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市化網訊 日前，城市化委員會社會建設專委會專家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的新書《訪法札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關注法國勞工群體特別是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及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著重記錄法國如何應對現代化的挑戰，實現社會有序穩定的一些做法。其中，關于農民收入、土地流轉、糧食安全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可為當下的中國提供借鑒與參照。在近期接受媒體專訪時，于建嶸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法國農民有豐富的利益表達渠道
于建嶸在《訪法札記》前言中說，法國構建和諧社會給他的啟示主要有三點：一是培育社會自主的利益表達和矛盾化解機制；二是建立連接國家與社會、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制度化利益表達渠道；三是重視普通勞動者群體和社會中下層權益。于建嶸認為，這三點同樣適合于中國。
于建嶸稱，當前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頻發，底層群眾社會抗爭不斷，很大程度因為我們缺乏有效的利益表達和矛盾化解機制。從政治體制的層面看，我們當前的制度設計缺乏民眾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他們的權利受到侵犯，得不到制度化的救濟途徑，只能轉而采取社會抗爭的形式，甚至暴力化，演化為群體性事件。于建嶸認為，當前社會體制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普通工農群眾長期以來被邊緣化。所以我們要進行鏈接民眾與政府之間制度化利益表達機制的改革，必須從觀念上重視社會中下層的權益，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構建底層群眾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
一是對目前農村鄉鎮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通過簡化鄉鎮政府機構和分化其職能，建立具有經濟、社會和文化功能的農會組織。二是農會組織應有農有、農治和農享的公益性社團法人，只有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才能成為農會的正式成員，并通過民主選舉而管理農會。農民可以申請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三是按照屬地主義原則，建立以鄉鎮、縣和省及全國為基層組織的農會系統。鄉鎮農戶為基層農會組織，在鄉鎮農會下根據情況，建立相應的農事小組。四是按照議行分立原則，建立由理事會、監事會和總干事及具體的職能部門組成、權責分明的農會治理結構。
在法國，農民可以組建各種農會、農民工會，自由加入各類組織，由此解決自己在生活、農業生產、農產品銷售，以及收入等各個環節的問題；在中國，農民還是處于完全分散的狀況。對此，于建嶸認為，目前中國農民和法國農民不在一個發展水平上。法國農民是現代化農民，雖然我們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都已步入現代化國家行列，但是我國農民距離現代化還有很大距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科技文化水平上，我國的農民整體科技文化水平還很低，難以滿足現代農業大生產要求，農業技術還是依靠傳統農技，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比法國差很多；二是在農民的組織程度和利益維護方面，中國的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基本上處于原子化的狀態。所以中國農民的絕對數量和占人口比例都比法國農民要高得多，但是中國這么龐大的農民群體卻無法維護自己的利益，無法在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有力地表達自己的聲音。
于建嶸說，中國農民要參與國家大市場的競爭，需要長期部署和積累，但是我們也可以有短期目標，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短期內，可以在農業地區建立土地合作組織，農戶自愿聯合，擴大經營規模，這樣既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又可以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但在當下我國土地少、農民多的基本國情下，根本解決之道還是實現農民向市民轉化，通過推進城市化，逐步減少農業勞動人口。
于建嶸認為，從法國農業現代化的經驗來看，當前我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解決三個方面問題：第一是土地的規模經營；第二是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第三是促進農業專業化和商品化問題以及解決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問題。為此就要完善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推廣體系，促進農業人才的綜合發展。
農業土地流轉需公正獨立司法體系保障
法國也經歷了一個農民減少、向其他產業轉移的過程。目前中國正在經歷這一過程，農村開始搞土地流轉。對此，于建嶸認為，當前土地流轉政策的大方向是對的，但是真正實施起來，還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必須引起注意：
一是如何區分經營性建設用地與非經營性建設用地？這個標準由誰來制定，裁判區分的權限如何劃分？于建嶸說，這一問題關系重大，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引起農村土地政策和市場的混亂；
二是土地流轉的收益如何分配的問題。于建嶸表示，這個收益分配的重點不僅是農民、政府占多少比例，更重要的是在農地收益分配的過程中實現規范化、公開化，否則建設用地入市很可能與之前土地出讓金一樣，成為引發腐敗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矛盾的漩渦。
三是如何確定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規劃和執行問題。于建嶸認為，對已納入城區規劃范圍內的集體建設用地，應與國有土地一樣，必須嚴格按照城區建設規劃要求進行建設；對于沒有納入城區規劃范圍的集體建設用地，可以由鄉鎮政府在村民參與的基礎上，提出建設規劃，報縣級規劃部門批準。
于建嶸說，法國經驗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始終都很重視農民的意見，保護農民的權益。我們土地流轉如何將農民的意見吸納進來，是我們當前應該考慮的重要問題。
