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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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市天涯區3名城管隊員在三亞灣路海坡南門巡邏執法過程中，發現一名男子在沙灘上操作航模飛機。根據相關規定，該片沙灘禁止停放車輛以及禁止在相關空域釋放飛行物。3名隊員遂對其開具罰單并暫扣其電動車和航模，不料遭到該男子持刀刺傷。（4月12日 人民網）
對此輿論一片嘩然，眾網民紛紛站出來“補刀”，斥責城管“暴力執法”，甚至有網民拋出“打城管，促文明，更和諧”這樣駭人聽聞的言論。平心而論，難道這次城管真的做錯了嗎？還是說這3名行為適當的城管是“代人受過”？
提到城管，飛揚跋扈的形象躍然紙上。受有關城管負面報道的各種“擬態環境”的制約，城管“被標簽化”，積重難返，這個群體就變成了“暴力執法”的代表。與此同病相憐的還有“磚家”“叫獸”?！皹撕灮碑a生的刻板印象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不可否認，有些城管確是存在“暴力執法”行為，“強制執法”廣為詬病的同時，諸多城管臨時工的出現，更是拉低了這一群體的專業素質，也為“文明執法”埋下了隱患的種子，害群之馬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是掣肘之害。
除了城管隊伍的“自律”，媒介的“他律”也為約束“標簽化”大打折扣。
“沉默螺旋”推波助瀾，自然而然地成為給行為適當的城管貼標簽的幫兇。新聞的定義要求信息要有噱頭，在媒體傳播中，部分“違規操作”的城管在受眾眼中就成了全部城管的“代言人”。城管群體“文明執法”的觀點就變成了公眾中的少數派。造成的結果就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城管群體的“被標簽化”越來越扎實。
如此一來，觸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么不要把城管群體‘標簽化’？”這一問題。
第一，“標簽化”掩蓋下的事實情況被扭曲成曲解“真實”的“真相”。城管“暴力執法”的個例不足以與整個城管隊伍構成“普特關系”，“標簽化”地看待城管群體只會一葉障目，有失偏頗。顯然，三亞市的3名行為適當的城管就是代替所有“不文明執法”的城管受過。
第二，“標簽化”讓事情變得流于表面，缺乏理性，甚至是轉移了公眾的視線。當提及城管，受眾理所當然地就會想到“暴力執法”，這為城管群體套上枷鎖，釘死在一成不變上，從而掩蓋了一些破壞城市秩序本身的人的行為。
第三，各種不合時宜的“標簽”撼動了執法隊伍的權威性，造成社會的某種混亂。城管作為一種警察力量，貫徹實施國家及本市有關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及規章，治理和維護城市管理秩序。初衷是一種公權力的合理使用，現代社會需要強大的公權力來解決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沖突，而城管在城市中間恰恰扮演了這樣一位“調停人”的角色。隨著權威性的動搖，這種“調停人”的地位岌岌可危。
第四，“標簽”具有定性導向的作用，無論是“好”是“壞”，它對一個人的“個性意識的自我認同”都有強烈的影響作用。給一個人“貼標簽”的結果，往往是使其向“標簽”所喻示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標簽效應”。無疑，城管群體“標簽化”背后，不是輿論的陰謀，而是集體不自覺的共謀。
第五，“標簽化”是一種情緒的表達，而這種情緒需要被關在籠子里，不加規范的情緒宣泄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不自主地陷入極端主義，覆水難收。
誠然，風尖浪口的城管群體也應從自身下手，提高城管隊伍素質，建立健全監督、懲罰機制，以此促進良性報道傳播方為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