的多是失望和迷茫。
不僅僅射橋鎮。進入10月,河北、山東、東北等玉米主產區的玉米價格均跌至0.8元一斤以下。而去年,玉米價格是1.1元一斤。如今,剛剛拿到賣糧款的農民,開始為明年還值不值得種那么多玉米而苦惱。
今年糧食賤,賣不了幾個錢
23日下午,射橋鎮東頭的收糧點橫七豎八地停滿了賣糧車,旁邊一條10米寬的馬路被堵得僅能供一輛車勉強通行。來往的轎車司機停下車,把手伸出車窗外擺動,他們不耐煩地按著喇叭,催促著這些賣糧的人趕快讓路。
這是射橋鎮一年當中為數不多的熱鬧場景。
機動三輪車、摩托三輪車、電動三輪車、四輪拖拉機里滿載著金黃的玉米。拖拉機巨大的噪音、討價還價的聲音、指揮倒車的呼喊聲,以及傳送帶的馬達聲混雜在一起,讓這個原本寧靜的鎮口沸騰起來。
一些瘦弱的老人,緊握住三輪車的把手,努力駕駛著這野性十足的機器。一腳油門,三輪車像頭咆哮的野獸,冒著黑煙沖向堆積如山的玉米堆。
還在等待驗糧的人趴在車把手上,面無表情。雖然車斗里的玉米比去年裝得更滿,但他們卻懶得回頭看一眼。他們清楚,“今年糧食賤,賣不了幾個錢”。
劉威也加入到賣糧隊伍中。他本想等糧價漲上去后再出手,但持續下跌的玉米價格很快把他推出家門。從秋糧收割開始,短短20天內,當地的玉米價格就從每斤0.85元,快速下跌到每斤0.72元。
“再往下跌就受不了了。”劉威面無表情,“如果受潮發霉,那就真的只能喂牲口了。”
不少田地較多的農戶面臨和劉威一樣的問題,他們一方面擔心糧價下跌,一方面還擔心儲存后玉米發霉變質,所以只能選擇盡快出手。
更多的人在低價時趕來賣糧,則是出于無奈:收糧賣糧是個重體力活兒,很多老年人已經無能為力。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回家幫忙秋收后,又急于返城,只好把糧食便宜處理。
78歲的馬老漢種了7畝玉米,他和兒子一起,正在把玉米倒進糧商的倉庫里。
整個過程中,他的兒子一言不發,一副不耐煩的表情。倒完玉米后,他頭也不回地把鐵锨扔在地上。為了回家收玉米,在北京建筑工地拉涂料的兒子請了一個月假。
“他在北京每天掙180元,加上來回路費,一個月就損失了五千六。” 馬老漢用慚愧的語氣說,他張開手掌,比畫出“5000”的樣子,渾濁的眼珠里閃出一絲光芒。
為省下每畝50元的收割機錢,馬老漢和兒子鉆進燥熱刺人的玉米地里,用了4天時間,掰下了7畝地的玉米棒。
他們每天天不亮就打著手電筒下地,傍晚時分才回家。幾天下來,馬老漢手心手背幾乎已變成一個顏色,黑色的泥灰長進皮膚里。雖然已經過去20多天,他手指的腫脹還未消退,厚厚的老繭上面,是已經磨爛的角質。
這一天,父子二人賣玉米拿到6327元。除去種子、犁地等2000多元的支出,純收入僅4000元,還不夠兒子請一個月假的損失。
賣糧的隊伍越排越長,隊伍最前面兩個老漢正圍著糧商講價。他們的玉米水分較高,糧商開出了每斤0.68元的價格。
“六毛九吧,六毛九吧。”一個老人撓首頓足做嬉笑狀,另一個哭喪著臉哀求。
“六毛八,不是看你們年紀大了,這價錢我都不要。”糧商態度堅決。
一分錢的差價,7000多斤的玉米少賣了70多元。兩位老人拗不過糧商,一人蹬上三輪車,一人邁開弓子步在后面推著,緩慢地走向玉米堆。
劉威冷冷地看著,不說一句話。換了他,他也會計較。
指望種地那點錢,能干啥
相比收糧點的熱鬧,射橋鎮的集市要冷清得多。
往年這個時候,賣完糧食的人總會添置一些新物件。原本,這是集市全年商業活動的一個小高峰。
今年完全不一樣。以往上午9點就能賣完的豬肉,現在直到12點,還有半扇掛在鉤子上,幾只蒼蠅趴在上面貪婪地吮吸。
賣床單的小販拿著話筒吆喝著大減價,但并沒有多少人停下腳步。沒過一會兒,音箱里就只剩下勁爆的音樂,小販放下話筒弓著腰坐在凳子上,癡癡地望著過往的人群。
三五成群的老太太抱怨著今年的光景:“多收了幾千斤,比去年還少賣了錢。吃飯看病的錢都不夠,哪有閑錢買東西。”她們的戰利品不過是幾棵大白菜、幾卷衛生紙。
趕集的老人們心疼辛苦勞作一季,卻少收入兩三千元。但對于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來說,土地和糧食正離他們越來越遠。“平時也會給我們寄錢回來,但都不愿意回來收莊稼,不夠耽誤事兒的。”一個空著手的老人無奈地笑笑說。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個鎮上的人,就已不把種田當作主要的收入來源。當時,一畝地幾百元的收入,還有不低的農業稅費,很難培養農民對土地的忠誠。“指望種地那點錢,能干啥。”集市上賣小百貨的老板說。
鎮上的壯勞力紛紛外出干建筑防水工作,大家通常稱他們為“搞瀝青的”。
幾年前,劉威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他還記得滿懷希望踏上列車時的場景:“一車老老少少30多個人全是去搞瀝青的,一路上說說笑笑,談論著那些熟悉的暴發戶的名字。”
