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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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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萬外來務工群體在為深圳的發展注入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深圳市總工會主持的一項“深圳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顯示：深圳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沒有務農經歷，一年也難得回一趟農村，渴望城市生活，對未來充滿信心。農村回不去，城市又難以融入，不少外來務工群體都存在身份認同危機。（《南方都市報》7月6日）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80后、90后外來務工者。這一代的農民工，與他們的父輩有著極為明顯的區別。他們更加熟悉和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圍，但“平一年也難得回一趟農村，超過8成的人無務農經歷”，相比他們的父輩，他們實際上從精神到物質，都已經遠離了農村。然而不變的是，無論他們多么像一個城市人，與父輩一樣，他們依然有著一重“農民工”的身份。
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是幸運的。依靠父輩的勤勉與堅韌，他們得以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城市中獲得生存之所，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相對而言更優質的生活。但他們同時又是不幸的，因為他們逐漸失去了選擇的權利和能力。在城市生活得越久，他們就越難以離開城市，而城市似乎又未能善意地接納他們。父輩年紀大了之后，可以葉落歸根、告老還鄉，安然地享受農村生活，他們則不行。所謂“農村回不去，城市又難以融入”，折射的就是這樣一種進退失據的身份認同危機。
小到一個家庭、一個單位，大到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感，獲得個體的社會定位和存在價值，與所生活的環境發生有機的聯系，是每個人最起碼的精神需求。不難想象，一個沒有身份認同感、如原子般生活于城市中的“農民工”，時時都會有一種被拋棄、被排斥的感受。從這個意義上說，身份認同感其實是個體尊嚴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這種身份認同感，不僅僅指向的是精神層面，更指向了他們的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說，新生代農民工的子女也漸漸長大，他們在城市中受教育，但每到中考、高考，他們依然要如“候鳥”般回到原籍參加考試。比如說，由于公共資源有限，許多城市出臺的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往往內外有別，作為外來人口的他們無法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再比如說，為了緩解人口膨脹，個別特大型城市甚至出臺政策，從就業等方面對外來人口進行公然的歧視。
事實上，諸如北上廣深等大城市，根本離不開外來務工人員，但又不愿意給予其身份認同，說到底就是為了盡享人口紅利，廉價使用勞動力。“身份”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張“戶籍證明”，更是包括教育、醫療、就業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務，這意味著更多的財政投入、更多的公共品供給以及更全面的權益保障。凡些種種都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危機，來源于制度不公。
新生代農民工要想獲得身份認同，離不開個人的努力。盡管城鄉二元結構依舊，但社會已經越來越包容和多元化，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創業可以改變命運，任何努力和奮斗，都可能改變命運。因此不必總是抱怨社會不公，在失意與迷惘中沉淪，而應用雙手去創造屬于自己的人生和價值。但更重要的，也正如報告中建議，解除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危機，首先是一種政府責任。目前新生代農民工正在向產業工人階級轉變，他們已經具備從農民向市民進行身份轉換的一切條件，政府有責任通過產業制度、福利制度、就業保障制度的安排，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