書中提到，法國成立全國土地整理與鄉村建設公司聯合會，通過友好協議和優先購買權，購買農民的土地，但整理好土地之后仍然賣給農民，一般情況下不得改變土地用途，公司對此沒有決定權，用優先購買權獲得的土地必須用于農業。于建嶸認為，法國的這種制度在其鄉村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又同時起到了抑制土地過度兼并，安置農村青年就業的作用。中國當前農村現代化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分散的小農經營與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同時，完全放開土地流轉，又存在一個如何保證農業用地和抑制土地過度集中的問題。畢竟中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村人多地少，過度的土地集中會帶來城市化和就業的壓力。
于建嶸說，法國土地整理與鄉村建設公司聯合會的做法，對于平衡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和國家基礎設施現代化建設之間的張力很有意義，對于中國現在的土地問題也不失為一個解決的借鑒和參考。公司為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幫助，同時又使那些為了公共利益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得到保障，這種做法是比較現實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設計。但是這種制度的有效運行，有一個前提是中立公正的司法體系，因為鄉村建設聯合公司所享有的優先權等都需要司法做最后的保障。但是現在中國司法的地方化非常嚴重，農民的權益真正想要獲得保護，無論怎樣的土地制度內容，最后都離不開一個公正獨立的司法系統。
針對法國市民可到農村買房子居住，而中國現行的政策不允許市民到農村購買農民的房子的現象，于建嶸認為：首先，城市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但是城市化應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業人口自然轉為城市人口而發展的，也就是民眾自然選擇的結果，這樣的城市化模式是權利主導的城市化，但是我們當前中國許多地方的城市化，都是行政力量主導的結果。其次，市民到農村去買房子，是個人生活選擇的自由，現行政策的規定其實是限制了公民選擇的權利；市民到農村買房居住，也有利于農民從土地流轉中獲得收益。
城鄉二元結構早廢除比晚廢除好
書中談及，法國農民享受到的權益和福利待遇是其社會的發展階段和長期形成的，比如，從搖籃到墳墓幾乎由政府全包。對此，于建嶸稱，我們國家當前的經濟實力和物質基礎，已經能夠承受給農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水平。若要改變中國農民的社會福利，首先應改革當前對農村歧視性的社會保障政策，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均等化，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藩籬。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們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現在造成了很多問題。所以第一步是抓緊時間建立城鄉均等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民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能夠有基本的保障；對于農村基本生活保障的問題，有一個問題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現在龐大的留守人口，有必要對他們采取特別的政策設計來解決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其次，我們要實現一個機會平等的體制平臺，讓農民享有和市民一樣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保障農民自身發展的平等機會。我們國家現在的體制和政策不是給農民優惠待遇和福利，很大程度上是排斥和壓制農民的基本發展權利的。在解決了基本的社會保障之后，才能談農民的福利待遇和權益問題。
《訪法札記》中提到，對于中國第二代農民工在城市受阻于戶籍藩籬，無法享受到基本權利的現狀，多位法國社會學家和熟悉中國的學者感到憂心忡忡。在訪問法國的過程中，法國學者對巴黎騷亂的解讀也引起了于建嶸很多的思考。這次騷亂中沖擊警察的主體是青少年為主，他們跟隨父母來到這片自由、富裕的土地上，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他們淪為社會的貧困群體，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往往會借助一起小事件作為導火索而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破壞力。由此，于建嶸想到了中國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也是隨父母來到城市尋求另一片天地。
于建嶸曾在浙江、廣東調查，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這代農民工已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部分，他們進入城市年齡更小，許多是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的年輕人；他們受到的教育程度更高，大部分是中學或中專畢業；對城市生活也更向往，更希望能留在城市，對個人權利也更關注。至于現在隨父母在打工城市上學的這代孩子，很多對農村老家已經基本沒有感覺，他們認為自己就是城里人。但是現實情況是，我們的政策根本就沒有做好讓這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里完全立足的準備，城鄉二元結構看不到被廢除的跡象，戶籍制度改革喊了幾十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于建嶸說，我們可以想象，在今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內，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能在城市里立足，青春不再而要面臨被迫回到農村時，一旦他們感覺自己權利被侵犯、感覺實際生活與心里愿景相去甚遠，他們會像他們的父母一代人那樣甘于接受嗎？他們的那種不公正感、被剝奪感將對未來的中國城市社會帶來怎樣的沖擊？改革的步伐遠遠落后于民眾的心理預期和利益訴求，這將導致怎樣的后果？所以，于建嶸指出，城鄉二元結構廢除比不廢除好，早廢除比晚廢除好；某些部門再也不能因為部門利益，而讓戶籍制度改革繼續停留在專家的嘴上、政府工作報告的紙上，而是必須要有一個時間表來實實在在的將之付諸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