到成都后,劉威發現能接到的活兒越來越少,“到了最后,建筑工地都停工了,一連幾個月都沒工作”。這30多個一起去成都淘金的人,今年有20多個回到了鎮上。
劉威看中了流轉土地的機會,他覺得“種地最穩,國家也支持。”去年8月,他以每畝每季300元的價格包下了100畝田地,全部種植了玉米。合同一簽就是5年。
“按照去年的行情,穩賺6萬塊錢。”他看著剛剛種下小麥的黃土地,回憶著當初的想法。但他處理完今年的玉米,算下來剛夠本。
“能咋辦呢,再堅持一年看看吧,不行就還得出去。”他眼珠里泛著血絲,嘴唇干裂,牛仔褲和耐克鞋上沾滿了土灰,看起來疲憊不堪。他從集市中穿過,一邊走一邊嘟囔“化肥價又漲了”。
走出上千米長的集市,就是廣袤的農田。因為干旱,20天前播種下的小麥至今還未生出麥苗。一眼望去,滿地盡是黃土。
“放在往年,現在到處都是澆地的。”一位趕路的村民指著身后的田地說,“今年糧食價錢這么低,老百姓都泄氣了。”
劉威也有些心灰意冷。100畝小麥剛剛播種,他也沒心情澆水。100畝地的油費以及人工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至于明年的糧價,他心里也沒底。可合同一簽5年,幾個月后的春節,他還要支付6萬元地租。“實在不行,只能毀約”。
國家應該不會不管我們吧
就在集市東頭的收糧點熱火朝天的同時,3位分別來自不同省份的糧商聚集在集市另一端的一家飯館里,他們正在對國際糧食市場高談闊論。
余小亮坐在飯桌的一角,他默不作聲,緊緊盯著正在發言的糧商,酒杯懸在空中。
這是余小亮難得的機會,除了能學習一些關于糧食生意的經驗,他還期望從這些糧商那里找到信心。
兩年前,余小亮從附近村民手里流轉來2500畝土地。他因此成為當地的名人,縣電視臺記者曾來過3次,宣傳他的機械化、規模化農業生產。最近的一次,電視臺大大贊揚了他的玉米大豐收,鏡頭給了他剛剛購置的兩座烘干塔一個大特寫,看起來到處都洋溢著豐收的喜慶。
劉威也曾受這種宣傳的鼓舞,才做起了國家支持的“種糧大戶”。
余小亮的玉米今年增產了25%,脫粒后的玉米粒能裝滿20節火車皮。但是新聞沒有提到,這1200噸的優質玉米讓他賠了30萬元,“每斤降一毛錢,就損失24萬元”。
因為需要支付田地租金和人工費,在這次玉米價格暴跌中,余小亮和劉威的損失要遠遠大于普通農民。余小亮每畝地一季的租金要400~500元,加上工人的薪資,一畝地的成本在900~1000元之間,而他今年一畝玉米只能賣出800多元。至于每畝土地可固定獲得的100多元“農業支持保護補貼”,余小亮一分錢也拿不到。補貼歸出租地的農民,這在合同里有明確約定。
因此在過山車般的價格漲落中,他的種田生意更像是場賭博。
“糧價下跌好像跟進口、關稅什么的有關系。”余小亮喝下了兩杯白酒。酒席結束后,他紅著臉總結剛剛學到的最新知識。
這位種糧大戶并不知道,他這個在中原腹地小鎮上種田的農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卷入了國際糧食市場的風云變幻中。千里之外的廣州碼頭上,一船船美國玉米漂洋過海而至,靠岸價格才0.66元一斤。
還有一個事實,余小亮也不清楚。我國從2008年開始,對玉米實行臨時收儲政策,當年臨時收儲價每斤高于0.7元,2014年漲到1.13元。同時,玉米產量也從2008年的1.66億噸,增長到2014年的2.17億噸。
“國家應該不會不管我們吧?”除了需要運氣,日夜期盼的“國家補助”是余小亮僅剩的信心。
就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到:“繼續實施棉花、大豆目標價格改革試點,完善補貼發放辦法。”
不過,有學者指出,WTO將我國實行的“農業支持保護補貼政策”稱為“黃箱政策”,而我國在加入WTO時承諾的8.5%的保護界限,現在已經接近了天花板。換句話說,余小亮已經很難拿到更高的補貼金。而在美國,農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但因為政府會事先確定“目標價格”,當該農產品實際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政府按照兩者之間的差價補貼農產品生產者。因此農民不用承擔大部分市場風險,從而保證農民的基本收益。
余小亮看不到這些。他今年種植了300畝葡萄和100畝梨樹,望不到邊的黃土地上,一小片綠色的葡萄枝格外顯眼。如果果園豐收了,他會獲得比玉米高出10倍的收益。
“要是成功了,以后就不種糧了。”余小亮看著長勢喜人的葡萄樹,眼神里充滿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