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報道,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智慧城市發展聯盟理事長李鐵4月18日在2015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說:“大多數城市管理者有一個特別大的認識誤區,他們一直認為,外來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實,他們忘記了,這是城市中最有活力最富有創新精神的新鮮血液。”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贊賞的觀點。不過,我認為李鐵仍然沒有把話說透。
如果要把話說透,首先就要確認“外來人口”是一個極其錯誤、開歷史倒車的概念。所謂“外來人口”,在人口總量中國際移民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的國度,不過指的就是國內人口,是把地區間的流動、遷徙人口視作了“外來人口”。在理應是自由遷徙的現代社會,在一國之內使用“外來人口”這樣一個宏觀評價概念,其內在的精神是蒙昧主義的。
盡管中國有2000多年大一統意識,但也始終與大一統孿生著強烈的地方主義意識。在1949年以前,地方主義是跟鄉土觀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滲透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深處。1949年以后,地方主義受到強烈沖擊甚至可以說掃蕩,但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戶口制度的建立,人的身份的地方化又前所未有地被強化,整個國家在極其深刻地前所未有地發生板塊化。所謂“外來人口”,正是由這種板塊化運動所引發出的一種觀念。
當中國還處于古典的地方主義文化中時,一方面家鄉觀念牢固地限制了人口遷徙,另一方面人口遷徙又是自由的。在人口自由遷徙當中,在黃河、長江流域有“外來戶”觀念,但這種觀念只存在于村落、鄉鎮這樣的社會底層當中,一般而言到了縣、府層面的“宏觀”水平就沒有了“外來戶”觀念。在東北等北方邊疆,漢族的所謂“外來戶”指的僅僅是后來者。宏觀層次有一個從華東至西南的中國南部地區的“客家”概念,是指南遷漢族人口中的一個大支。即使有一個這樣的宏觀概念,也是多么清晰地以“客”相稱,當中不僅毫無歧視,而且更是突出了對這部分人口的特別尊重。“客家人”比之今天所謂的“外來人口”,當代中國文化應該充滿羞愧。
人類總愛家鄉,這不僅是一種觀念,而且也是實在的利益,因為對家鄉的熟悉意味著生存的經驗和適合性。遷徙無非三種原因,一是工作、婚姻等的需要,二是對比家鄉更有利于生存的目標追求,三是災變的不得已。因此,人口的遷徙未必一定會令被遷徙地獲得發展,但是,考察人類歷史,可以認為:凡是發展了的地區,一定是人口遷徙進入的結果。有西亞人口的遷入,才有了古希臘的輝煌。有歐洲大陸人口的遷入,才有了英倫三島的崛起。有舊大陸人口的遷入,才有了美洲大陸的新文明。有了潮水般的闖關東,才有了清朝晚期以后東北地區的富饒。如果仔細分析,可以舉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可以適合于一切繁榮或曾經繁榮過的地區。總之,沒有人口遷入,一定不會有發展,尤其對于后發展來說更是一種常規。
李鐵先生舉例說,上海的老閘北、老普陀過去就是蘇北人聚集的地方,曾經臟亂差,但是,現在已經成為整個上海市民主體的一部分。這個例子舉得不完整。實際上,上海從城市而言原本只有老城廂地區,鴉片戰爭后開埠,所謂的外灘,所謂的南京路,所謂的淮海路,等等被認為遠東最高貴的地區,也都是由遷徙來的人口創造和建設的。即使所謂的閘北、普陀、楊浦、盧灣等等,在上海開埠后的那個時代所謂的“臟亂差”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這些地區正是上海工業的集中地,而工業恰恰是比金融、商業更重要的上海現代化的基礎所在。在這些地區所謂的“臟亂差”表象下,是上海扎實了的龐大的現代化身軀,是充滿了現代性的。
上海發展速度最快是什么時候?一是從開埠后至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而這兩個階段正是人口流入最集中的時期。相對而言,眼前這個正在進行著的階段發展速度不如前一階段,因為前一階段是以最寬廣的胸懷接納了一切愿意流入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