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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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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4個直轄市、5個計劃單列市和10個副省級省會城市的所有縣（市、區），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義務教育就近入學，其實是老規矩，但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落實，這一次教育部動真格，應該是想先行先試，治理遞條子、送票子等擇校腐敗行為，斬斷伸向教育的黑手，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但由于義務教育不均衡的狀況短期內難以得到解決，一聲令下要求立即實現就近入學，就會加劇天價學區房的瘋狂。
以北京市為例，西城區某處一間僅有4.4平方米的學區房標價135萬元，換算下來每平方米售價超過30萬元。沒有錢買不起學區房，就別想獲得附近一所小學的入學資格，當然更指不上分享優質義務教育資源。我注意到，這種情況在19個大城市普遍存在。問題是，有一個受益的群體，相應地就會有利益受損的群體，而且后者規模更為龐大。這個現象，無論從機會平等還是從結果平等觀察，都違背了社會公平的本義。
我認為，有的改革需要先破后立，有的改革需要邊破邊立，要敢于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有人說，天價學區房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我很不贊成這樣的說法。難道只有那些有錢的父母，才能為孩子獲得優質學校入場券？不改革固然不公平，改革后也不公平，說明在不能有效調整優質義務教育資源分布的框架里，僅在技術層面作一些“創可貼式改革”并不能解決實際困難，還有可能讓困難變得更嚴重。
優質義務教育資源不均衡分布，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突出矛盾，剩下了一大堆啃不動的硬骨頭，壓力前所未有。樹根不動，樹梢白搖。由于各學校之間教學條件、師資儲備和辦學質量有差異，人為地造成了一些所謂“好”的優質小學和中學。必須指出，就近入學是義務教育法里對教育部門的要求，并且同一區域范圍的學校應該沒有差異。但這么多年一直是反著來，就近入學成了對學生和家長的要求，基層縣（市、區）教育局管得過分瑣細，對哪條街道哪一棟樓房可以進哪一所學校，都有明確劃分。孩子只能在住家附近的地方上學，但又面臨學校教育質量有差異的現實。這在客觀上必然導致一個后果，有條件的家長根據所謂“好”的優質小學和中學選擇住家，為子女追求優質義務教育資源。而一些住在“差學校”周圍的中低收入家庭，則只能望優質學校興嘆。如果學校不存在差距，家長就不會這么焦慮、糾結和無奈。
因此，教育部門啟動改革的邏輯起點，只能是讓優質義務教育資源均衡分布優先于就近入學。這是必須直面的一道大坎，也是克服教育不公平的要害所在。對此要有一個常識性的認知，要不然就說不清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為了促進優質義務教育資源均衡分布，教育部門也采取了一些具體解決方案，比如名校辦分校，城鄉學校手拉手，讓城區教師到農村支教等等。對過去已經試過的措施進行反思，正確的就堅持，不對的要找出錯在哪兒，這樣才能弄清楚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
義務教育的首要目標是均衡，而不是制造重點校、重點班。如果不能盡快均衡分布優質義務教育資源，如果不能加快中心城區優質義務教育資源的疏解力度，19個大城市天價學區房的紀錄還會被刷新，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優質教育的希望也會就此漸行漸遠。
教育部門必須標本兼治，用最小的“傷口”換取最有效的改革推進。都說教育是百年大計，那就立即行動，不惜代價做到每個片區都有優質學校，每個學生無論住在哪兒，都擁有平等進入優質學校的機會。這是解決擇校問題的治本出路，也是恢復正常義務教育生態的優先選項。
分析就近入學這一案例，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任何碎片化的改革措施，必須被理性梳理并形成系統化的秩序，才能顯示出改革的創新精神和整合力量。只有建構“全面”、“深化”的內在邏輯體系，才能為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中樞神經系統，從而具有指揮運用改革的能力、膽略和智慧。
