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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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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義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城市化網總裁
首先，從人口背景來看，在1800年前，我們這個星球上僅有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中國城市化的歷史則更短。1900年，中國的“城里人”還不到全國人口的10%；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2007年城市化率達到了32.93%（據城市化委員會統計數據）。
有專家表示，中國人口基數大，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得益于改革開放和全球化趨勢，所以中國的城市化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也會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從城市化委員會發布的2007年中國人口成分圖中可以看出，超過1.5億（約占11.97%）的農業人口(農民工)生活在城鎮，他們被統計在城鎮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認同、社會保障等方面卻游離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舉辦的第三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我們將其稱之為“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
第二，從政策背景看，一是戰略轉折時期，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讓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其政策效應是在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提出的城市化政策的核心是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中小城市；從而在我國出現了中小城市、小城鎮發展迅猛，因此，有力地拉動了全國城市化發展水平。
二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劃時代地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城鄉統籌發展重要戰略。相關政策包括有：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推進城鎮化戰略；2010年的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并從城市規劃到市政基礎和城市管理等方面，首次提出全方位發展城市化。我們據此研究的結論就是：中央政府已經把城市化上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
第三，從制度背景來看，我國的功能區規劃尚未正式出臺，導致我國缺乏全局性城市化發展戰略。一是目前中央政府的體制弊端是各部門、各行業均為了部門與行業自身利益自保，從而派生出了“政出多門”；二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這一歷史性的不合理制度性障礙，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的順利發展；三是我國賦予各級政府行政權力過大，行政過多地干預城市規劃工作，造成我國城市發展規劃朝令夕改，導致我國有的城市發育不良；四是中央在資金投入方面容易出現“撤胡椒面”，全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因此效果不好，浪費寶貴的資金資源等等。
第四，從環境背景看，在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累累出現的環境污染，空氣污染、交通堵塞、污水橫流等環境惡化事件時有發生，太湖藍藻是否就是全球變暖的警告？紫金礦業事件、沭陽飲用水源受污染等事件是否就是自然界對人類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源的報復？
因此，基于以上認識，我們認為必須要把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包括中國城市化史館建設成為一個開放的平臺，才能實現“為中國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持”的理想，才能更好地為整合各方資源，克服體制弊端，實現資源共享。
通過清河建設中國城市化史館，并將其作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研究基地這一契機，希望能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進一步整合各方資源，深入探討史館建設新模式，使淮安清河真正建設成為一個中國城市化史館落地延展的展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